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章最后一部分，我将深入研究梅扎罗斯的一本引发关注和激烈讨论的新书，该书包含一种转变理论，值得在其自身解释的意义上予以讨论，并且也值得在进一步阐明我自己关于苏联的观点（这与梅扎罗斯观点有重合）的意义上予以讨论。虽然社会主义替代选择的必然性被再次断言，但梅扎罗斯也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正如其书标题“超越资本”（Beyond Capital）所表明的，该书核心主题是不仅有必要超越“资本主义”而且有必要超越“资本”。因此一切取决于这种区分的一致性。特别是，它被用来把苏联模式的生产体制描述为仍处于“资本”控制之下的“后资本主义”。梅扎罗斯说：“苏联模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在于……它们走了一条‘避难就易’——没有彻底克服资本制度的物质前提就设定社会主义——的路线。”[32]这一点在有吸引力的“资本统治的变化形式”一章中有过概述。资本新陈代谢以对异化劳动的统治、交换对于使用价值的主导地位和劳动的等级分工为基础，并由扩张的强制性所驱动。作为具有自身逻辑和连贯性的体系，它无法在没有解决和替代这种核心物质变换秩序的情况下改变。对表面现象的小修小补（例如法律约定）不会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因此梅扎罗斯认为，如果没有对于资本新陈代谢功能的积极超越，“劳动本身就会自我挫败地继续再生产着反对它自己的资本力量以反对劳动自身”[33]。

梅扎罗斯总结说：“解放性变革的真正目标，是将作为总体控制方式的资本从社会的再生产新陈代谢本身中完全剔除，并不仅仅是取代作为历史上特殊的‘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34]在一次采访中，他补充了一点：“在变化的环境下，这种官僚政治就代表了这种命令结构的功能，在那里，由于缺乏私人资本家，你必须找到那种控制的相等物。”[35]

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的这种说法已为我们熟知，因为早在资本控制生产以及建立产业资本主义现代体系之前，商人和高利贷者就使用了作为资本的货币——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但主张资本在资本主义之后还会存活（survive），则是新颖的。所以让我们首先看看他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构成只延伸到资本生产的特殊阶段，在其中：

（1）为交换而生产到处都存在；（2）劳动力本身是一种商品；（3）利润的驱动是生产的根本调节力量；（4）榨取剩余价值的重要机制，即生产工具与生产者相分离，采取了固有的经济形式；（5）以经济方式榨取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私人占有；（6）资本生产遵循它自己的增长和扩张的经济规则……走向全球一体化。[36]

从梅扎罗斯的定义可知，一个人不能在我们所知悉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谈论“资本主义”。[37]然而与此同时，他又认为“资本”在这些社会中保持其统治地位。那么，与这种存活相一致的“资本”的定义是什么呢？他说（包括后资本主义形式的）资本关系的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必然状况是：

（1）劳动过程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和异化；（2）这种对象化的、异化的条件作为支配劳动的独立力量附加给工人；（3）资本的人格化作为“利己的价值”[38]不断地自我扩张……官僚是私人资本家在后资本主义的对应者；（4）同样，劳动的人格化……不论我们把“劳动”范畴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还是看成是后资本主义制度中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定额的“社会主义工人”。

他总结道：“上述四种基本状况构成‘有机体制’……只要尚未通过建立替代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有机体制以彻底取代这四种基本状况，资本就可能随时改变其统治的形式。”[39]

