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著名定义如下：

阶级意识就是理性的适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则要归因于生产过程中特殊的典型的地位。阶级意识因此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10]

也许看起来，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把他们自己的议题（被归因于的阶级意识）以个人也许会采纳的目标为代价而强加于无产阶级。然而，我并不认为这里谈论某种替代性选择是公平的：“如果阶级想我们所想，这很好，所以让我们把这个内容归于他们的‘真实’意识吧。”这种意识的必然性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上，这种研究揭示其固有的结构性对抗。这个结果使我们推论出两个互相补充的结论。

首先，只有这种结构性对抗所定义的阶级才能被期望为在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总和的组织时是实际有效的。康德和黑格尔从既存整体立场出发进行思考，他们都反对违反资产阶级规范，但在无产阶级的例子中马克思却将社会诸关系的革命重建计划赋予无产阶级。其次，如下一点也是真实的：只有通过反抗资本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建构为自为存在的阶级。

当然，通过与资本的关系它已经被建构为一个阶级了，但考虑到意识形态控制是伴随着物质控制的，对工人来说很难不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他们提供的定义和状况，因而也很难不以制度合理性的方式行动。对于个体无产者来说，寻求改善他们在既存社会等级中的地位经常是可能的，他们甚至决定通过背叛阶级中的其他成员来巩固其地位。相当多工人群体会通过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以特殊利益集团的既定结构为前提——确保他们状况的改善。而且，白人工人会发现排除其他肤色人种的工人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再如新教徒排除天主教徒、男人排除女人等。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无产阶级作为整体即作为集体主体（collective subject）而行动，那么对这一点而言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它相对于资本的客观上既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由之前提到过的历史命运预示了。推翻资本是能够取代上述特定利益的唯一普遍利益，而且它是唯一的永久的事实，因为劳动贵族的出现和上文提及的其他特殊情况都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特定事态。

阶级的现实性不取决于社会状况的细微相似性，它是对抗结构的结果。马克思说：“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11]所以，团结和竞争这两个维度是同时起作用的。

因为阶级认同仅仅在革命时刻才会实现，否则就会被差异和对抗所威胁（compromise），所以努力地阐明阶级的普遍和长期利益的政党才不得不“代表”被假定的等同性，并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而且，除了政治中介，道德要求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工人是具有阶级意识的，这无论如何不会消除个人利益。博弈论（Game theory）已经证明，对于相互分立的个人的理性自我利益来说，为了共同利益而减少共同行动通常是不可能的。“背叛”（selling out）经常把自身作为更好的选择。于是就需要无产阶级道德——它表达在诸如“团结”“阶级忠诚”“革命责任”等术语中——的中介，以及对低效者（ratebusters）、流氓（scabs）、“宠儿”（blue-eyed boys）和其他类似的人予以蔑视的灌输（inculcation）。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活生生的现实，它不能在思想上被废除，而只能作为改变状况的实践行动的结果。

马克思曾担心，道德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将工人束缚到虚假普遍性上的资产阶级伏兵。马克思想仅仅依靠阶级利益。当他被迫将“义务”“权利”“真理”“正义”和“道德”这些说法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2]中时，他曾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对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造成危害”[13]。这是有趣的。当分析这种“安排”时，语境首先是成员“相互之间的行为”。显然，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观念都从属于反对阶级统治的斗争。马克思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没能理解个人对其阶级的必要忠诚不能简化为一次纯粹谨慎的算计，个人作为阶级卫士的身份不得不以社会的方式建构起来，并且在这里起作用的是适当价值的灌输。

马克思仅仅模糊地意识到作为普遍性的阶级利益与其成员是对立的，因而需要道德中介。这种普遍性——作为不同于一个工人的特殊利益的阶级利益——对于反对资本的有效行动而言必须以理论的和实践的方式实现。但这是哪种普遍性呢？它不能被抽象地概念化，即不能作为超越差异的普遍性，而是作为包含差异的并对阶级中不同成分（熟练的和不熟练的、男人和女人等）的特定经历予以回应的具体普遍性。对运动而言，有必要以压迫作基础而非以阶级作基础，这不仅是因为人们除了阶级压迫之外还会遭受歧视，而且还因为他们受阶级压迫的经历本身就中介于这种特殊性中。

除了种族、性别、技能等常见张力，还存在着自马克思公共领域著作的时代以来巨大扩张的结构性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被分裂为直接与资本冲突的一部分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介而只是间接地与资本冲突的另一部分的问题。这种分裂的表现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社会民主党成为公共领域的代表并失去产业中对减税持不同态度的被剥削者的支持。悖论是，现在工会成员比重最大的正是公共领域，而私人领域的工人则更加原子化了。正是团结分散在这些分裂中的阶级的需要，使得革命政党成为必要。

如下的观点——身份（identities）例如“阶级”是话语建构的——是明显的胡说。阶级根源于客观社会结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相同结构碎片化（fragment）和原子化（atomise）无产阶级，那么这个矛盾将不得不以政治的方式予以处理。阶级认同既是革命政治的假定，也是革命政治的成就。人们时常谈及，无产阶级不仅能而且也必须掌握有关其状况和革命任务的一定程度的真实知识，这与资产阶级革命以极端意识形态的自我理解而“胡乱应付”（muddle through）的方式是不同的。未被强调的（除了卢卡奇）是，这种知识不仅是技术性的（做个类比：建桥需要工程科学），它也是不得不被实现的自我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了。阶级对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意识所达到的成就改变了它，以致它在阶级斗争中富有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