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节中，我决定简单地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两部作品——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1987）和博斯托纳的《时间、劳动和社会支配》（1996）——不仅因为它们都扩展、转变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且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个非常丰富且富于影响的思想传统。我发现博斯托纳的著作尤其有趣，因为它把批判理论带向了全新的方向，这些方向所造就的理论模型和我这里的观点更加相近。

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工作，它和我这本书的工作在某些很一般性的方面有平行关系。为了避免过去经济决定论犯下的错误，他似乎想要重新阐释马克思。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动了对黑格尔的战斗，他支持物质性，借以攻击黑格尔普遍概念的帝国主义，同时坚持认为我们需要理论。以否定的辩证法这个形式出现的理论依旧使用“总体”和“本质”之类的概念，但却以一种极端批判的方式说明了核心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被沉重的、现存的显现总体掩盖住了，后者否认批判思维，支持现存的压迫秩序。正是由于这有助于颠覆已经确立起来的总体，思想才接触到了本质，即揭示了过去一直被压制的真实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说明了已经确立起来的秩序事实上是什么，即说明了它是一种支配和压制的秩序。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来源于对很多思想家的批判，但是他最根本的敌人是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坚持“肯定的”辩证法，而阿多诺最充分地发展了“否定的”辩证法。对于阿多诺而言，有三条主要的原因造成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无效的。第一，它是“同一主义”思维的一个极坏的例子——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外壳扼杀了现时代的批判思想。对于阿多诺来说，黑格尔的普遍概念似乎总是“主宰着”特殊性、行动能力和偶然性，同质的精神由于把差异和物质性逼到历史的幽暗深处，才得以创造了一个辩证法[64]。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假定了主词的首要性和主体与对象相统一的终点[65]。与此相反，否定的辩证法总是在主体—对象的关系中“探索对象的优越性”，这里说的主体—对象关系是不对称的，还没达到统一的制高点[66]。第三，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确证世界和保存世界的做法相对立，否定的辩证法绝不会在自身之中停滞不前，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一个幸福的结局，那时人们发现普遍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否定的辩证法的目标是打碎使辩证思维成为必要的那个语境。换句话说，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尝试，它想让哲学服务于激进的人类解放，一旦达到这种解放，辩证法的哲学就将成为不必要的。

尽管我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不否认理论的价值，它却同样批判普遍概念的帝国主义，既批判主体—中心的认识论，也批判作为目的论归宿的辩证法。但是我所青睐、能够带来进步的方法和阿多诺的是非常不同的。为了探究这些差别，我先提一个问题：考虑到阿多诺的知识取向，为什么他还是不认为有资本的辩证法？

达到资本逻辑辩证理论的方法是让资本的内在联系最充分地表现出它们自己。这意味着，我们作为理论家，要试着避免以任何一种方式干涉资本——我们要消极、沉思、深思。我们在思想中让资本依照它自身的内在原理驱动整个世界。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会看到资本真正是什么。有些人可能喜欢这个结果（统治阶级可能喜欢存在着一个统治阶级的事实），而有些人可能不喜欢。但是，如果我们想批判资本，这必须是我们的起点。资本的辩证法在先，批判在后，这里说的是，批判是从辩证法中发展起来的。我强烈反对批判理论的这个假设，即批判的姿态必须走在前面。这个差异开始看起来或许微小，但有着深远的后果。

批判的理论家们假定了，任何一种直接地和根本上非批判、非颠覆性的理论都必定会起着维护现存秩序的作用。我强烈地反对这一点，因为那些理论最好地理解了现存秩序，即是说，既然它们是最客观且为真的，那么恰恰是它们才能最有效地服务于改变现存秩序的目的。如果我们确实能够获得对资本的内在逻辑接近客观的说明（我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就让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想要改变的社会关系集合，而且由于我们清楚了，我们才能够更有效地改变它们。

我当然也相信，如果完全理解了它们，大多数人都会批判资本的内在机械关系。但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只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对机械关系自身进行批判，而且也是在它们的大量历史显现（这些显现依赖于它们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勾连关系）中对这些机械关系进行批判。事实上，批判并没有内在的限制。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关注的是丰富多彩的价值而不只是利润，这些价值可以是健康、幸福、美、伦理、友谊、共同体或任何其他价值，纯粹资本主义的理性总是把短期利润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首，这一事实可以说是批判的源头。

