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这里勾勒的，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或许和其他科学有很多共同特征。[65]然而，我的目的是强调其知识对象的独特特征。我曾试着表明：过去和现在提出的很多哲学选择与哲学范畴并不都适合作为知识对象的资本的独特性。宇野弘藏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本体论在某些方面比后现代主义更适合差异。它的方法论随着分析层次的变化而变化：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使用的是辩证的逻辑；阶段理论发展的是抽象类型理论，这种理论是在资本逻辑和历史分析的指引下提出的；历史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它是在那两个更加抽象的分析层次的指引下提出的。如果过度简化一下，也可以说：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利用了辩证的方法；中层理论，由于它的同步性，利用的方法论主要是结构的方法；历史分析，由于它关注的是变化，利用的方法必须同等强调过程和结构。但是这个说法之所以是过度简化的，是因为像下面这样说才更加精确，即中层理论使用的是分析结构模型，它是在辩证逻辑以及以过程为导向的历史分析模型的指引下提出的，后者本身又是在辩证逻辑和分析结构模型的指引下提出的。在最抽象的层次上，真理是客观的，但这种客观绝不是阿基米德式的。所有的层次都是总体化的，但是只有在最抽象的层次上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方法论上说，不同的抽象层次使用的是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定向概念。

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这种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没有预想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相比于其他研究方案，它也没有帝国主义“一统天下”的野心。它的目的首先是改良那个我们靠着它获得了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力量进行清晰认识的框架，但是这个目的也依赖于对其他社会力量的研究。举例来说，女权主义理论越能清楚地说明性别的本性以及两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资本和性别的关系越就会有好的理解。而且如果女权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性别，他们也需要理解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社会力量和性别的关系是怎样的。

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和这里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非常不同的。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很少需要鼓励，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将保持主流地位。它仍将保持霸权地位，因为这个学科深深地渗透着商业世界的工具价值，而商业世界迫切地想知道此时、此地、在这家工厂里如何把利润最大化，如何保持增长，如何控制资本主义衍生品的破坏。只要资本主义有霸权地位，主流经济学的霸权就很可能会持续存在。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工具学科的科学地位是不牢靠的。在任何时候，这个学科的核心都是大量的数学形式，它们都接受经济与社会相脱离是给定的、不成问题的，把它视为自然的事实。因而主流经济学理论在思考经济的社会性时，在思考经济和社会以及经济价值和其他社会价值之间的勾连关系时，有着巨大的困难。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政策制定者采取了这些经济学家在诸如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不平等、贫困、环境破坏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相对停滞等长期问题上的建议。

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社会被还原为“有缺陷的”或“外在的”之类的范畴。因此在从抽象的形式模型进入具体的历史时，它常常一步就跨过去了，而这一步引入了一系列外在的东西。这种方法和我的主张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我是从研究物化社会的理论开始的，我这样做的原因也很明显，因为经济总是而且仅仅是物化的社会关系。一旦彻底的物化这个假设缓和了，就像中层理论那样，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经济，把它视为一组和政治、意识形态与法律实践（这些实践尽管有独立程度的差异，却都是相对独立的）勾连在一起而又相对独立的实践。因而，在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方法中，经济和社会从来都不是分离的，毋宁说，所有的社会性因素在彻底物化的时候都被吸收进了经济之中，因为在那种情形中，社会结果完全是由价值的运动规定的。

我正在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案，这种方案以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重构为基础。它首先强调的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逻辑来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既然已经发展了资本内在逻辑的总体理论，那么使用不同的理论层次来思考这个逻辑在那些物化并不彻底从而也更加具体的层次上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点就变得很必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种变体也可以叫作“哲学经济学”，因为它对资本这个知识对象的独特性有自我意识，因为它把抽象的经济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问题，因为它把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其他社会实践领域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最终或许是正确的，尽管“现存的社会主义”最近失败了，资本主义还是会被民主的社会主义成功取代。然而，同样清楚的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会轻松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他明显错了。社会主义只是在民主取代物化的时候，向前再迈一步，这一点其实比原来的设想困难得多。在长时期内，我倡导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能力帮助我们清楚、细致地思考如何渗透、颠覆资本主义的物化。市场应该有多少支配作用，“经济学的价值”[66]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少控制，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事了。

[1] 这篇文章曾发表于《波兹南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哲学研究》（Poznah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第60卷，但是本文做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

[2] 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Reading Capital，London，New Left Books，1970.

