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转向声称已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些后革命体系，简言之即“苏联模式”（Soviet model）。

就社会形式而言，资本主义在苏联被摧毁了。谈及这个体系具有价值、剩余价值或资本积累（毫无疑问，重工业的发展本身不是资本积累的迹象），是没有意义的。那里有价格形式、工资形式，但这无论如何都不代表价值的某种表现形式，因为它们已被固定于一个完全被控制的体系中（尽管当然，当政治形势被提上日程时，这些形式提供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点——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

然而保留下来的是资本的物质化（materialisation of capital），即工厂体系。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如下一点从来没有被质疑：社会主义被宣称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的物质体现。因此苏联的全球工厂始于这种资本主义模式，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中的关键因素是劳动的等级分工，即从那些处于底层执行他人命令的人上升至那些制订五年计划过程的人。资本技术的全部人力—物力配置被重复着，但却没有价值尺度的客观经济调节者。一个工厂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它不得不由控制它的社会形式进一步规定。既然工厂体系是资本自身发展过程所遗留下来的，那么它一旦与作为社会形式的资本相分离，这种内容就会失去它作为内容的特点并成为新秩序的物质基础。它与资本主义的巨大不同在于，缺乏客观价值调节者留下的是没有弹簧的机制，即不存在资本积累的动力。而且，缺乏资本的持续规范，这个物质前提就不再被资本假定为其前提，并因而从属于一种“放任自流”（drift）——苏联工厂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像资本主义工厂了。[21]

这种新社会形式是什么？它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相反，被继承下来的物质基础对某种指令（direction）的要求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导向了一种官僚主义独裁统治。正如提克肯（H.Ticktin）指出的，在这里谈论“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由于计划者和被计划者之间的对立，基本信息和监控体系并不处在恰当的位置，至多我们说这是指令性经济（administered economy），在其中企业管理者和工人能够勉强存活。如果它能够被计划（If it hadbeen planned），那将存在形式与物质之间的精准“切合”并且它也将存活下来。问题出现，恰恰是因为资本的物质化从资本对形式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却没有在社会新陈代谢的另一种有机体制中站稳脚跟，并或多或少迅速和根本地转变经济的物质基础。苏联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它缺乏有机统一性。根据提克肯的看法，“仅仅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它的本质——价值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和它的本质——计划规律。这两者之间的任何事物……是没有本质的，除了形式和衰败的规律之外没有其他”[22]。当提克肯说这完全不是生产方式（更不用说它既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官僚集体主义”）时，这种悖论性特征就被他表达出来了。政治性强制指令不能以控制工厂的方式推动生产力在稳定和持久中发展。

列宁（令人惊讶的政治思想家）对泰罗（Taylor）从理论上倡导、福特（Ford）在实践中开创的“科学管理”有着极大的热情。但事实却是泰罗制（Taylorism）从来没有在苏联实行过（斯达哈诺夫运动除了是纯粹的公开噱头之外，并不具有泰罗意义上的科学性）。苏联人并没有在理论上反对它，他们想应用科学管理，但他们却不能这么做，因为生产被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所控制。泰罗制不能被应用于苏联，因为它是为资本主义量身定做的，它并不如列宁设想的那样是知识的社会中立性存在（a socially neutral body of knowledge）。而且，如果泰罗知道有人将他与苏联工业过多使用人力的特征联系起来的话，他甚至会从坟墓中跳出来。菲亚特（Fiat）为苏联人建造工厂，这与它在意大利建造同样规模的工厂相比需要四倍的人力。

苏联体制不是劳动节约型的而是劳动囤积型的。很明显，在解雇工人是非法的地方，管理者没太大的兴趣去节约劳动时间。而且，他们无法建立“正好及时”（just-in-time）的体系，因为在苏联，供给从来就没有及时过。因此建立和囤积库存以防止或长或短时间内供给的这种短缺很重要。所以苏联生产运转在“从不及时”（never-in-time）的体系上。一个月的多数时候它都在等待机器和生产投入准备到位，然后还要完成工厂在被认作“震**”（storming）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工作直到他们退出——所要求的月目标量，接下来另一个间歇出现了，依此类推。实际上，管理者在“震**”期间囤积劳动力以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计划。我不认为泰罗会把这叫作科学管理！当然，工人不喜欢闲逛或震**。并且消费者也发现震**的产品是有缺陷的。总之，当工人工作有保证时，泰罗制是没有意义的。

中央计划体系的无效率与适当市场的缺失导致社会分工上的反常衰退，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üredi）解释道：“个体生产单位回应由经济规范缺失所导致的问题是要努力寻求自给自足的尺度。因此，这个模式不是企业、工业和地区之间共同获益的劳动分工，而是让劳动分工在经济的各个部门之内被再生产出来。”[23]因而就产生了经济分化和无效率。因为“每个企业管理者的目标都是把他对总体劳动分工的依赖降到最低，并提供能达到中央强制性生产目标的最佳机会”[24]，所以，资源就对计划者隐藏起来了，因而他们不能有效地进行计划，因为他们不知道资源在哪里。

我跟从提克肯，认为苏联不存在任何生产方式。这个纯粹否定性定义除了承诺它的解体之外并不意味着其他。让我们给这个理论以更多内容。什么是生产方式？它是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稳定的和相对和谐的结合。马克思有一句轻率的名言（glib aphorism），“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5]。它必须被这样理解：在这种结合中，这些因素并不是彼此无关的，它们也不表现为单向决定（马克思的段落被误读为技术决定论），相反，这些因素是辩证地内在相关的。正是这种形式形成并发展这种内容。因此，资本的社会形式通过其竞争趋向和扩大生产趋向产生了蒸汽机，并且它极大地促进了由它引发的劳动生产力，使资本主义践踏了所有前资本主义形式。如果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发生矛盾，这将导致麻烦。例如，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和联合起来的劳动过程将表明它们不相容于其资本主义外壳。