梅扎罗斯所引进的关键概念创新是对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区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梅扎罗斯的这些定义。他给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五点定义大体上说只是貌似合理的，我要对看起来最有力的定义——以经济方式榨取的剩余价值为资本家阶级的成员私人占有——提出质疑。资本主义从本质上讲不是指任何简单意义上的这种个人占有。众所周知，对马克思而言，敌人是资本本身，资本家只是承担“资本的人格化”。如果资本最初采取这种“资本家”形式，那么这对资本关系而言并不是定义性的，资本关系完全是资本作为价值实体相互个体化的问题，也是活劳动从属于死劳动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将（由于社会生产力日益扩大的规模而成为必要的）股份公司视为资本主义在其内部的否定时犯了一个错误。反之，当私人资本家被法人（它在法律上只涉及保护股东的投资）所代替时，对其所引进的任何特性的消除都会导致资本的更纯粹形式。甚至作为一种思想试验，有可能认为资本能在资本家阶级消除后继续存在。诸多机构（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在股权方面已处于优势。只需想象：作为惩罚性遗产税的结果，私人资本家遭淘汰，懒惰的人被这些机构接受。但如果公司全部由养老基金所有，那么这并不会改变基本的物质变换（正如在封建主义中，教会的地产——其受益者不能拥有财产——大体上以与世俗贵族财产相同的方式流动着）。

现在让我们转向梅扎罗斯关于资本的定义。他的观点的结构性要求是，资本的标准要比资本主义的标准更抽象，以至于资本主义可被降格为资本体系的一种形式，但它又不能过于抽象，以至于无法理解没有资本关系据说貌似合理地存在于其中的诸制度。我认为这种要求（remit）是无法实现的，事实上它也无法被梅扎罗斯所贯彻。他关于资本的四点定义可被简化为两部分，因为第1、2、4点定义都是关于劳动者异化的，而只有第3点定义涉及资本的存在，后者在这里被定义为“不断地自我扩张”的“利己的价值”。然而对于我们在这里要如何严肃地使用“价值”术语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因为梅扎罗斯一般地未谈及剩余价值而只谈及剩余劳动，例如他说苏联的“资本积累”“通过政治上控制的剩余劳动的榨取来保证”[40]。但要一带而过和摆脱对“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探讨是不可以的——后者的存在（它对于所有剥削性生产方式来说是共有的）完全不能证明资本的存在，对马克思的任何理性阅读可知：资本是通过利润积累起来的价值。

如果它与价值、剩余价值或利润无关，那么他的资本概念究竟是什么呢？

资本只涉及新陈代谢控制的所谓有机体制——这是以使用价值术语获得理解的，物质生产组织在这里取得了资本的资格，并且由于那种物质组织，资本使劳动屈从于其不受控制的自我扩张的目的，在这种自我扩张中资本不被理解为价值增殖，而是被理解为实体工厂的扩张（expansion of physical plant）。这里有两件事情搞错了。这种体制不构成必然是价值形式的资本积累，并且苏联也不存在内在自我扩张的趋向。但每个人都会认为资本是内在驱动的积累。实际上，梅扎罗斯努力想说明，这对苏联来说仍然是真实的：

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以积累为驱动的扩张的规则不仅不能满足主观的“利润动机”，而且甚至也不能满足对利润的客观要求，这恰巧只是在资本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变种中，才是绝对必要的……在苏联70年经济发展中，高水平的资本积累可以通过政治上控制的剩余劳动的榨取来保证，甚至在其必然趋于利润的方向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41]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奇怪的。在资本主义中我们看到价值形式（特别包括资本）对生产的霸权——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利润而生产。资本作为主体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形式，当利润取消时它也就无法继续存在了。然而苏联积累的不是资本而是缺乏资本形式的生产手段。而且，积累崇拜（accumulation-fetish）不是根植于“新陈代谢秩序”而是统治者的期望，他们由恐怖主义式的动力所驱使，强制实行外在“目标”。如果苏联作为“资本”体制真的是扩张导向的话，那么它如何能与其导致长久停滞的缺乏创新状况兼容呢？无论政治权威出于国家的外部原因如何试图强迫或激励生产者，经济只是在量上做迟缓的回应，而创新则完全停滞。[42]这从政治上讲是重要的，因为不能“赶超”西方以及不能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代实现真正增长，会使得这种制度的合法性（甚至是在受益者眼中）丧失殆尽并导致崩溃。梅扎罗斯在他关于资本的第三点定义中指出，官僚是作为资本代表的私人资本家在后资本主义的对应者。官僚当然是物质新陈代谢的代表，它被如此地组织起来以至于剥夺了工人的主体性，但他在控制工人方面的兴趣本质上不是扩张性的而只是在于满足被外在地设定的目标，因而，既不存在资本也不存在资本的任何新人格化（官僚）。真实情况是苏联工厂继承资本的物质化，并以劳动的等级分工和直接生产者从属于异己目的为特点。基于此，我们现在已将梅扎罗斯的定义有效地简化为与如下观点——苏联像资本主义一样依赖于对异化劳动的剥削——有关的另外三点定义了。