[3]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and trans.G.Hoare and G.Nowell-Smit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400.

[4] Leszek Nowak，The Structure of Idealization，Dordrecht，Holland，D.Reidel，1980.

[5]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Mass．，Beacon，1944.

[6] 正如马克思说的：“正是在利润的这种完全异化的形式上以及在利润的形式愈来愈掩盖自己的内核的情况下，资本愈来愈具有物的形态，愈来愈由一种关系转化为一种物，不过这种物是包含和吸收了社会关系的物，是获得了虚假生命和独立性而与自身发生关系的物，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物……”（Karl Marx，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Vol．III，Moscow，Progress，1963，p.4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分册，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段话说的正是我用“物化”表达的内容。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是彻底的，经济范畴表达的物包容、吸纳了社会关系。换言之，经济范畴不仅表达了物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表达了物化的社会关系，被商品中介的社会关系。

[7] 按我的理解，“本体论”表达的是知识对象的根本属性或所是。“认识论”表达的是获得知识的可能性，这种知识对于对象而言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很明显，我同意巴斯卡尔的观点，他认为本体论具有优先性，因为它是知识对象的根本本性，它限制了能用来认识它的知识和方法的可能类型。参见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Brighton，Harvester Press，1978。

[8] 以巴什拉（Barchelard）为基础，勒考特（Lecourt）写道，不存在统一的认识论（参见Cominique Lecourt，Marxism and Epistemology：Bachelard，Canquilhem，Foucault，London，New Left Books，1975）。阿尔都塞认为，有效性的标准是内在于每一门科学中的（参见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Reading Capital，London，New Left Books，1970）。茹赫廷则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社会科学”，离开各门科学的细节问题而讨论方法论注定是无效的（参见W.A.Suchting，“Reflections upon Roy Bhaskar's Critical Realism”，Radical Philosophy，no．61，1992）。尽管我同意这些观点，但是要看到，我对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知识对象还是缺乏充分的研究。尽管阿尔都塞写道，马克思做到了科学上的突破，我还是认为他没找到要点。同时，他过多强调有效性标准的内在性（对每一门科学而言是内在的），却没有充分说明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似性。

[9] 我在这一章只会发展资本内在逻辑理论的某些方面。要想找一份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完整、严格的重构，我强烈推荐关根友彦的《资本辩证法大纲》（1997）。

[10] 矛盾的是，由于片面的单向思维，强调差异的本体论最终把社会平面化，把社会弥平了。

[11] 之所以在“物”上加引号，是因为商品和货币是非常特殊的物，它们包含着社会关系。

[12] “物化”暗示资本有“独立的实存”，马克思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Karl Marx，Capital，Vol．II，Moscow，Progress，1967，pp.108-109.《资本论》第2卷，121-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尽管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生产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是这样生产的。例如，劳动力和土地被转变为商品，这个过程虽然受资本主义原则的控制，但是它们却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生产的。

[14] 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Merlin，1971，pp.83-84.

[15] Georg Lukacs，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London，Merlin，1971，p.84.

[16] 社会知识可能还有其他对象，它们有自身的物化形式。因而，拉康的主体表现出物化的特征，福柯的主体表现为规范的社会。然而，我要说的是，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表现得最清晰，拉康这样的思想家提出的心灵现象投射和语言物化程度的投射，只有对于纯粹资本主义而言才是恰当的。

[17] 对于我而言，“彻底的物化”并不意味着人被完全转变为物，而是说经济结果完全是由资本的运动决定的，人类的行动能力只服务于资本的自我扩张。

[18] 参见布拉沃伊（Burawoy）有趣的工厂政体理论。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London，Verso，1985.