总而言之，我说的是：批判的理论家们不可能简单地听任资本行事。相反，他们急于做出判断，急于取代资本，他们对资本的理解因此也受到了影响。在阿多诺的思想中没有为“肯定的”资本辩证法留出位置，因为后者没有足够的颠覆性。我要说的是，最强的颠覆力量恰恰可能来源于“肯定的”辩证法，而不是来源于否定的辩证法，因为前者让资本多行不义必自毙，后者的基础则是偏执，它认为同一主义思维是非常极权的，这造成的结果是：思想为了不致成为整体的牺牲品，必须不断地以超自我意识的姿态反对自身。在阿多诺看来，所有的概念看起来似乎都是妥协的，他的悲观主义除了美学的反叛，什么也产生不了，这并不为怪。

在处理同一主义思维的问题时，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同阿多诺是大为不同的。与用另一种一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反对黑格尔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不同（这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的做法），我们用资本辩证法的历史独特性反对黑格尔的普遍性。唯物主义的源头是关注特殊的历史对象，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的空洞杂耍。承认特殊和普遍有“同样的权利”，发现“特殊本身之中的辩证法”，而不是仅仅把特殊还原为一个“被中介的普遍”，阿多诺试图以后一种方法来恢复物质性[67]。黑格尔“把一切都还原为一般概念”，还“更进一步清除了反对那些概念的行动力量”[68]，否定的辩证法必须与这种做法做斗争。就像詹明信雄辩地指出的，否定的辩证法“不停地转变特殊与普遍之间的位置，没有任何征兆地把假定存在的普遍转变为特殊，揭露所谓特殊是披着羊皮的普遍”[69]，它通过这些做法来反对一般概念的帝国主义。这听起来很好，但是所有这些概念的杂耍到底是什么呢？

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我们让普遍控制特殊，让价值（同一性）控制使用价值（差异性），而且把潜在的对立行动者还原为经济范畴的承担者。换句话说，资本的辩证法是同一主义思维的完胜，这种思维表达的是资本的逻辑。事实上，它的同一主义导致一些人或许会说它真正暴露了同一主义的思维和存在，这个存在就是资本。一下子把普遍转变为特殊，把同一转变为差异，这对于资本的辩证法来说是破坏性的、没有意义的，因为资本的辩证法代表了统一性对差异性的完全胜利，即事实上价值（同一性）对使用价值（差异性）是绝对漠不关心的。基于他的假设，阿多诺无法想象，让特定形式的同一主义思想和与它相一致的同一主义现实变得尽可能如其所愿的同一，这种做法恰恰可以最终颠覆它——资本的同一主义逻辑。

否定的辩证法将会不断地把特殊性、偶然性和行动能力直接引入资本的辩证法中，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政治经济学没有采用这种方法，他们采用的是分析层次的策略。阿多诺并没有掌握使同一主义逻辑在一个分析层次上取得胜利的认知策略，而只是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说出了使用价值的变体（差异性的逻辑）。最重要的并不必然是颠覆一般概念，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永远也不能获得资本逻辑的理论。如果一开始就把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偶然性和行动能力都引入理论之中，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建构起资本的辩证法。被颠覆的并非资本的同一主义逻辑，而只是我们思考它的能力。当然，毋宁说这是自我毁灭。之所以可能建构起资本逻辑的理论，这恰恰是因为我们有意地想象使用价值（差异性、特殊性、行动能力、物质性）是相对温顺的，而且是能够被价值（同一性）轻易地掌控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需要分析层次，这恰恰是因为，激活使用价值（差异性）需要再次把价值（同一性）思考为和更加碎片化的使用价值形式（差异性）勾连在一起的。这和从否定的辩证法出发的方法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否定的辩证法从一开始就会撕裂每一个概念。阿多诺的表达方式[70]，即通过发现“特殊本身之中的辩证法”而承认特殊和普遍有“相同的权利”，这读起来或许很好，但是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按照我对辩证法的理解，辩证法必须处理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特殊东西的辩证法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又要如何来建构它呢？阿多诺在这一点上所说的东西几乎都是空洞、晦涩的。在我所主张的方法中，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特殊性、偶然性和行动能力很明确地是在辩证法之外的，而且恰好制约着它的自命不凡。