让我们看看与梅扎罗斯关于资本核心定义的这一部分有关的说法，即“劳动过程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和异化”“这种对象化的、异化的条件作为支配劳动的独立力量附加给工人”，这是为了追求“自我扩张”。很明显，关于资本的这个定义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正如我说过的，没有自我增殖的驱动力对生产条件的渗入，就没有扩张的内在趋向。另外，如下说法是真实的：劳动组织初看上去要以物质的和社会的方式被引导至“对劳动的控制”上，然而经验记载（见之前引用过的一些书）表明，这无法达到它的目标，只是因为工厂被置于其中的“生产方式”已被根本改变。

在1844年的马克思和1857年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有趣的对比：在1844年，马克思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视作劳动条件从工人中异化的一般范畴；而在1857年马克思关注的是明确区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诸形式，理由是资本主义下工人在找工作时受到私人所有者决定的支配，而封建主义中生产的公社体系先于并包含直接生产者。现在如果我们思考1857年的这个不同，我们就会看到，在苏联“共同体”是先于劳动的，正像在封建主义中一样，工人必须工作却不会被开除。因此，梅扎罗斯将“分离”这个术语包含在上述定义中就是错误的。严格说来，不存在工人和生产条件之间的分离——苏联的管理者与工人是分不开的，正如封建财产包含农奴一样。马克思在1844年将封建主义视为劳动条件于其中控制工人的另一种体系，而在1857年他则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不同于封建主义，因为在封建主义中工人被假定为与条件相统一，而在资本主义中工人与条件相分离并“寻找工作”。现在很明显，苏联与封建模式相一致。即使生产条件控制工人，如下一点仍是真实的：存在预先被假定的共同体，既迫使人们去工作又据说确保了工作。正如在封建主义中那样，直接生产者的无权力（powerlessness）以政治的方式奠基于苏联，而非建立在与生产条件的经济“分离”上。更可能的是，他们是这些条件的一部分。

梅扎罗斯最强有力的观点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在苏联被保持。最初，这是在资本生产价值的兴趣（interest）上被组织起来的，于是就出现了资本对节省时间的迷恋以及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并将之从直接生产者中征用。但当工厂与价值调节者相分离并进入新生产关系中时，如经验研究所表明的——就会出现这种“控制”的显著丧失，然而梅扎罗斯却正确地将“支配”视为资本关系的必要条件，并希望“把支配劳动的资本从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完全清除出去”[43]。他使用一些给他观点增色的引语支持他自己，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段，在那里马克思认为，巨大的客观权力“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44]。这对梅扎罗斯的整体观点来说是一个关键。我的观点则相反：生产条件对劳动的巨大权力（power）是由于它作为资本形式的物质化，在其中，资本的人格化产生于价值所获得的独立性以及——更具体地说——自我增殖的价值作为形式的控制力（客观条件被形塑为它的内容）。工厂组织的“巨大权力”通过增殖的强制性而形成，并因而成为资本的物质化。尽管工厂体系是为剥夺工人的主体性而量身定做的，但执行控制力的反主体（counter-subject）却是自我增殖的价值而非它的物质外表。当劳动条件被资本形式地决定时，将问题的根源确认为工厂而非它们的社会形式就是错误的。但那种从社会形式中抽取出来的组织没有扩张的内在动力。这种观点错误地假定它能起作用的唯一方式是它被设计出的那种方式，并因而就它的恰当人格化来说产生了对私人资本家的取代。所以，如果它以在资本主义中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它是资本了。这是梅扎罗斯似乎要设想的东西。

