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发展与变化这些术语都表明了劳动活动的时间维度。从对《大纲》的忠实阅读中可以揭示出：马克思表明了关于时间的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方面，时间的观点完全是出乎意料和独创的；另一方面，时间的观点与对象化的劳动的观点是一致的。让我首先从一个非常有力的主张开始吧！对马克思来说，至少在《大纲》中，劳动创造了时间或把时间引入了世界。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24]。 这不只是一段隐喻吧？我认为这不只是一段隐喻，应该予以认真对待。

关于时间本质这个著名的形而上学难题，康德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可以用康德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的时间观点。对于康德来说，时间是知觉的先验形式，是作为我们对物的知觉和理解的一个条件而被引入世界的。因此，时间不是自在之物的条件，而是产生于我们把世界构造为知识对象这一活动的某种东西。但是，对康德来说，这是一个精神活动，包含在纯粹理性之中的唯一的能动性就是意识活动。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引入时间的这种构造性活动就是劳动，即处于世界之中的主体的现实的或实践的活动。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不会再考虑如下问题，即时间是否是自然固有的性质，是否可以离开人的活动来理解时间本身。特别是，我并不否认，在自然的过程中有独立于人的活动的序列和变化。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劳动活动是人类的时间意识的起源，人类的劳动活动是作为客观尺度的时间的起源；同样，我也要指出，这个活动是理解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序列和变化的条件。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劳动活动是一种既改变世界，也改变主体的活动。而且，尽管劳动活动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要改变特定的东西，但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劳动活动引入了真正的新事物；也就是说，劳动是一个创造或制造新对象的活动。制造新对象是一个过程；它具有独特的形式（确定性的否定）。如我们所见，这是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一个概念。在确定性的否定中，特定的或当前的阶段或环节通过在一个新的或更高的形式中保存它从而否定了先于它的阶段或环节；但是，每一个这样的环节都是按照作为它的终极目的的理念来改变自身的。

马克思引入了一个对这个确定性的否定过程的非常不同的解释。对他来说，这是人类活动所特有的形式。这种活动由一些目的或目标指导；在对未来的预期中，依靠当前的或如马克思所说的活的活动或劳动，代理人通过赋予先在的对象以新的形式而改变它。因此，他写道：“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就服从于劳动的目的。”[25]他继续说：“因而，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形就是：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或者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作为使用价值被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发生了变化。”[26]

我的主张是，当马克思把活动描述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环节的综合或联系时，他就把这一活动呈现为时间的三个组成部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起源，并把它看作是为时间的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了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活动的综合统一。[27]

劳动活动所创造的这一综合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在形成或制造对象的过程中，给定的东西必然逐步发展起来，并且有一个目的将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从潜能到现实的这个运动是单向性的。所以，产品或制造的对象就是先于它的生产过程的产物。因此，在这个劳动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前和以后的关系是不对称的。然而，因为这个活动是人类活动，它是有目的的，所以现在对未来的预期把现在本身确立为投射于或指向未来。因为现在所预期为未来的东西还没有到来，因此，关于现在和未来的以前和以后的不对称性被确立起来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提出了时间关系的一种抽象的结构或逻辑，但不是就现实的或活的时间而言。对马克思来说，创造出现在的这种活劳动的活动引入了时间的现实性。这样的现在就不是静态的瞬间，而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的统一。

然而，这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统一或综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个过程只发生一次吗？换句话说，时间是一次性的东西吗？不是，因为根据劳动活动产生了时间这一具体分析，这个过程的不断更新是基于如下两点：第一，是因为目的以及体现了人类活动特征的实现目的的模式的无限多样性。也就是说，劳动活动在满足需要与产生新的需要和目的这方面是创造性的。第二，这个活动的不断更新是因为代理人不得不通过这个活动不断地再生产他们自身。

这个不断的更新隐含着现在的连续或重复，而超出了这种纯粹的连续的时间的连续性来自于现在包含或保存着过去的活动的特征，且根据它在现在的预期，它来自于现在所包含的未来因素。也就是说，在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没有断裂。

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关于时间的讨论中，已经陈述过这个明显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时间包含着所是与所非是，或现在包含着不再是与尚未是。在关于时间存在还是不存在以及时间的本质是什么的追问之后，亚里士多德写道：

从下面的议论中，人们可能会觉得，或根本就没有［时间］存在，或即使存在，也是可疑的和模糊的：因为它的一部分已成为过去，现在不复存在，另一部分还只是将要出现，现在尚未存在；而且……时间，都总是由这两部分构成的。于是，人们自然就想到：由非存在的东西所构成的东西是不能够存在的，不能够分有实体的。[28]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当人们把变化本身看作是时间存在的条件时，这个明显的悖论就被解决了，而对马克思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作为时间的基础的劳动活动就是改变事物的活动。正如我们所见，改变某物或制造一个对象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过去或以前的东西被包含或保存在现在之中，所以它就不仅仅是“被遗留下了”。因此，在“已经是或不再是”与现在是之间的这个创造活动中就没有清晰的划分界限。另外，由于制造的对象是一个有目的的对象，并且它的现在性把它预计成某个将来使用的东西，因此在现在是与尚未是之间没有清晰的划分界限。