[19] Karl Marx，“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Marx-Engels Reader，Ed.R.Tucker，London，Norton，1978，p.476.

[20] 有些思想家有时会把官僚制度这只“可见的手”和市场这只“不可见的手”做比较。我在这里只是想表明官僚制度和经济物化之间的基本区别，而没有充分分析它们之间的所有差别。

[21]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写道，物化在历史中已经变得彻底了，必须放弃任何对自由的希望。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oston，Mass，Beacon Press，1964.

[22] Tom Sekine，The Dialectic of Capital，Vols.2，Tokyo，Toshindo Press，1986，p.38.

[23]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London，Macmillan，1978，p.42.

[24]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London，Macmillan，1978，p.41.

[25] 罗森塔尔（Rosenthal）认为商品交换引出的基本概念是“实践概念”。John Rosenthal，“The Objectivity of the Economic：An Essa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in the Discourse of Marx's Capital，” Phd Thesis，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New York，1993.

[26] Louis Althusser，For Marx，New York，Vintage，1969，pp.198-199.

[27]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London，Macmillan，1978，p.20.

[28] 我同意博斯托纳批判索恩-雷特尔片面强调交换和生产的对立的观点。

[29] 理论抽象有助于真实的抽象，因为斯密、李嘉图等理论家对经济实践产生了真实的影响，他们切实地推动了使得社会生活变得更加资本主义（或更加自由放任）的政策。

[30] Alfred Sohn-Rethel，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London，Macmillan，1978，p.53.

[31] 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眼中的主体总是经济主体。

[32] 即使在生产过程中，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也假定了监管劳动在机器系统中的作用是最小的，在这里工人只是机器的附属物。命令来自机器而非管理者。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我们假定劳动者并不反抗有生产作用的机器。

[33] “召唤”来自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London，New Left Books，1971.

[34]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

[35]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p.114.

[36]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p.78.

[37] 因为在我看来，纯粹资本主义理论是严格的资本的商品—经济逻辑理论，资本的内在逻辑对人和他们为商品再生产做出的安排都是完全漠不关心的，除了对家庭、家务劳动和再生产的最抽象、最形式化的讨论之外，其他所有的讨论都要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而不是在资本内在逻辑的理论层次上进行。

[38] 在这里使用“本体论”，因为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和特定阶段上的抽象类型不是同一个对象，后一种对象和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力量的资本（它在变迁过程中和其他社会力量是勾连在一起的）又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资本主义科学必须要有一个分层的知识对象。

[39] 这里的必然性和形式计量经济学体系中的原子必然性是不同的，它是一种社会关系必然性，完全是由资本的逻辑塑造的，关根友彦已经表明这个逻辑可以表述为一种辩证法，它开始于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内在于商品形式之中。也可参见John Bell（约翰·贝尔）：《辩证法和经济学理论》，阿尔布瑞顿和关根友彦编（1995）。

[40] 对阶段理论的实质性的表述，参见Robert Albritton，A Japanese Approach to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991。

[41] Robert K．Merton，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Free Press，1957.

[42] 一般而言，我同意布雷纳（Brenner）的观点，他指出英国农业的变迁在资本主义的孕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强烈反对他使用“农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因为它暗示了这个早期的孕育阶段并非资本主义，而事实上它是。

[43] 对重商主义的充分讨论，参见Robert Albritton，A Japanese Approach to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991，Chapter 5。

[44] Karl Marx，“The Communist Manifesto，”The Marx-Engels Reader，Ed.R.Tucker，London，Norton，1978，p.477.

