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由劳动力的发生学起源吸引不到来自体系辩证法观点的兴趣——后者关注的是共时性诸因素的关系，但马克思对自由劳动力的起源还是有历史的兴趣的。因为马克思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资本主义起源不能在作为自然前提的自由劳动力基础上予以解释。相反，从生产工具中区分出工人的劳动力是非自然的，这一点需要根据先前历史做出特殊的解释。然而，这个过程在它的结果中消失了，体系性观点对之不产生任何兴趣，因为体系自身再生产出它存在的这种条件。

正是由于精准地关涉（双重的）自由劳动力（doubly free labour）的历史发生，马克思才注意到辩证法必须明确自身的界限。让我们审视下面这个有趣的段落：

但是经济生产的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自由工人就是这一阶段本身的产物——是资本本身生成的前提，并且更是资本本身存在的前提。资本的存在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态形成上所经历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一点肯定地表明，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对简单流通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的一般概念，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部，简单流通本身只是作为资本的前提和以资本为前提而存在的。对资本的一般概念的这种揭示并没有使资本变成某种永恒观念的化身，而是表明，资本如何在现实中，只是作为必要形式，必然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结合在一起。[24]

然而正如我所主张的，就体系辩证法对有机总体的“内部作用”的探究而言，没必要进入到前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在探究有机总体的“内部作用”的努力中，体系辩证法表明体系的所有前提如何被体系假定。但现在我要补充的是，有两个前提因而有待被确定。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内在于马克思自己对资本总体的洞见的。这里引用一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相关段落：

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25]

在思考这个段落时，我强调“属于”与“创造”之间的真实差别。它们涉及资本的非常不同的“存在条件”。一个人可以恰当地谈及“器官的创造”，在那里涉及的是像工厂体系（在其中劳动的实际从属是得到保证的）一样的“本土”形式。可以说，这些资本作为其自身而产生。十分不同的是作为资本存在的必要条件的那些“器官”，资本遭遇它们，使它们屈从于自己的目的，并把它们纳入特殊价值形式之下。这些存在条件对资本来说是历史地既定的，之后就被置于资本之下。资本存在之历史的既定条件的这种实例是双重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但是，一旦资本在它自身的基础上运行，这种被预先假定的劳动力就沦为了资本的一个要素，至少在如下的意义上是这样的，即劳动参与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亚流通中，以便其双重自由的特征能够被内在地再生产。

总结一下：这些例子表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使用的体系辩证法研究的是既定整体的内在形式之间的概念性联系。范畴诸层次的序列建立起来，在其中，更成熟的形式为早期形式提供基础。这种逻辑不能以任何方式依赖于最初产生体系基本条件的历史发展，因为这些条件就是在逻辑序列内部表达和建立的。[26]逻辑序列对应于对象的内在诸关系，探索确保整体再生产的相互确证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