让阿多诺设想一种仅仅部分地理解了现代历史的辩证法，这或许是困难的。对于他来说，“肯定的”辩证法总是暗含着特殊完全被一般概念吸收了，但是对于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仅仅出现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语境中，这是一个理论语境，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资本的逻辑只有部分是确定的，因为特殊性、偶然性和行动能力破坏了它的运作。在黑格尔辩证的整体帝国主义和否定的辩证法之间，我提供了第三条道路。这个第三条道路，资本的辩证法，在某一个分析层次上给了一般概念以完全的支配权，在其他层次上充分考虑到了特殊性，即独特性和差异性。如果真正认真对待相对独立的特定分析层次的话，一旦我们把资本视为知识的对象，否定的辩证法就会毫无用武之地，因为正是分析层次才限制住了普遍东西的帝国主义。事实上，只有在艺术领域中，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阿多诺给予普遍者和特殊者相同的“权利”的努力。一部艺术作品可以非常独特和特殊，而又力求表达普遍的东西。它不能被还原为一般概念，而它同时既是非常特殊的，又是非常普遍的。

正如上面提到的，阿多诺对黑格尔的第二点批判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总是假定了主词的优先性，而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我们总是“寻求对象的优越性”[71]。因为资本的辩证法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上的逻辑，它并不需要像否定的辩证法那样处理抽象和一般意义上的关于主体与对象的普遍问题。相反，它关注的是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的一组主体—对象关系。同样，这也不是一个“寻求对象的优越性”的问题，因为“对象”（资本）已经完全具有优越性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它吸收了一切的主体性因素。在某些方面，阿多诺纠缠的那个普遍性的主体—对象的问题在资本的辩证法中根本不存在。像“主体”一样，资本是自我运动、自我再生产的，同时像对象一样，它并不是人，而且对于人来说它潜在的是可知的。资本是资本辩证法的主体和对象。更重要的是，在资本辩证法的理论中，我们建构了一个这样的理论，它使得资本能够像一个主体一样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按照阿多诺的观点，“对象总是相对于主体来说的，而且总是保持为某种和主体不同的东西，而主体按照它的本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对象”[72]。这里的关键是，因为主体和对象是不对称的，所以不可能把主体—对象综合在一起。毋宁说，对于阿多诺来说，在主体和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和纠缠的。但是作为一个普遍论断，这些命题是真的吗？“对象总是相对于主体来说的，而且总是保持为某种和主体不同的东西，”这看起来似乎是自明之理。但是在资本的辩证法中，一个主体化的对象是相对于一个对象化的主体来说的，这里的主体被还原为对象的单纯人格化，如此一来，对象“总是保持为某种不同的东西”，而这说的是什么也就成了不清不楚的了。资本具有明确的主体一样的属性，它是由社会关系构成的，这种社会关系被商品经济的逻辑物质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个与纯粹“主体”相对的纯粹“对象”。最为重要的是，正如阿多诺所想的（而且大多数其他哲学家也都沉思过），主体—对象的问题并不非常适合于资本的辩证法。因此，既想按照主体和对象的约定俗成的意义使用这些概念，又想在资本辩证法的语境中使用它们，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悖论性的结果。

很明显，阿多诺想摆脱主体—中心的认识论，他也对物化的对象小心谨慎。为了软化坚硬的对象，阿多诺提出要使用本雅明的“星丛”概念。这个隐喻为思考去中心的、关系性的对象提供了一个框架。或者，按照阿多诺说的，星丛思维是按照对象的“历史地设定的价值……在它与其他对象的关系中”[73]来考察对象的。韦伯的历史社会学是星丛思维的一个绝好例子，因为他思考的是理想—类型构成的星丛，这些星丛并没有吞噬特殊的东西，相反却阐释了它们。像阿多诺一样，韦伯也是一个反体系的思想家，他思索星丛，在对象的相互关系中（亦即，在多样的因果关系中）探究对象的“历史地设定的价值”。

很明显，资本的辩证法并不是阿多诺所说的“星丛”，而且这个概念（或者隐喻）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看起来也不合适。举例来说，中层理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去中心的星丛，而是要努力刻画在不同历史阶段上起支配作用的资本积累形式之间的重要差异，而且在建构抽象的类型时，资本的辩证法引导着它。