在最深的哲学层次上，梅扎罗斯过于泛化（overgeneralise）主客体翻转（subject-object reversal）的观念。“最初看来”，主体是生产者，客体是生产条件包括工人使用的工具。如果人们只是颠倒（invert）这一点，那么工人成了要“被控制”的客体而主体则变成“人格化的生产条件”——这清楚地表明梅扎罗斯是如何理解资本的。但尽管马克思在他的一些评论中为这种解读提供了依据，但这是对实际地发生于资本主义中的事实的错误解释。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在1867年马克思早在讨论生产之前就将资本定义为“主体”[45]了，他明确地将之建立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总公式”即M—C—M′上。

实际上，当梅扎罗斯深入探讨资本如何建立自身时，他并不关注流通形式而是关注生产层面。尽管说工人将生产条件当作异己力量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他甚至也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异己的了，这是误导，因为真正的主体即资本不是人格化的生产条件，而是由M—C—M′公式定义的自我增殖的价值，当这种流通进入生产中并成为M—C…P…C—M′时，它才构成对工人来说异己的劳动条件。

梅扎罗斯试图在不深入考虑“发达流通”的情况下就从劳动（那是异化劳动）进入到资本中，因此将苏联的异化劳动确认为资本统治的道路就向他敞开了，因为他将资本等同于劳动的物质条件与工人相疏远。既然这种异化在苏联持续存在，那么他就错误地将苏联认作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了。他认为在资本中，生产的物质条件的自主性才是问题，然而实际上价值的自主性以及自我增殖的价值强加于生产上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源，工厂组织只是资本的物质化。

梅扎罗斯一次又一次地论证说，资本会继续存在，直到被另一种有机体制即社会主义代替为止。[46]这里缺失的是某种事物被延迟的可能性，即不是资本之扬弃的资本之否定（因而这是一种既存矛盾）。因此准确地说，它是不具有有机一致性因而缺乏再生产的任何内在动力的体系。但没有超越资本的对资本的否定必然是远远落后于资本的对资本的否定（因此苏联工人被认作奴隶，并且他们对市场的最初热情被视为一种解放）。

梅扎罗斯正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政治力量转换或再分配的问题，而且也是改变由资本所建立的基本社会新陈代谢的问题。这意味着改变物质生产结构并废除劳动的等级分工。他正确地指出，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无法实现这种积极超越，“官僚主义”的出现主要在那个基础上获得解释。他根据“资本”在“资本主义”之后仍然继续存在这一点而概念化这个问题是最有趣的。然而尽管我们看到苏联的“资本要素”，但我所称作资本的物质化的东西却被梅扎罗斯等同于资本本身。在某种东西从先前时代之后仍继续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观点有重合，我与他的解释的区别在于继续存在的是什么。这产生了与相关概念有关的有趣问题。梅扎罗斯将资本的社会新陈代谢等同于物质交换体系，他关注工厂体系。这听起来是彻底唯物主义的，但在我看来社会新陈代谢的这个层面不能被理解为具有自身的有机一致性和动力。它只能作为理想新陈代谢（即构成资本生命的价值交换）的承担者并服从于这个理想新陈代谢才是可理解的。因此我批评梅扎罗斯的主线是他没有充分关注资本的价值形式以及资本对利润的寻求中固有的扩张假定。

我的观点是资本的物质化会继续存在，而梅扎罗斯的观点是资本会继续存在，这种区别只是语义学上的区别吗？不是的，因为我的观点能更好地解释苏联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