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下来讨论博斯托纳的《时间、劳动和社会支配》（1996）。相对于阿多诺，这部作品迈出了一大步，它摆脱了阿多诺那相当扭曲，又往往空洞，甚或神秘化的诗学，走向了一种更为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博斯托纳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其方法就是明确地破除否定的辩证法，他建构了独一无二的博斯托纳式的资本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和关根友彦的肯定的辩证法之间的中间道路。

在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研究方法和博斯托纳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一致之处。第一，他充分认识到，资本独特的社会本体论和劳动、财富以及时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相互关系[88]。第二，这种社会本体论借助于抽象的社会结构（它们是自我永恒化的、自我增殖的）部分地建构了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89]。第三，他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和资本之间有相似之处，并断定资本有一种辩证逻辑[90]。第四，这些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具有一种自我悖反的导向机制，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踏车效应”（treadmill effect）中——一方面需要维持劳动力的商品化并对它进行剥削，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率的提高又要从生产过程中减少劳动，这构成了一对矛盾[91]。第五，他认识到政治经济学需要独特的分析层次[92]。

让博斯托纳比阿多诺的著作更加唯物主义的东西是：他重新把资本和资本主义思考为一套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形式，而不只是远古物物交换原理在现代的显现。阿多诺认为，这个原理是“从古到今一直都和历史主体的形成相平行的去主体化过程”[93]的根源。然而在我看来，博斯托纳虽然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是由于他没有充分注意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内在逻辑理论，他的进步又被埋葬了。他断定这个逻辑是辩证的，但由于他只是从辩证法中提取出少数关键点，这个论断的意义又被削弱了。此外，尽管他明确断定：他的理论是最抽象的分析层次上的理论，但他甚至从来没有着手发展这个最抽象的层次和他提到的其他更加具体的层次之间的关系理论。这是不幸的，因为他在抽象层次上的一些论断的有效性依赖于他如何发展其他层次的概念。最后，我以为：他的社会科学的立场被一种长期存在的批判理论假设削弱了。这种批判理论认为，抽象的理论表达必须指明直接、激进的转型，否则它们就是在以某种方式支持现存的压迫秩序。下面我会更仔细地说明以上三点。

说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某些关键经济变量，博斯托纳有一些有趣的、同时在很多方面也很精确的说法，但他从来没有真正阐述过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逻辑理论。他关注的焦点在商品、价值、时间和劳动的本性上，而不在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上。我们不知道博斯托纳究竟会提出一种什么样的资本逻辑理论，这个理论与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有着怎样的联系。

博斯托纳批判朗格（Lange），因为朗格认为，“价值法则是一种均衡理论；这使得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没有任何关系”[94]。与博斯托纳相反，我想证明的是：价值法则确实是一种均衡理论，尤其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均衡理论，而且它还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有关系。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抽象层次上，价值在危机到来之前的繁荣时期会达到均衡，但是这一分析层次上的机制是纯粹抽象的，它缺少历史规定性。因而价值法则表明了阶段性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终结的必然性，但是它并没有直接或完全地解释资本主义在历史中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终结。

由于马克思的整个理论都依赖于均衡趋势，所以马克思本人使用“均衡”[95]这个范畴一点也不让人惊奇。如果没有均衡趋势，那么资本主义将会只是混沌的——价格是任意的，资本不会从利润较低的项目转移到利润较高的项目，工资也是任意的，而不是有序的状态。由于均衡有静态的含义，它最近很容易受到攻击。但马克思虽然使用均衡，他却并没有暗示如果让资本主义自行其是，它会趋向于静态的和谐，毋宁说，对于马克思而言，均衡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是资本总在努力争取，事实上又只能无限接近的东西，它只存在于危机爆发之前的大繁荣时期。

博斯托纳的工作有一个重要贡献，他对资本主义特有的抽象时间做了分析，这里说的抽象时间是一种和具体时间相对的时间。具体时间是由事件规定的，例如，为了收获而播种所花费的时间；而抽象时间则以一种“统一的、连续的、同质的”方式向前推进，它对事件毫不在意，并以某种方式把行为吸收、控制在资本主义之下。接下来可以期待的是，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会最大限度地展现抽象时间。然而，博斯托纳论证道，“马克思的价值法则作为一种确定的历史法则，它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转型、重建的辩证机制”[96]。接下来问题就出现了：确切地说，抽象时间在什么意义上是和历史时间勾连在一起的；价值法则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确定的历史法则”？

我所主张的分析方法的那些层次考虑到了逻辑（抽象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它提出了一组根本性的、紧迫的，一般又会被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忽视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自我运动的实体，同时又是主体”[97]，由此用“黑格尔归于精神的那些属性”[98]建构了一种“辩证逻辑”[99]；另一方面，“一旦价值法则确立起来，它又以政治因素为中介”[100]。价值和资本要么是“自我运行的实体”，它不依赖于政治中介，要么如果存在这种依赖，它们当然就不是“自我运行的”。很明显，博斯托纳把几个不同的分析层次杂糅在一起了。

为了和经济决定论以及还原论划清界限，创造性地回应后结构主义提出的挑战，认识到下面这一点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资本的逻辑从来没有完全控制历史，而且就算它是总体化的力量，除了在思想中，它也从来没有成为总体。博斯托纳断定价值是一种“社会性的总体中介”，这一论断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是正确的，然而由于他缺少清晰的纯粹资本主义观念，他太轻易地就认为，在具体的历史这个层次上，这一论断甚至也是正确的。博斯托纳似乎相信资本在历史这个层次上达到了总体，而且相信价值法则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本质。在做这样的论证时，博斯托纳似乎又退回到了本质主义，就此而言，相比于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他又退步了。

