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要对个人财产之否定的辩证法提供另一种理解。这种解释抛弃了具有因果起源问题式的历史性视角，转而采用要求在逻辑条件中解释“起源”的结构性问题式，此即是说，它明确地表述了体系自我生产的基础。为了做到这一点，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那一节中有关否定的讨论[18]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那一章[19]联系起来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研究资本形式时，马克思首先仅仅根据剩余价值产生于的流通中其中货币回流来定义它，随后才将之奠基于对剩余劳动的占有。他将M—C—M′循环称作“过程中的价值”，而将资本称作“自动的主体”。资本在随后的变形中与自身的等同性被表达在“货币形式”中。但这种“自行运动的实体”不仅假定了商品和货币的形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同它自身发生私自关系”，因为它从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中区分出“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当两者被结合成新的资本时，它们才扬弃这个区别并“合为一体”。[20]

仅仅在形成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这个定义之后，他才问自己，这一形式如何保持自身。他进而发现随着对雇佣工人的剥削而来的剩余劳动中的剩余价值实体。劳动力被证明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它们有可能创造比它们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现在马克思强调，商品所有者必须在市场上作为他们商品的所有者而面对彼此。当劳动力本身成为商品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形式上的变化。工人们将他们自己的劳动力视作一种可以通过劳动合同而随意分离的财产。资本家购买这种劳动力和其他生产手段。从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平等的关系。购买者和销售者“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21]

然而，马克思现在更多地研究这样建立起来的资本关系的本质，并证明内在于它的（逻辑）发展中的辩证颠倒（inversion）。起初看来，预付资本是从以某种方式得到积累的、独立于无酬劳动的资金中发展起来的。相似的是，自由工人在劳动市场上被雇佣这一事实是幸运的意外。马克思在简单再生产一章[22]中表明，资本关系在其活动中将其存在的这些条件转变为它的结果。尽管资本家认为他靠利润而生，并保留了他的原始资本，但实际上他经有限的几次再生产周期就消费掉了原始资本，他所投入新周期的资本无非是由先前周期中无偿占有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构成的。马克思将这个运动总结如下：

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做资本，当做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做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做雇佣工人来生产。[23]

因此，资本家作为购买者与工人作为销售者在市场上互相遭遇对方绝不是偶然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24]。

显然，马克思意在向我们表明，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起源的问题与这个体系将自身建构为自我再生产的总体的能力相比，是不重要的。资本是自我持存的。

通过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对这种辩证法的形式已经熟悉了（当他针对黑格尔著作的合理内核进行隐晦的评论时，他或许考虑过这种辩证法的形式）。由两个极点（pole）建立起来的这种总体具有下列特征：

a）这两个极点就它们的定义来说，对于彼此都是必要的；

b）每一个极点都通过它自身的运动产生其对立面；

c）每一个极点都通过其对立面的中介而再生产自身；

d）总体外在于其要素而形成，但是总体仍然在它的要素中并通过它的要素再生产自身——这甚至是当物质沦为某种程度上先于总体的组成部分（即不仅在关于其组成部分的科学叙述中先于它）而存在的这些要素时。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以“劳动产品与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马克思语）为前提，那么过程的这个基础就通过将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和资本而再生产自身。然而，我们似乎承诺了资本基金的原始存在以使得这个过程得以进行。那么这种原始资本来自哪里呢？比如说，它来自作为他们自己劳动结果的直接生产者自己的双手吗？

它的占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是通过他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像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25]

现在给予这种说法以现实性（truth），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结果（consequences）否定了它本身的作用（effect）。以先前提到的关于再生产（它源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指出交换、占有和私有权的规律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变。以下这两个著名段落值得引用：

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26]

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27]

私有制关系的物质内容中的这种“颠倒”当然不必为财产的法律形式中的任何区别所标识。法律形式的这种持久性实际上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因为它使得政治经济学“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28]。因此，马克思评论道，从洛克到李嘉图的一般法律观念“都是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观念，而他们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则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证明了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所有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所有权的掩盖下“证明对群众的剥夺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29]