所以，对象本身作为对象是其生产活动本身的暂时性的对象化。它把这些环节凝结在自身之中。用马克思的话说，物或对象都是由活劳动“赋予生命”或活力的。

同时，创造时间的活动，它的主体或代理人就是他或她自己，它被看作是历时的，因为主体既是由活动创造的，又在他或她制造客体与再造他或她自己的过程中是创造性的。所以代理人同时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就他或她部分地是由过去制造的客体即过去创造的环境所组成的而言，代理人把这个过去合并到他或她自身了；就代理人是创造性的即既改变世界又改变自身而言，他或她把他或她的意向性与未来指向性合并到现在的活动当中了。所以，主体在他或她自己的存在中具有时间的一切特征。和他或她生产的客体一样，主体也被活动的综合统一体时间化了。

可以简短地评论一下，马克思源于主体的创造性活动的时间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概念具有一些相似之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也是源于此在的存在，此在是体现活动的特征的存在。此在的活动被描述成预期未来或“先行于自身的存在”以及在这个预期中把人们的过去合并到一个使人们自身在场的坚决的行动中的活动。暂时性来自于人类活动具有这三个环节这一事实。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客观的时间是以此在本身的这个原初性活动为基础的。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个活动与暂时性是一体的，而我对马克思的解释将避免这种不是通过把活动看作时间本身而是看作把时间引入事物而暗含在海德格尔中的循环性。而且，在解释形成时间的这种活动本身的本质方面，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我在这里不对这些区别详加论述。我只是要表明，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此在的时间化活动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对象化活动，也就是说，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改变自然的社会活动。

人们可能会反驳指出，对于马克思时间理论的这种解释将会使得时间仅仅成为代理人或他或她的活动的主观特点，那么时间就没有了客观性。但是，对马克思来说，客观性是通过活动而获得的东西，这个活动通过改变一个至少最初是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特定的世界从而使主体对象化。自然界的顽固性使得人们把劳动活动理解为克服障碍。这个事实也促使时间成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而且，对马克思来说，因为对象化活动不是一种孤立的个人的活动而是一种社会的活动，所以时间将不仅仅被理解为代理人的主观特点。这一活动的社会性促使时间成为这个劳动活动本身以及这个活动的客观条件的共同尺度。

那么，什么是客观时间呢？客观时间就是劳动活动的对象化形式。举个例子，我们最初可能假定，因标志着种植与收获的季节变化而确立的时间是由一个独立的尺度即季节本身的变化来测量的。然而，根据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标记时间方式的季节的选择是它自身以种植和收获活动为基础而作出的。所以外部参照就是劳动活动本身的条件或它的对象化条件的外在化。因此，更为一般的情况是，就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目标或目的在产品中的实现而言，为确立时间的客观尺度而设定条件的东西就是劳动过程本身的客观特征。因此制造对象就要有一个开始和结束。标志着这样一个过程的开始和结束的外在参照框架的选择就是客观的时间参照的选择。当生产过程本身是个人之间共享的或社会的过程时，且当同样的过程必须多次重复的时候，对于这样一个外在的或客观的参照的需求就出现了。在这些情况中，共同的和客观的尺度或标准，要求并为此建立了时间参照的客观性。因此，例如，天文学时间的尺度并不是先建立，然后因发现其在标记季节或航海方面的用途才被使用的。更确切地说，是对这种尺度的需要引起了人们将星体运用于这个目的。

上文对《大纲》中包含的时间理论的详细阐述超出了马克思自己所明确讲过的。而时间理论与马克思的作为事物历时性的劳动观念以及他的对象化观念是一致的。然而，在使用历时维度这一从根本上体现节约特征的范畴时，马克思的意思就更为具体了。他醒目地表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29]。

马克思进一步表明，作为一种尺度的时间，其使用是历史地变化的。因此可以说，对马克思而言，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时间本身具有不同的性质。尽管时间是由劳动引入一切经济形式的，但是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尺度并不是一切社会生产形式的共同特征，而是当劳动本身已实现为同质的、抽象的量时才被引入的。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并不是根据时间，而是根据表现在所生产的产品中的不同使用价值的质的区别来衡量的。而且在这些社会中，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即超出为需要而生产的劳动时间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因为实际上一切生产都是为了使用或需要而进行的。