再者，就算阿多诺关于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所说的内容是有趣的，在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政治经济学中，它也无法必然得出关于主体和对象的一般结论，因为在不同的抽象层次上，考察主体与对象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并不需要抽象地、一般地思考一个不对称、非综合的、纠缠着的关系。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软化、粉碎那些坚硬的对象或概念，问题在于让它们最充分地显示它们的坚固性，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我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

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可以把它自身构造为主体—对象的统一体，但是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在这些层次上人们并不简单的是经济范畴的承担者——这个统一体的部分内容是在濒临崩溃时不停地重建自身。个人认为人是自主的主体，而且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这样的主体，尤其在他们调动自己反抗资本的对象化力量、改善它造成的结果时，他们更是这样的主体。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总是对象化的，而且对象也不同程度的是主体化的，这里说的不同程度是由主体或者集体的行动能力造成的。因而，在这些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考虑到有各种各样的主体和对象以及它们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主体和对象是相对独立地“纠缠在一起的”，阿多诺的这个表述就是无力的，了无趣味的了。

阿多诺对黑格尔的第三个主要批判攻击的是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即辩证法在历史中实现是称心如意的事。相反，对于否定的辩证法来说，称心如意的事是，摆脱压制性的统治，从而也摆脱否定的辩证法。这是因为阿多诺认为思想的历史在本质上是“启蒙辩证法”的征程[74]。支撑起这个壮丽的征途的是“物物交换原理”，这个原理“强加给整个世界一个义务，即变得同一，变成整体”[75]。“物物交换原理”就是索恩-雷特尔（1978）所谓“真实的抽象”的根源，“真实的抽象”说的是在交换中用量的同一性取代质的差异性的趋势。索恩-雷特尔和阿多诺都强调：经济交换在历史平面化、抽象化的过程中有着首要的地位。对于阿多诺来说，它在历史中的地位看起来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极为相似，因为它们都代表了历史中的支配力量。但是，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物物交换原理的实现远不是最后的还乡，而是尘世的地狱。

这种观点中包含着一个无法清楚言明的巨大本质主义。事实上，就像大多数普遍的本质主义一样，它夸大了历史中的某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就像博斯托纳强有力地证明的那样，由于过度强调物物交换原理，阿多诺不能理解资本独特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主要是劳动和生产过程的特定组织形式。强调物物交换不仅产生了过于循环本位的资本观，而且，正如我已经论证的，物物交换和交换价值是不同的，充分发展的交换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它和物物交换没有任何关系。物物交换是一个使用价值和另一个使用价值之间的一种完全地域性的交换，它没有货币利润，而且因此也不能产生商品经济的逻辑。

由于太恐惧极权主义社会的来临，阿多诺忽视了对历史的通盘考量，他染上了一种偏执的噩梦，摆脱这种噩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物物交换原理已经或多或少地完成了它自身，而且它的完成意味着极权主义，那么结果将会是我们无路可逃。历史的结局是一个“铁笼”，同时物物交换原理似乎也没有矛盾，而只有矛盾才可以许诺一条出路。因而，在面对缺少内在矛盾的极权主义社会时，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绝望的劝告。他所使用的那些概念都已经被同一主义思维殖民了。

稍微看一下阿多诺处理“本质”和“显现”的方法，就能感觉到他如何尝试着把这些概念去殖民化。按照阿多诺的观点，黑格尔假定了“本质”“是纯粹的、精神性的自在存在”或者是一个“认知主体的单纯产物，主体最终在它那里确证自身”[76]。相反，否定的辩证法把“本质”视为“历史一直以来都服从的命定法则，这个法则越是无法抗拒，就越是会隐藏在事实之下，最后他们只得坦然地否认它的存在”[77]。因而，主体构思的世界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一个敌视主体的世界”[78]。与它处理主体—对象的关系相似，否定的辩证法并没有拒绝“本质”，而是重新设定了它，因为“拒绝存在着一个本质，这意味着站在显现一边，站在绝对的意识形态一边——实存已经生成了这种意识形态”[79]。否定的辩证法“能够打破同一化的符咒”，阿多诺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非常同一化了[80]，但是，既然辩证法的理论总是内生性的[81]，否定的辩证法的目标就是“从内部……突破语境。通过逻辑，辩证法把握住了逻辑的强制特征”[82]。极端批判的、能带来转变的逻辑要能够发现最核心的潜在力量，尽管这些潜能是被总体化的显现掩盖着的。

