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迄今为止的论证，如下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即我为什么认为在下文中可以用黑格尔的叙述方法来分析价值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被形式所决定的总体（见本书第4章）。叙述旨在清晰地表达内部结构、运动规律及（相对）自我持存的整体。下面在价值形式叙述中所使用的方法也许并不为人们熟知，因而有必要先予以阐述。这种方法不是什么呢？它不是从可观察实例中概括出有关现象的假设性规律并要求这一规律在经验中得到进一步检验的归纳性方法，它不是将公理作为一系列形式推理的基础并且其结果据说是已包含于前提中的假设—演绎性体系，它不是对既定经验形式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论证。它是诸范畴或存在诸形式所构成的体系的逻辑发展，它从最基本和最无规定性的范畴发展至最丰富和最具体的范畴。毫无疑问，结果不能包含于前提之中，因为前提在内容上比结果更贫乏。但这正是这种观点的关键所在，从一个范畴运动至另一个范畴的动力就在于既存阶段在证明其必然性以及战胜它所从属于的偶然性方面的不充分性。通过分析我们看到，所考察的形式不能在它的基础上保持自身，它依赖看起来似乎具有偶然性的存在条件以致它容易消失。

因此，思想的运动是从“有条件的”到“无条件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在新要素的最低限度内“应对”前一阶段所意识到的问题，但进而又会发现自己也是不充分的。当要被考虑的所有存在条件被已经发展了的范畴所组成的整个体系理解时，叙述也就结束了。诸形式将这些条件包含在自身中，并通过它们自身的有效性而产生这些条件。这意味着得到如此奠基的总体被判定为自足的。开端不是其他所有因素都依赖于此的公理或既定经验因素，相反，最初的形式仅仅当它以总体为根据时才获得现实性和真理性，而这个总体本身就是它通过辩证法产生的。

关于这种黑格尔式方法，有些要点需要补充。首先，因为发展是从贫乏形式到丰富形式，所以，转变不是形式上必然的以至于计算机可以预测它。相反，某种开放性和创造性是存在的。黑格尔将之称作“精神的提高”（an upward spring of the mind）。[7]这使得黑格尔将他称作逻辑上必然发展的东西同时看作精神的自由的自我产生。其次，对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来说，参考要点并不是个体的思想存在。黑格尔想要考察的不是用以解决关于这种发展方法问题的普通思想，而是产生于其自身的不稳定性并消解这种不稳定性的诸范畴；就这些范畴也是思想而言，它们是某种“客观思想”。由于黑格尔逻辑的真理既是本体论的又是逻辑上的，所以它的客观主义倾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逻辑的连贯性同时也是现实的连贯性。当然，我们在开端上处理现实诸形式，现实诸形式的黑格尔范畴等价物总是根据商品交换的真正体系得到阐释的。最后，我们必须解释：现实的特定领域即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能够产生与黑格尔普遍性哲学最抽象部分即逻辑中的诸范畴具有相同性的最抽象范畴。尽管我们的内在开端即“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作为一个具体东西而出现，但强加于交换之上的、从商品的每个既定特征中的真实抽象却导向与黑格尔逻辑的“纯思”（pure thought）相同的“纯粹形式”辩证法。黑格尔通过思想的力量对一切事物进行抽象，而交换则仅仅从呈现于它的东西中——即在使用价值的有限范围中——进行抽象。所以，我们关于资本的辩证法在范围上不如黑格尔辩证法更具普遍性，但是在其自身的条件下，就它奠基于远离准逻辑原始物的全面抽象而言，资本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是同等绝对的。

所以在叙述方法上我们将依照黑格尔式的程序，根据诸范畴的相对抽象性对它们进行排序，并根据当前已建立的范畴框架在它自身的基础上确保体系自我再生产的相对不充分性这一标准来激发诸范畴之间的诸转换。因此，叙述从实质上说就是诸范畴的体系。这些范畴也许来源于日常话语，或来源于既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有些范畴将不得不是新产生的——这是由于既存思想的混乱。在产生这些新范畴和叙述诸范畴的整个体系时，最一般的原则是叙述应确立明确的次序，从最简单到最复杂，从最抽象的无规定性到最具体的特殊性。每个范畴都将多方面的范畴统一起来。但是，就它似乎是外在的和强加于诸因素之上的而言，并且反过来说，就诸因素似乎仅仅是偶然的而言，范畴并没有被牢固地奠基，因而现实当其在这方面被把握时也显得似乎是不稳定的和易于解体的。就现实是自我再生产的而言，叙述应能通过表明这是如何通过其结构的特定内在必然性而实现的——换句话说即体系的逻辑如何倾向性地确保自身的再生产——来展现其范畴的内在结构。表明体系对经验上既定的偶然性的依赖程度也应该是可能的。因此，货币对资本主义发展来说是必然的这一点就被证明了，但黄金在这种联系中起到的历史作用明确假定了它存在的偶然性和适宜性。

从日常经验中能够挑出的最显著范畴是商品交换。和马克思一样，我们也从如下这个观点开始分析，这一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8]。但是，在这里我与马克思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把资本概念化为形式规定性之前我不会涉及劳动。过早地引入劳动存在着提供模型结构的外观并把叙述固定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的危险。[9]首先我们要分析商品形式本身，只是在结尾处为了辨识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这个体系性的重要范畴时才给出商品形式的基础。以这种方式充分地探讨形式辩证法并使形式本身达到它所要求的内容层面，我们就做了与马克思主义传统非常不同的工作，后者迫不及待地要涉及物质内容。我认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价值形式能够获得实体，或者反之，劳动可以在价值中表现自身。但我在这里只关注价值形式的起源。我以一般的方式只是想要表明重建将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探讨劳动范畴。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对象是社会物质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但这不意味着在叙述中有必要形成生产的一般范畴并根据资本形式进一步阐明它们。这里要求的是，因为价值形式在塑造社会物质生产的特征和方向上的重要性，所以（作为资本萌芽的）价值形式应该首先得到分析。与规定性相一致的转向生产内在地要求资本根据其概念的必然性进行再生产。换言之，形式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叙述要从交换形式开始并完全排除生产方式和（如果有的话）交换对象的问题。这具有如下的优势，即我们从与日常意识相同的观念——资产阶级时代几乎所有东西都采取商品形式——开始分析，避免了一开始只关注劳动产品的独断外观。我的方法将具有如下的优势：从一般商品开始分析，通过体系性叙述本身的辩证法为关注生产领域——作为由经济上的重要关系所组成的首要领域——提供正当理由。在进行适当讨论之前，让我们进一步通过给出关于资产阶级时代社会形式的一般描述，为讨论提供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