[45] 很少有著作实际上利用这种方法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分析，因为（研究者）还没搞清楚适合于这一层次的认识论。对历史分析这个层次的某些讨论，可参见Robert Albritton，A Japanese Approach to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991。要想搞清楚“资本”在历史分析中的重要性，可参见 Robert Albritton，“Did Agrarian Capitalism Exist？”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Vol.20，no.3（April 1993）。

[46]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

[47] 参见Robert Albritton，“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for an Age of Postmodern Excess，”Rethinking Marxism，Vol.6，no．1（Spring 1993）。巴斯卡尔使用“起源机制”表达科学理论的深层结构。参见Roy Bhaskar，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Brighton，Harvester Press，1978。巴斯卡尔也发展了分析层次理论，这个问题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又很复杂。参见Roy Bhaskar，Dialectic：The Pulse of Freedom，London，Verso，1993。

[48] 这是诺瓦克的术语，却和宇野弘藏的“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有趣的重叠之处。参见Leszek Nowak，The Structure of Idealization，Dordrecht，Holland，D.Reidel，1980。

[49] 对逻辑的—历史的方法的全面批判，参见Robert Albritton，A Japanese Re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London，Macmillan，1986。

[50] G.W.F.Hegel，Hegel's Science of Logic，trans.A.V.Miller，London，Allen & Unwin，1969.

[51] Tom Sekine，An Outline of the Dialectic of Capital，2 Vols.，London，Macmillan，1997.

[52] Robert Albritton，“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for an Age of Postmodern Excess，”Rethinking Marxism，Vol.6，no．1（Spring 1993）．

[53] “全球”指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理想）世界。

[54] 经验上，我们并不能预先告知它何时以何种方式终结——我们只知道资本的逻辑对历史的片面控制必定越来越松弛。事实上，关根友彦认为这已经发生了。参见Tom Sekine，An Outline of the Dialectic of Capital，2 Vols.，London，Macmillan，1997。

[55] 简言之，利润率下降只是迫使资本在危机中阶段性地重建它的价值关系，但是利润率不能一直下降，甚至相对较低的利润率也会带来停滞和无法接受的失业率。

[56] 参见Robert Albritton，A Japanese Approach to Stag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Macmillan，1991，pp.106-109。

[57] “一个人一生都在苦力市场上做苦工，很难期待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比负重的马匹知道得更多。”参见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 Vols.，New York，Dover，1959，p.443。“……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时比人和野兽之间的距离更大。”参见 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 Vols.，New York，Dover，1959，p.446。

[58] 参见Maurice Cranston，John Locke：A Biography，London，Longmans，1957，pp.424-425。

[59] 洛克（1963）在《政府论》第二篇文章中写道，可以合法地奴役非洲人，因为他们在不平等的战争中是侵略者。

[60] 在洛克的所有著作中，“懒散”都是有罪的隐喻。

[61] 马克思写道：“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Karl Marx，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Vol．II，Moscow，Progress，1968，p.1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分册，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诺瓦克使得这一点变得充满力量。Leszek Nowak，The Structure of Idealization，Dordrecht，Holland，D.Reidel，1980，p.9.

[62] 这个隐喻看起来有些牵强，当时我们假定了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它完全通过商品—经济的逻辑再生产自身，我们就此排除了所有的干涉，这些干涉让资本无法展现出它本身。

[63] 柯利尔（Collier）写道：“一条法则要成为真的，当它所表达的机制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不发挥作用的时候，它必须要能挺住。而这条法则要成为有用的，它在解释开放体系中的事件时必须要发挥作用，这个机制在这个体系中和其他机制一起起作用。”（参见Andrew Collier，Critical Realism，London，Verso，1994，p.43）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价值法则要成为真的，就必须在纯粹资本主义的封闭体系中发展它的理论，那些这样做的理论家，他们的工作才是真实的工作。因为在事件这个层次上，资本的逻辑在开放的体系中不仅和其他机制一起发挥作用，而且和很多社会力量是勾连在一起的。这个层次没有最终决定它们的因果效用的深层结构或发生机制。

[64] 我这里的目的不是贬低此前别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的贡献，而是强调这里提出的方法所具有的潜能。

[65] 一般而言，我同意诺瓦克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理想化的理论，其目的在于揭示资本的内在结构。诺瓦克的目的是想强调理想化作为所有科学的策略所具有的重要性，我则想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独特性。Leszek Nowak，The Structure of IdealizationDordrecht，Holland，D.Reidel，1980.

[66] 在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学的价值”作为相对独立的物化力量将不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