一方面，阿多诺没有放弃“本质”，因为这样做将和显现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功能主义意识形态站在一边。另一方面，本质又是“历史一直以来都服从的命定法则”，因此否定的辩证法必须发现另外的本质，它潜藏于显现后面，这些显现将展示出一种潜力，这种潜力是过去一直支配着我们而现在已经变得无效的为固定本质所否认的。

关于建构一种在认知上给予特殊者和普遍者相同权利的社会科学，阿多诺给我们的指导极其有限。“思维反对思想”或者“碎片化的逻各斯”之类的表达都是空洞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神秘化的。由此得出的是，否定的辩证法使得辩证法更加唯物主义，他的这个说法也并不很能使人信服。如果像阿多诺说的那样，“不仅生产、分配和支配的机器，而且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不可避免的是相互交织的，而且生活于其中的人们都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零件”[83]，如果社会世界已经变成这样的总体，那么社会理论如何能够有效地用那个世界的思想来思考怎么反对那个世界，就是不明确的。

如果社会已经变得像阿多诺所认为的那么极权主义，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获得那个支配着我们的极权主义逻辑的理论将是很有帮助的。通过发展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关根友彦的资本辩证法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纸上的老虎，而这是把它转变为纸老虎的第一步。用辩证法发展资本的逻辑，这并不会必然产生阿多诺害怕的同一主义思维。分析的各个层次以清晰的、精确的关于普遍东西的帝国主义理论为起点，这样做就是要明确阻止普遍的东西对特殊的东西的帝国主义。

问题并不在于发现特殊东西的辩证法，从而承认特殊的东西有相同的权利。相反，通过把辩证法限制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就可以承认特殊的东西具有它们应得的自主性和解释力，而不必求助于神秘的“特殊东西本身之内的辩证法”。这种方法既没有把资本的逻辑视为全能的，也没有认为它必然总是会在历史这个层次上达到总体性。相反，历史可能充满了现实的或潜在的特殊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可能会反抗资本，并最终摆脱资本主义。事实上，资本的辩证法表明了，资本的逻辑包含着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寻求摆脱资本主义的出路，就算不是生活的主要追求，最终也将变成首要需要。为了确保从一开始就以某种方式存在于概念之中的“对立—力量”摧毁每一个概念，从而做一套概念的杂耍，这并不必要，亦不可取[84]。让一般概念统治个别的东西，从而确立起它们之间必然的内在关联，由此使特殊东西的排他性、支配性的特征显现出来，这样做更有意义。这样做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最清晰的关于资本的可能身份的理论，它能够为批判和对立的行动提供基础。资本的辩证法以完全物质性和极其明确的术语呈现了我们想要批判的那个事物的本性，这种批判是为了找到摆脱它持续地支配一切的出路。

因为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政治经济学把辩证法限制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中，很明显这和阿多诺有一致的地方，这种一致就在于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中，所有的辩证法都将被抛弃，但是此时此地，辩证法的目的却是不同的。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想要反对的猛兽才使用辩证法，而否定的辩证法的目的则在于在一个“单向度的”[85]世界里至少保存一丝批判思想。资本辩证法将会一直作为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而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消亡之后，它的作用将只是用来理解一种过去存在的生产方式，它不再是有生命的逻辑，我们不再需要从中摆脱出来。否定的辩证法在一个已经解放的社会中很可能不会再存在，因为我们将不再被由物物交换原理产生的同一主义思维平面化和窒息。当然，阿多诺的自由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一点儿都不清楚，但首要的是，所有的支配都很有可能终结，否则，否定的辩证法将还会扮演一定的角色。

上面的论证将向读者表明我为什么相当怀疑詹明信的论断，“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很可能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86]。按照詹明信的观点，“正是单个哲学语句的相似成分，即它想要叙述概念，最终从概念的坏同一性中得出了孤立的抽象概念，使得我们可以同时从内部和外部思考它的同一性……”[87]而对于我来说，情形似乎是这样的，即如果我们基于资本的深层结构理论估价政治经济学，叙述概念恰恰是我们不需要的。资本的辩证法并不处理“孤立的”而是处理相互关联着的抽象概念，而且在它退回去“从外部”考虑它们的必然的内在联系之前，要先“从内部”充分地考虑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