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是清楚的，即黑格尔在德里达的著作中不只是蕴含哲学和文学形象的一个哲学家。毋宁说，可以证明的是，解构的任务是随着黑格尔形成的。……黑格尔的工作既形成了解构的视野和界限，也形成了其可能性的条件。[1]

阿尔都塞对多重决定所说的一切都比别的东西更让我满意……[2]

必须区分分析的层次……[3]

在德里达数目庞大而且还在增长的哲学作品中，“解构”是最重要、最典型的概念。因为它是一串概念，这串概念具有不同的形式，后现代思想已经捡起了它，它广泛地渗透于后现代思想资料的方方面面，重复着它那多变的潜能。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解构的”这个新造词已经发生通货膨胀了，没有任何保留地降低了它的价值。然而，与经济学的新造词不同，哲学概念的含义在使用过程中总是会被削弱。我的意图是指出解构主义擅长以及受限的领域。

“只有当它知道自己的界限时，辩证的解释形式才是正确的”[4]，如果这是真的，这一点对于解构就更是加倍正确的。解构最擅长的就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或父权制意识形态中特有的那种二元对立；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提供充分的基础，这完全超出了它的能力。这是因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最终关心的是，它规定什么是存在的，它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以及行动会如何影响它在未来的变化。而解构主要关注的是：打破已经变得僵化、自以为是和压制性的思维。破坏和认知并不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认知至少需要清算、澄清意义，只有这样才能说出真理。如果破坏抱着提升那些混乱的现存知识碎片的态度而破坏它们的话，那么破坏事实上就有助于推进知识。问题是，解构常常极端地、无差别地破坏，仿佛破坏自在地就是目的。因此，它由此变成了“解构主义”，这是一项帝国主义事业，埋葬了知识的可能性。

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以大无畏的精神试图在解构和马克思主义之间造成某种互补性，但是他创造的结果事实上很有限。这是因为，当他要说出任何将会实质性地推进政治经济学（它是资本主义的科学）的东西时，德里达的解构癖好完全磨钝了他锋利的心灵。这说明了，德里达破坏、解构地玩弄隐喻的高超天分，这和我们的工作（其根本目的在于推进对世界的认识）之间有强烈的冲突。这一章主要关注的就是这种紧张关系以及如何才能解决它。

由于上一章处理了阿尔都塞，同时一些解构主义者把他们的源头更多地追溯至阿尔都塞而不是德里达，因此接下来自然就需要细致地比较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事实上阿尔都塞对德里达的影响非常深刻，这才造成那些喜欢在德里达的研究路子中寻找阿尔都塞的人都会把阿尔都塞视为一名后现代思想家，而忽视了他的现代主义信念，例如，他坚持马克思是一门新科学的创立者。[5]当一个人开始累加计算他们共同反对的东西时，在涉及黑格尔的“表达总问题”、主体—中心的总问题、有中心的总体、知识的镜像神话、历史主义、人道主义、经验主义、本源和在场的形而上学、机械因果性、还原主义和目的论上，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似乎尤其相近。稍微做一下简化就可以说，德里达只是把阿尔都塞的去中心化的策略推得更远，尤其是把它推进到了语言和语言学的领域。然而，德里达的语言去中心化尤其摧毁了阿尔都塞的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

德里达从来没有大量地评论过他和阿尔都塞的差别，但是他曾经明确地拒绝了阿尔都塞的如下做法：后者证明经济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并使用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样的术语，使用了“认识论断裂”，区分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结构主义和一般性的“科学主义”。涉及辩证法，德里达声明：“与福柯、德勒兹等人相比，我感到自己是较少地反辩证法的，但是与阿尔都塞相比，我是较多地反辩证法的。”[6]

在前一章中，我已经证明了，阿尔都塞的总问题在某些方面和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总问题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举例来说，为了澄清资本这个对象所能够具有的独特科学本性，他们都明确关注了作为知识对象的资本。尽管他批判黑格尔的“表达的总问题”，在阿尔都塞的总问题和阿尔都塞对黑格尔的总问题的解释之间还是能够发现不少相似之处的，而不是像他的某些修辞或许会暗示的那样毫无共同之处。我要证明的是，尽管德里达认为自己比阿尔都塞更加反对辩证法，但德里达的解构也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共享着某些相似之处，而且如果我们认识到解构会让我们对差异更敏感，那么解构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还是有它的作用的。一旦一个人接受我们有可能提出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而且接受这样做是可取的，那么解构就是证明我们需要分析层次的一个潜在源头。在我提出的总问题中，那些分析层次达成了解构的很多目标，而没有极端地埋葬理论，而且因此也没有埋葬获得关于资本主义的知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