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非存在”和“存在”范畴使我们联想到黑格尔，那就让我们转而谈谈他吧。一个重要的非类比在起点上。黑格尔以真实的存在（real being）降低为（抽象的）“存在”（Being）为起点，走向“非存在”（Nothing）后再返回来，在“变易”（Becoming）中解决这种不稳定性并使它过渡到“Dasein ”（通常译为“定在”，或直译为存在在那里）。

我们以使用价值的缺失为基础从完全的“非存在”（sheer “Nothing”）开始，但却通过考虑到这是一个有规定的非存在而转向它作为“存在”（Being）的可能颠倒。与黑格尔的“存在”和“非存在”的不稳定性相一致的是价值在缺失（absence）与存在（presence）之间的摇摆。这可被称作价值的“暂时性”（transitoriness），它具有如下优势：表明“价值”从“非存在”转变到“存在”后再返回以及价值建立在商品处于交换时的转变状态之上。让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交换运动。尽管商品经过这个空间，然而还是有某种东西在这个空间中被假定了。当商品被交换时，它的二重性即作为交换之“存在”（Being）的价值和作为交换之“非存在”（non-being）的使用价值就分离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但相同的价值却持存于交换之中。这是价值的“成为存在”（“Being presence” of value），它是上文提及的黑格尔的定在（Dasein）的对应物。

然而我们必须说明，这个“定在”和黑格尔的“定在”还是不一样的，并且我们要兑现之前所说的证明我们原初范畴“非存在”的合法性的承诺。值得思考的是黑格尔——他的辩证法充斥着有规定的否定——为什么从缺乏任何规定性的术语（“存在”和“非存在”）开始。这与他的方法论原则密切相关。这一原则是，在哲学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被预先假定，否则那将导致教条主义。所以起点不应承诺任何东西，并且由于真正的起点必然不涉及超越自身的东西，所以它自身不能被中介。一个明显的反对是黑格尔的起点实际上是被中介的结果，因为他是通过从全部有规定的原则中完全抽象而达到这一点的。然而黑格尔自己坚持认为，这个事实处于“科学之外”（outside the science）。[17]他排除了产生它的思想过程的抽象否定性，并将“存在”的直接性作为绝对起点，通过诸中介为这个起点提供基础，直到它辩证发展的结果。如果这种“对基础的澄清”可被置之不理以便“科学”本身以纯粹直接性为起点并内在地发展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这仍然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黑格尔没有清楚地区分如下两种起点，即从存在（being）中去除所有规定性、只剩下无规定的直接“存在”（Being）的那种起点与从作为属（genus）的存在自身（being itself）中更根本的抽象以至于什么都没有剩下的那种起点。尽管黑格尔本来可以承认“非存在”（Nothing）是辩证法的起点和终点，但他却通过指出“非存在”本身具有存在因而这个起点与他的“存在”起点结合在“存在”和“非存在”的不稳定等同中而搁置这一点。[18]但黑格尔对此进行了掩饰，因为在几次运动内他就明确使“存在”先于“非存在”了，所以他的起点终究不是没有问题的。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发生的。

它似乎是直接伴随着向“变易”的转变而发生的，但黑格尔又一次指出，这个范畴被他理解为把握既发生（coming to be）又消灭（ceasing to be）的运动。辛西娅·威利特（C.Willett）使用圆圈的图像说明这一点。一个人可以在任一方向上绕圈子，尽管相同的东西是运动的基础。黑格尔“对积极的选择”（option for the positive）只能从下一范畴即“定在”中产生，“定在”一般是指存在在那里或有规定的存在。他温和地承认，这解决了“变易”在稳定结果——这个结果是支持“存在”的“片面统一”——中的相反要素。[19]这里缺失的是逻辑上的另一种“片面统一”：“有规定的非存在”（determinate Nothing）或非存在的自我存在（self-presence of Nothing）。虽然黑格尔没有对他的选择给出原因，但它事实上是合法的——就黑格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计划是现实的重建并将之理所当然地假定为体现存在的真理而言。但正如威利特在她关于这一主题的杰出论文中所指出的，如果黑格尔解决了来与去的圆圈（circle of coming and going）的向上的螺旋，那么，它在逻辑上同样可能的阴影部分，就是一个向下的螺旋。[20]

