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固有的合理性标准这个角度考虑事情，判定个人在制度内的行动不得不依据它们在制度中的效力（efficacy），即它们有多紧密地切合制度的合理性：“惯例”（done thing）既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又是规范性的（prescriptive）。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其他安排的可能性，人们也许会说，从某种“更大的”立场看，既存社会制度本身是“非理性的”。这产生了一个关键要点，即在谴责整体社会结构是非理性的并提倡它的转变时涉及哪些问题。

这种判断固有的困难构成这一部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也存在“变化”（change of gear），因为我远离了第一部分的抽象层次。从这里开始，我将探讨我特别感兴趣的具体事例即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做时，我将马克思分析的这些实质性论断（如资本主义社会是内在地剥削的）作为前提。

考虑一下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中某个没有财产特别是没有生产工具的人的矛盾性行为。制度的合理性要求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那种垄断生产工具的人）以求得生存。然而，就他使自己的劳动异化而言，其创造的剩余价值所起到的作用只是扩张资本权力并强化他对资本权力的从属地位。这种制度通过以体系性的方式把工人排除在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之外而压制工人，这种制度若没有对劳动的持续性剥削是无法存在的。因此在一种意义上，对工人来说参与到这种制度中是不利的。然而，他们每天还是会这样做以求得生存。比被剥削更糟糕的是没有被剥削！

这些工人的行为可以有另外的评判。就制度合理性而言，工人们是精明的功利主义者，他们选择半个面包而不是没有面包。就他们欲求整个面包而言，制度合理性要求他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晋升的“宠儿”、节俭的以及有足够进取心以参与财产所有者的民主的人。但这种解决方式只对一部分人是可能的，其预设是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成功。从另一种观点看，每一个工人都是工资的奴隶，是工资奴隶阶级的成员之一，他们只有通过社会的完全重建包括废除工资奴役，才能作为一个阶级得到解放。

后一种谈论方式提出如下的问题，即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状况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判断是在什么立场上做出的。首先清楚的是，尽管它不是一个选择，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和忍受饥饿在资本主义合理性中却都是可列举的。但是，在工资奴役与革命之间的选择需要在制度结构总体层面和它再次总体化的潜能层面予以推理。理性所作用的对象不是制度的特殊联系而是总体本身。考虑到我们公开讨论中提到的本体论原则，问题就出现了：谁的“理性”在此起作用？表达在诸如“工资奴役应被废除”等判断中的立场能否被归于一个具体主体？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要对抽象理性和具体理性进行区分。简言之，区分的要点在于抽象理性无法与实践关联起来，但也存在使这种关联得以发生的一些方式。具体理性的例子是，“如果我坚持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那么我最终将理解他”，因为尽管这可能是错误的，但这个判断是与我的实践即与我现在和未来的研究具体地统一起来的。另外，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是抽象理性者的光辉榜样。在反对经济对政治具有相对优先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时，他将这简化为政治无能性的稻草人理论（straw-man theory）[3]，他说：

它把政治力量视为基本的……例如，为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们可以推广一种合理的政治纲领……当我们能够通过法律确保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的生存状态时，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那么保护公民不受经济恐惧和经济威胁的自由，就将接近完善……不应该承认，经济权力可以支配政治权力；如果必要的话，经济权力应该受政治权力的打击和控制。[4]

然而，谁是这种道德游戏中所假定的“我们”呢？也许，政治权力如果不包括政府摧毁工人组织的意图，那它就是不全面的。在最后一句话中，波普尔甚至具体化了政治权力的抽象概念并赋予其从事全部斗争的任务。所有关于社会中权力关系的问题、所有关于国家机器权力的问题、所有关于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发展的问题、所有关于政党和其他社会政治形式的角色和组织的问题、所有关于大规模动员和议会政治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击败过社会主义运动中许多最伟大的头脑，它们都被波普尔——他对作为抽象实体的“我们”和“政治力量”具有强烈的信仰——忽略了。如果“我们”被替换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相似的什么，那么，波普尔的全部设想都会归于失败。如果波普尔提出诸如“我们可以使用政治权力制定法律”等设想，他只是指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参与政治至少是参与民主的可能性，那么他通过声称“我们可以制定法律”而避而不谈的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敞开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论“我们”将之放入头脑中予以完成的某些事情，我们不得不从具有特殊问题、阶级利益、宗教关系、教育水平、职业和处于既存社会秩序的位置中的具体个人出发。我们不得不讨论不同个体的观念由以形成的方式、它们是何等的现实、他们宣传这些观念以及将之与其他观念结合以实现这些观念时的机会和困难。这个政治问题式——无论所涉及的那些因素是否实现——受到阶级结构和潜在经济发展的制约。从我们这里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能介入社会的历史主体这一问题处于波普尔的视野之外。

回到主要观点上：明显地，个体思想家只会抽象地论证“工资奴役应被消除”，因为这样简单的判断是与实践脱节的。如果判断有可能与物质主体的实践相统一，那么它就变成是具体的了。这如何能发生呢？一方面，严格的限制内在于个人主义立场，它必须把社会结构视作“既定”的基础，这一基础限定了向个人敞开的选择；然而，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这些结构并不像活动的气候或地理基础那样是既予的，它们将自身的起源归因于历史，也就是说，归因于（作为整体的）“人类”活动。然而，“人类”概念不能提供对既定现实的实践态度，因为相反的原因——它排除了个人。个人是活动的具体主体，但在力量上却十分有限；“人类”看起来无所不能，但它却不可能假定对充实这种抽象来说必不可少的统一性和意识。这种立场只能是某种模糊的黑格尔式“时代精神”，它早就被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著作中的尖锐批判充分驳倒了。