我们需要明确区分纯粹资本主义这个层次上的“内在的发展逻辑”以及该逻辑在历史这个层次上的在场或缺席。在历史这个层次上，存在着踏车效应（treadmill effect）、周期性危机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认识到下面这一点也是必不可少的，即在历史这个层次上，资本逻辑是在场的，同时又是和无数的其他社会力量勾连在一起的，这些社会力量可以使资本的逻辑部分地在场，因此也部分地缺席，从而使资本的逻辑偏转或者取代资本的逻辑。

很显然，博斯托纳并不认为需要把资本的内在逻辑发展为一个理论整体；相反，他孤立出了他自己选择的“内核”，他接下来很明确地把这内核视为现代社会首要的推进器以及最终会摧毁资本主义的那个根本矛盾的根源。他满怀希望要颠覆资本主义，却没能清晰、精确地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逻辑。

博斯托纳认为，资本逻辑的理论揭示了价值增殖和财富创造之间、抽象时间和具体时间之间以及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组织劳动和其他选择之间的矛盾，我同意这个观点。不过我还相信，资本的逻辑中存在着非常多的其他矛盾，为什么他忽略了它们，我不清楚。

与把资本的辩证法描绘为一个整体的做法相反，博斯托纳从这个逻辑中抽出了他自己的“内核”，并用它来维护一种特殊的政治。这造成的结果是，他有倾向性地夸大了他的方法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按照博斯托纳的观点，“传统马克思主义时代错乱的特征”“根源于它没能充分地把握住资本主义”[101]。就算这一点是真的，我们如何知道博斯托纳是否充分地把握住了资本主义，他是否为了反对把资本的逻辑呈现为一个整体，而只是从资本的逻辑中有选择地借用了一些概念，如果这么问太过分的话，他至少也要给出那个理论的轮廓，说明它的主要的必然内在联系。如果“必须把资本主义的根本内核概念化”，而且这一工作非常重要，那么，更多的注意力就要用来界定这一内核，表明它确实是根本性的。举例来说，在资本的内在逻辑中，市场竞争准确说来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离开市场和均衡趋势，能否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博斯托纳重新发展了资本内核的概念，他常常说，这个概念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个真概念。但是，这些论断看起来并不可靠，因为马克思强调市场和均衡趋势，抽出剩余价值和阶级，而这些都是博斯托纳没有强调的东西。博斯托纳断定，“在资本主义中，劳动赋予它自身和社会关系一种客观的特征”[102]，但是，如果在资本的辩证法中，在赋予“它自身和社会关系以客观特征”这一点上，商品形式才是最根本的，他为什么要挑出劳动？还有，为什么他要说“生产者受他们自身的劳动在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中介性维度支配”[103]，而这句话说的只不过是资本支配劳动？劳动最终只能是一种“以社会为中介的行动”，因为资本的市场形式吸收了它，这使得它能够成为价值的实体。如果正如博斯托纳所言，“劳动过程是被价格形成过程塑造的”[104]，那么试图完全分离劳动过程和市场过程看起来就会相当地不辩证。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博斯托纳太执着于“静态均衡”和“历史机制”之间、循环本位的方法（它强调的是市场）和他自己的生产本位的方法（它强调的是劳动）之间的区别了，以致有可能犯下了错误。事实上，就算他还没有从资本的逻辑中完全清除市场，他有些时候似乎也极其藐视市场。

他断定，基本的矛盾不是资本和劳动的矛盾，而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劳动和其他选择之间的矛盾，没有哪种辩证法能够说明他的这种论断，相反他的所有论证都是在服务于提前构思出来的目标。这削弱了他的总体论证，在压根不需要界限的地方，他的论证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因为本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矛盾结合得非常密切，我们不能区分开它们。在21世纪，向着民主社会主义的任何转变都将涉及劳动和资本的斗争，这斗争的目的尤其在于激进地重新组织劳动过程。博斯托纳断定，阶级斗争只能“让资本主义具有人性”或者把我们推向“组织化的资本主义”[105]，他没有提出支持这一论断的强有力的论证。离开阶级斗争，“在历史上克服由资本塑造的劳动过程”[106]也能实现，他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相信这一点，而且除在宽泛意义上的劳动阶级（“劳动的人”？）之外，他也没有想出还有别的能够做出改变的后备行动力量。

博斯托纳断定，“商品的价值是一般的社会中介的单个片段”[107]，就算事实确实如此，但他还是没有提到，“一般的社会中介”就是市场，以商品、货币和作为循环形式的资本为中介的关系取代了人们在市场中的直接关系。为了尽可能地从他的理论中移除市场，博斯托纳经常用“抽象的”“非人格的”或“结构的”支配这样的术语来替换市场，而市场当然是他提到的抽象的、非人格的以及结构的支配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博斯托纳的观点，“在现实之中，揭示潜在的东西会有助于使行为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转变社会的力量”[108]。像其他批判理论家一样，博斯托纳想要在现实之中揭示潜在的东西。这是一个值得钦佩的目标，但是我要说的是，其成功的条件即首先要非常清晰地认识现实，而这不能带有对潜在东西的任何先入之见。正是由于对现实获得了清晰的认识，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潜在的。否则，希望的实现从一开始就将总是屈从于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