这个圆圈需要一个推动力以使它可以正交地（orthogonally）运动。这个“向上的”推动力只是由于黑格尔的重建方法才具有合法性。他关注的是真理（通常的哲学话题），并且既然真理是整体（whole），那么只有整体的真理才能以回溯性的方式解释这种转变。但如果我们解构黑格尔辩证法，那么某种“对真理的偏见”也就被揭示出来了。被堵塞的是另一种可能性：虚假的世界（a world of falsity），在那里所有东西都是颠倒的。就“存在”被否定并沦为“非存在”的他者而言，这将是“向下的”螺旋、非存在的具体化、错误的神化。毫无疑问，这种坏的（hellish）辩证法——在其中整体就是虚假并与“作为真理的整体”的想象相对立——是不会发生在黑格尔身上的。但我们认为，这恰好是资本主义的情况。生活于出生在曼彻斯特的“野兽”的肚子中——像我们一样，这种可能性必须被认真对待。

既然具体化“非存在”的向下螺旋反映了具体化“存在”的向上螺旋，那么向下螺旋的所有更具确定性的诸范畴也就被期许以平行于向上螺旋诸范畴的方式形成，前者使“非存在”具有合法性。这非常像物理学家们关于“反物质”世界的假定。如下一点对黑格尔的本体逻辑是重要的：形成绝对理念时所经历的诸阶段是绝对理念的组成部分，而非其成熟形态下被废弃的外壳。它们被保存下来——尽管是作为自我理解的绝对所扬弃于自身内的诸要素。这就是为什么甚至是最原初的“存在”也是指涉绝对的一种方式（尽管是非常抽象的方式），因为绝对必然具有存在，实际上，它在一种意义上不过是“存在”的最充分表达。作为辩证发展，“存在”的这种具体化总是根据其对立面即起点上的完全“非存在”而平等地形成于每一阶段中。但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存在”包含（enclose）这种“非存在”——尽管“非存在”被承载于定在之“内”。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21]，资本辩证法中的“理念”与黑格尔的理念是同形的（homomorphic）——但却是在颠倒的意义上。“非存在”位于起点并包含“存在”。本体逻辑的更具体和更复杂的形式也同样被假定为是非存在的阴影世界的建立。

这种“消极目的论”[22]必须与描述前资本主义形式特征的简单不充分性、缺失或冲突区别开来。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在于“非存在”（Nothing）在形成其“存在”（Presence）时完善自身。当黑格尔注意到大规模贫困不能被同化到他关于现代国家的积极辩证法（positive dialectic）中时，他大致正确地给出了一种积极叙述（positive exposition），这种叙述只是被消极面破坏了。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基础性范畴即“非存在”。黑格尔的上述解释把关注点放在如下事实上，即他将产生其原初范畴“存在”（Being）的抽象活动置之不理，与这种解释一致的是，我们的范畴“非存在”（Nothing）不是仅仅被理解为使用价值的非存在（non-being of use value），而是在它自身的意义上也被理解为直接性（immediacy）。对重建“实体—主体”资本的内在辩证法这个计划来说，存在于“科学之外”的东西是控制物品（可以说反对它们的意志）、将之转化为商品并全面否定其使用价值的外部力量（交换）。[23]在交换空间内，它留给我们以作为资本辩证法的起点的这种直接性，即“非存在”（Nothing）。但如果这种“非存在”不能将自身确认为交换的“存在”（“Being” of exchange），那么它将失去任何本体论地位。换句话说，A行如果没有作为其具体化的B行，那就只能指涉使用价值并被读作：真实的存在（real being）—非存在（non-being）—真实的存在（real being），“价值”也就没有意义了。

对黑格尔来说，“非存在”（Nothing）实际上沦为他的“存在”（Being）的规定性的缺乏，并且“存在”也需要具体化直到它在绝对中达到满全。对我们来说，“非存在”（Nothing）是更抽象的范畴，因此它逻辑地先在于其作为这种起点的直接“存在”（Being）。（这会使人们想到，我关注马克思从作为属的“使用价值”中的抽象。）接下来，这种“作为缺失的价值”（value as absence）正是资本辩证法中被具体化的东西。当它成为绝对时，它就成为其对立面，即“作为存在的价值”（value as presence），但因为它是其起点的最充分表达，所以它也是空洞（empty）的存在。无论它如何充满自身，它都必须通过颠倒其构成性背景——即产生作为对A行之反对的B行——而证明自身对其世界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