现在回到如下的问题：在“原始资本产生于其所有者本人的劳动”这一论断中是否存在某种真理性。我们看到，马克思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这一“假定”“好像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既然我们在分析商品生产本身的逻辑，那么那种逻辑所允许的价值原始存储的唯一来源就是劳动。请注意，马克思说的是，这好像真的是如此。换句话说，马克思想表明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在这里，他并没有假定通过其发展而历史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模式。这里的历史是“潜在的”（virtual）历史。这种历史必须从资本主义作为既定总体、将它的内在要素抛回过去的视角开始写起。[30]这种抛回（retrojection）既是逻辑上固有的也是在历史上无根据的，从马克思讨论这一问题时所使用的语言的假设性本质来看这是很明显的——例如下面的段落：

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31]

请注意我所强调的词：“似乎是”（seem），“假定”（assumption），“似乎”（apparent）。马克思将劳动对财产的关系中的这种转变描述为“辩证的转变”[32]（dialectic inversion），这一转变“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33]。

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否定”的“逻辑”版本，其中，劳动与财产的原始统一仅仅“似乎”是真实的。注意：财产规律并不是前资本主义的，而是源自商品生产本身的。这里研究这个体系的逻辑是为了说明其所涉及的否定。在这个既定体系中，简单流通表面层次上等价交换的假定与生产层次上对工人劳动的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可被诠释为另一占有逻辑对这一占有逻辑的否定。

我认为这个否定应该被理解为“潜在的”（virtual）过程而非“真实的”（real）过程。[34]这里倒没有必要证明简单商品生产制度（regime）作为产生其反题的正题是历史的存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将这一否定假定为已经被永远扬弃的内在要素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总体。马克思在该段中说“潜在地”而非“历史地”，这就驳倒了那种认为《资本论》是对具有历史诸阶段的既存总体的系统叙述的看法，依据那种看法，《资本论》第1章好像承诺了某种先在的简单商品生产制度似的。

如果我们忽略真实的历史并只关注私有制得到发展的关系的逻辑，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方面是“主观劳动力”，另一方面是为非工人所有的“客观劳动条件”。将之抛回到假想的过去，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是对“原始的”个人私有财产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在财产的相同法律原则下完成的，它具有颠倒的内容，以至于现在财富在与劳动相反的另一极积累起来了。

这种逻辑对立的物质条件不得不通过一些已不存在的（原始积累）过程而历史地产生。但是，我们刚才谈论的既存总体中的逻辑矛盾，其原因现在看来是清楚的。它提供了将第一个否定诠释为被转换成既存总体内部的内在前提的可能性。

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采取了相同的策略。阿尔都塞认为，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中，黑格尔主义辩证法规范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最初综合。阿尔都塞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例证了人本主义问题式，在这种问题式中，人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并通过重新占有他的异化本质而再次回复自身。阿尔都塞认为，在私有财产的否定中并通过私有财产的否定——这种否定也是对人的否定，马克思假定了人本身。[35]然而，这无论如何不是真实的历史。马克思的理论没有假定一个随后被否定的无异化存在的黄金时代。相反，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第一次发展了人类的潜能，但却是在人类力量通过异化形式而发展的矛盾结构中实现的。这不是（在双重否定运动之后）回归原初黄金时代的问题，而是解放资本主义总体下内在要素的问题。对人类作为人本身的假定是结果，但正题与反题是同时形成的。首先是劳动，但那已是私有财产符号下的异化劳动。因此，它的另一面即生产工具中的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在这种趋于解体的私有财产关系中，无产阶级作为矛盾的“否定性”因素否定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那种关系。结果是再占有（从逻辑上说）或占有（从历史上说）被锁定于资本中的人类力量。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中，由于把私有财产的劳动假定为它被异化的自身并接下来否定这一否定，共产主义运动就被描述为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36]。

在什么意义上，这种对整体内在矛盾的体系性辩证分析能够解释其特征与命运？显然，如果我们假定资本已经存在，那么，我们就会搁置作为研究领域的资本历史起源。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指出它在颠倒的逻辑关系中仍然保持了其自身的逻辑前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逻辑上假定了简单商品流通，但却“颠倒”了它所产生的“所有权规律”——这一所有权规律是商品必须被其所有者自己的劳动所生产。因此，它代表着对直接生产者与劳动对象之统一的否定。因此，在逻辑上，这个否定之否定就产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特征对于我们概念化它的结构和它的转变来说就是有帮助的了。然而，马克思在谈论这种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时是存在一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