对马克思来说，历史起源的问题通过阶级行动来解决。阶级足够特殊以致拥有利益的必要统一与行动的团结，同时阶级也足够强大以致能直面普遍使命并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它。不是个体雇佣劳动者而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雇佣劳动者阶级，才为废除工资奴役提供物质基础。

现在清楚的是，当我们之前对比有关无产阶级情况的两种言说方式（一种方式以制度合理性为基础，另一种方式由于制度结构或社会关系的总体而形成）时，我们并没有比较可替代的策略并发现一种比另一种更合理。反之，我们现在来比较这两者。理性所作用的对象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它们为两种不同主体的具体理性形成了合适的领域。（尽管为避免二元性的指控，我们应该指出这些主体是辩证地联系起来的，因为它们从观念上和物质上都产生于无产阶级社会存在中的矛盾。）对个体无产者来说，他们身处其中的客观状况仅使得一种策略是合理的（寻求制度内的发展），因为基于第二种言说方式的另一种策略不能作为个体之为个体的真正选择，而只能作为从阶级立场考虑事情的阶级成员的真正选择。

对废除工资奴役的可能性的个体意识只是采取抽象乌托邦的教化形式（“工资奴役是坏的，而社会主义是好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出现在事物是什么与事物应该是什么之间。这一鸿沟与其说是逻辑上的不如说是本体论上的，它产生于个人立场的实践性存在所固有的限制。为了避免总体（totality）观点退化为抽象教化和乌托邦梦幻这种指责，我们有必要表明这种观点能为物质主体的行动提供指导，而不只是沉思的空想。但是阶级仅仅通过实践性的革命方式与现实整体（whole）相联系。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的条件不得不说什么呢？在无产阶级情况下，他说：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5]

有必要强调，除了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数量权重和关键地位之外，它对这个时代历史地决定的诸问题的特殊关系也必须被予以考虑。我们拥有一批处于相似社会状况的人们，但如果他们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行动的话，那么这对形成有效的阶级意识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够的。马克思谈及法国的农民时说：

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6]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法国农民进入社会结构的方式并没有提供独立行动的基础。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行动，而必须被其他人代表。然而无产阶级却被认为是不同的。马克思说：

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7]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认为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有关的某种东西不仅赋予无产阶级以那种社会内部的群体之观念，而且赋予无产阶级以执行与前者有关的特殊“历史任务”之观念。正如他公开承认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得不独立于实际工人在任何既定情况下所采取的目标而予以确定。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对意识在其中得以形成的经验条件感兴趣。在这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8]的无产阶级与被生产方式相互孤立的农民相比可更有力地联合在一起。然而，马克思归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却不能仅从支持群体团结性（group solidarity）的工作条件存在中被推导出来——无论是以归纳的方式还是以其他方式。群体团结性可在资本主义合理性所提供的概念框架内完善地表达出来。雇佣工人可辨识与其他工人的相似性，同时他们建立工会以捍卫共同利益，尽管避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十分困难。（工会仅仅在其通过对利益的有限整合而克服原子主义这个意义上才是“社会主义学校”。）对他们而言，通过对工厂法案和其他法案施加压力来干预政治甚至也是可能的。然而，这样的群体意识没有对工资制度本身提出质疑。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用来保护和促进制度内的劳动地位的活动与改变制度的革命活动。后者不能通过研究由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相关的资本主义合理性所定义的工人状况而得出，而只能通过将工人立场与历史运动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有意义的替代联系起来而得出。只是由于资本自身发展的辩证法潜在地将社会主义提到日程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潜能才能被假定。

消极地看，法国农民的彼此分离，以及具有历史基础的政治计划的缺乏，才阻止他们扮演独立的历史角色并将他们托付于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的政治煽动。农民可以抱怨“滥用”、提议改革，但他们无法针对不可避免地产生“滥用”并需要改革的状况设想一种社会转变。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导致他们在自我超越的实践——即通过规定无产阶级从属地位的结构的转变而展望其最终解放的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自身。所有这些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最充分的意义上）不得不以非常晦涩（recondite）的方式予以确定。阶级存在（即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直接性，必须与意识形式——它把阶级置于作为商品交换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总体中加以定位——区别开来。仅仅后一种意识形式才为阶级提供辩证否定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劳工运动提供了富于战斗性的行为形式——它仍然停留于直接性的层面——的实例。卢德分子[9]（Luddites）不是将资本主义理解成必须被重构为整体的结构化总体，而只是根据资本主义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来理解它。他们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过活。他们的直接敌人是对他们工作产生威胁的机器。他们试图以与破坏机器同样直接的方式反对这种令人害怕的发展。这种对资本的否定，就其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干涉上来说可被称作“抽象否定”。它不能通过一种整合——这种整合能够占有资本主义成就中的积极成果——解决冲突；相反，它将一个要素（机器）从总体图景中抽象出来并试图孤立地毁掉它。即使卢德分子能持续地成功，那也只意味着资本主义停滞了；反之，辩证的否定通过解决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关系而否定活劳动和死劳动之间的否定。

在这一部分，我已说明，假定存在的革命者是被剥削阶级。只有作为整体的阶级而非个人才具有再次总体化（retotalisation）的可能性，只有从这个立场进行的推理才能与实践具体地统一起来。然而，阶级是由个人组成的：他们的阶级认同如何形成（come to the fore）？这是我要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