作为劳动尺度的时间，可能仅仅出现在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劳动成为性质上无差别的劳动；劳动的任何部分都和任何其他部分一样。劳动成了抽象劳动，在其中，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之间质的区别这种抽象性是通过在这种劳动产品之间建立起来的等价交换而出现的。这种同质的、抽象的劳动现在可以用一个普遍的尺度来衡量，并被分成标准单位。这种抽象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但是时间现在把自身构想为一个普遍的、同质的量，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用等价的尺度替换为任何其他的部分。因此，时间的单位可以映射在抽象劳动的单位上。

生产的物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总的劳动时间本身被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类似地，产品的价值也按比例分配到那必须进入劳动工资的部分和被资本占有的剩余或额外价值部分。

工人所进行的剩余劳动（即在工人生产他或她的生存手段所必需的劳动之上的或超出这一劳动的劳动）正是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源泉。因此，马克思写道：“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即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30]然而，资本的第二个趋势与第一个趋势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资本在本性上也试图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劳动时间的更大部分将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剩余时间。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是通过活劳动的生产力的增长实现的，而活劳动的生产力的增长又主要是通过引进机器，或更确切地讲，是通过引进自动的机器体系而实现的。马克思把这个体系描述为“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31]。在这里，劳动活动只是把机器的工作传送到原材料上——仅仅是监督并防止中断而已。因此，机器代替工人而拥有了技能和力量，工人的活动是由机器的运动决定的。

机器的引进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了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剩余价值对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机器通过增加劳动的生产力而减少了必要劳动时间。因此马克思写道，在机器的使用中，“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使最大限度的劳动价值增殖。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32]。也就是说，用马克思的话讲，资本的体系通过它的“财富癖”生产出丰裕，因此趋向于减少必要劳动。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明的那样，这种丰裕是以公共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条件，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将按需分配给个人。

资本在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增加了剩余或多余的时间。“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33]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多余的时间具有了马克思所说的对立的或矛盾的形式。资本减少必要时间而增加剩余时间的努力导致了危机（或矛盾），因为这个过程必然导致过度生产。尽管减少必要时间要求商品的增殖，但是必要时间是由工资偿还的。因此，资本在减少必要时间的同时，也降低了工人购买所生产产品的能力。马克思写道：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34]

因此，在这个新的社会形式中，也存在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但现在它是通过社会生产来进行的。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是一个丰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要劳动转移到了机器上并且“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35]。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时间的确定性仍然很重要，因为联合的个人必须以适合于满足他们的多种需要的方式来分配他们的时间。但是现在，这些需要都是自我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这里，财富的尺度变成了自由时间或个性自由发展的时间。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变成了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论述，这种劳动就是“实在的自由”[36]。

[1]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没有注意到异化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事实上，我要指出的是，这一维度在马克思早期的分析中也是具有根本性的。这里的要点在于，异化在其后期著作中被充分阐释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

[2] 和本章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这里，创造这个术语并不是在敬意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描述性的，用以表示通过活动制造或形成新的对象。

[3]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85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4]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85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5]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87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6]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11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7]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274、298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32、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8]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296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9]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00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0]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60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1] Aristotle，Physics，193a12-17.可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徐开来译，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译者注

[12] Aristotle，Metaphysics，1014b27-82.可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译者注

[13]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62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29～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4] 尽管异化这一术语已经在多个方面——在马克思的研究和更为一般的论述中——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是很清楚的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对异化的使用是非常明确的。他用异化来指从根本上来说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特殊统治方式。尽管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统治，但严格地讲，前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因为异化劳动的前提条件的存在还不是社会整体的特征。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表明的，这些前提条件基本上都是自由劳动的存在物和从生产的客观条件中分离出来的劳动。我可以表明，异化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也存在于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然而，在这些手稿和《大纲》中，异化概念并不是在还原意义上被解释的，而是代表了体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综合。

[15]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247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6] 以扫：据《圣经》传说，是族长以撒的孪生儿子中的长子。——译者注

[17]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07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8]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08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9]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693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译者注

[20] 这表明了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马克思把对象化过程或生产过程看作是通过特定社会关系改变对象的过程。因此，对象化是包括制造和社会互动两者在内的一种活动，或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包括创制（poiesis，希腊语名词，阴性，单数，意义为制作、创制。——译者注）和实践。相比而言，亚里士多德把生产或物的制造活动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分开对待。因此，他认为这两种活动模式需要两门单独的科学。

[21]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243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22]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243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23] 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把这个描述为“生产的社会化”。

[24]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61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25]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60～361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28～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26]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61～362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29～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27] J.哈贝马斯在《知识与人类兴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第二章讨论过康德的作为一种意识活动的综合概念和马克思的作为一种实践的综合活动的劳动概念之间的关系。

[28] Aristotle，Physics，217b33-218a3.可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徐开来译，10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译者注

[29]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173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30]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99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31]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692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译者注

[32]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701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9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译者注

[33]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708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译者注

[34]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708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译者注

[35]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325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36] 参见马克思：《大纲》，尼克劳斯译，611页，纽约，1973。也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