在我看来，苏联的生产关系总是遭受形式和内容不一致之苦。它是自我流产的怪物。物质与其不幸的起点并非毫无关系。除了大量的政治劝诱，孤立的苏联并没有人力和技术资源去避免复制资本主义技术。但当工厂被纳入非常不同的社会形式——其特征是缺失资本逻辑但保证就业——中时，生产力就被抛到一边，剥削是无效率的，控制必须以新的方式——即由警察国家支撑的官僚组织——进行。然后，这作为被选择的新兴官僚机构会被强化和再生产，以保持它们在这个等级命令结构中的最高地位。

资产阶级的利益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是一致的，但是官僚的个人利益却不是这样。这就是不存在新生产方式的原因。亚当·斯密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只有在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时才能有益于社会。然而工人的利益却如此明显地与社会财富无关，因为提高生产力直接地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在，但它却使一半的劳动力失业。现在资产阶级辩护士也许会说，社会财富的增加将以某种方式产生新产业以重新雇佣这些人，但这是非常间接的关联，并且工人还会因试图保住他们所拥有的工作而得到谅解。支持社会主义的观点总会诉诸如下观点，即当工人“为他们自己”工作时他们将关心提高生产力，并且也有可能重组工厂技术以从中获得全部利益。但在苏联，工厂没有给工人的积极性提供任何方法，并且工人无论何种情况都被排除于对剩余的控制之外，这没有给工人提供他们的努力能使他们自身或其家庭获益的任何保证。到目前为止苏联好像与资本主义差别不大，但实际上却比资本主义更糟，因为个人官僚在增加社会财富方面没有他们自己的任何直接利益。要知道，他们不是他们所控制的产业的股东。他们的报酬依赖于政治恩惠（political favour），因此就会产生创新的惰性、推卸责任和出错时指责他人的倾向，以及为未来“震**”时期囤积劳动力和物质资料。官僚想要的是上述的平静生活。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不是“泰罗制的接受”，而是维持合法化官僚特权与防止工人自我组织之间的差别的必然性。

如果我们要回到基本因素，我们就必须从生产形式——而非国家形式——开始社会分析。它不是为利润的生产，也不是为需要的生产，它是为目标——该目标外在于生产过程本身的逻辑而被规定——的生产。在资本主义情况下，我们知道价值规律在工厂之间为任何商品传递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们也知道资本流动和技术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在为需要而生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诸关系的某种信息互利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但苏联没有这种回馈循环！目标与真实需要毫无关系，目标与工厂的真实资源和真实能力——这一点更重要——也毫无关系。没有一个五年计划成功过，但却不得不年复一年地被重新制订。所谓的计划是无意义的，因为可利用的信息已被体系的政治扭曲破坏。计划完成的地方，仅仅是在字面上而非实际上。国家干预经济，但体系却无法按照其生产能力的某种内在逻辑规范自身。因此我想说，基本生产要素迅速扩张这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当需要提供各种复杂产品时就会出现的长期瘫痪——不应被解释为某种经济规律的结果，而应被解释为规律缺失的迹象。政治诸因素（高压政治和唯意志论式热情）的结合使得事情开始发展，但由于新生产方式是不稳固的，所以当这些政治压力消失时体系也就无法自动运行了。[26]

尽管商品的一般运行是有缺陷的，但体系仍可以将物质、机器和人力优先地分配到某些用途上。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在战争时起作用，以及为什么稀有资源和最具有才能的人能集中到军事部门而生产出人造卫星（当然，帝国主义的存在将这种优先性强加到体系上，使体系能够对人口中的某些阶层更有利）。尽管存在巨大而广泛的增长，但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很浪费的。但关键问题是密集增长的延迟。在此只列举一个问题：当统治者不信任拥有复印机的人们时，知识生产力如何能大规模地形成？

为了更加可信地说明苏联不存在生产方式，让我们看看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对可描述任何社会形式的生产的特定诸关系（specific relations of production）和生产方式（a mode of production）的区分。这是“马克思所概括的转变时期与历史的伟大‘进步阶段’之间的一个本质不同”[27]。生产方式是几乎能自动地再生产自身的有机整体。它只能通过暴力社会革命而被取代。“另一方面，转型社会中的生产诸关系仅仅由于其普遍混合特征而在两种生产方式之间自行分解，并在各种方向上发展而不必然经历与社会革命相同类型的革命动**——那种社会革命对于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来说是必要的。”[28]因此这里肯定存在生产诸关系，但却没有社会新陈代谢的有机体制。

全部经验表明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政治具有决定性的见解是睿智的。精英想要成为真正的统治阶级，并且看起来他们似乎拥有了每个人都想拥有的权力，比如克格勃（KGB）[29]、古拉格（GULAG）[30]和经受训练的政党，但它们却无法将自身建立在生产基础上，他们制订“计划”“法令”“规则”“改革”，但他们却提供不了物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总结一下这段历史概述：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形式出现了。在资本主义时期，它控制了生产并将这种物质形塑为它的充分内容。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这种形式被废除，但它的物质前提却没有被根本转变而只是在新社会关系内部得到控制，这在形式和物质总是不能达到新的有机统一（organicity）的背景下引发了物质基础变形的不可控过程。[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