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批判到政治行动的过渡，引发了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革命运动和革命战略的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过程是根本性的、不可替代的。它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不可避免的”。它无限复杂，尽管它能够被划分为诸多层次，时期，特殊的和专门的历史（技术的、经济的、法律的、哲学的，等等）。历史的部分方面是有限的，但基本的过程本身却不是：它反映了人类经验的整体，不是事实数据的集合，而是其根本含义的集合。它为没有被完全控制的人类选择留下了余地。对自然和历史的控制是一个终极目标，但它从未被完全达到。历史的过程产生了不可预见的东西——否则任何创造都将是不可能的。在我们讨论的层面，即国家的层面上，构成历史动力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决定论被由工人阶级所代表的革命运动来提供。如果没有它，在由现代国家支配的现存社会中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明显的，无产阶级的压力引起了历史的改变——也就是说，一旦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即只要它将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社会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压力变强或者变弱，改变的速度缓或者快，这些都取决于不同国家内部的整体历史状况和社会—政治结构。但它不可能停止。

以前，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直接或间接地是社会变革的原因（causes）。反映在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为这种变革提供了理由（reasons）。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原因和理由被合二为一，在一个更高的社会合理性中达到熔点。这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阶级矛盾消失在新的统一之中，尽管阶级本身并不会真的一夜之间就消失。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历史过程与黑格尔的“变”（becoming）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不是一条建立自身、定义自身并通过不断地返回自身来创造自己未来的曲折道路。如此思辨的一个规定已经不充分了。历史过程在实践中寻求实现自身并证明自身。它的“主体”不是逐渐获得自我意识的精神（mind），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毋宁说，主体是——如果我们还使用这个哲学术语的话——工人阶级。就此而言，它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被如此理解的历史过程有两个方面已经被提起过，但还没能被足够强调：一个质的方面和一个量的方面。量的方面指的是经济增长（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的增加——表现为小麦和钢铁产量，等等）。质的方面涉及社会发展（社会生活的强度、在超越民主的过程中以社会要素取代政治要素的组织的效率、“精神”作品的生产）。这两个方面，尽管从未完全分离，但并不是必然地齐头并进。量的增长（生产力）可能在一个时期逐渐展开，并且只在后来才随之发生一个向前的质的飞跃。没有工人阶级的干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然而社会发展则不是。

革命运动披荆斩棘，稳步前进。理论的任务则是厘清这条道路，以查看这个运动有没有陷入困境或者犯下严重的错误。运动并不是不允许犯错的。它通过前进证明自己，但前进经常是试探性的，而且并不总是成功。它会遇到障碍。政治理论是关于这种运动的理论，因为运动需要一种理论。这种需要是社会性的：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理论伴随着实践展开，但它们之间的统一不是预先决定的，不总是相同的；它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的，而是辩证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理论与实践甚至是互相冲突的。

那么，理论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呢？纲领（program）的形式还是战略的形式？

马克思似乎并没有完全拒绝一个纲领的观念。然而，他并不相信，当运动发生动摇、原地踏步或是退却的时候，纲领对于刺激和推进运动有不可思议的能力。“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45]

至于战略的一般概念，在我们的时代（在数学、社会学和历史中）已经被详尽地解释，并事后赋予马克思。然而，它早已经被克劳塞维茨表述过，有趣的是，他是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灵感的。列宁研究克劳塞维茨，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战争及其对革命运动的影响。

从而，我们可以提出政治战略的概念，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指出它或者以方法论的方式使用它。我们知道这样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最好的例子是社会劳动的观念。它起源于18世纪末清晰可辨的条件下的实践。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对不同种类的劳动之间的统一——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进行概念化成为必要，这些劳动在社会中被视为一个整体。持续的技术改良，此外，还包括工业中自动化机器的引进，打开了体力劳动终将完全过时的可能性。社会劳动的概念在经济层面被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详细阐述。可以说，这一概念在后来的确对历史产生了影响；多亏有了它，我们才开始理解没有这个概念的社会是如何运作和生产的，开始理解它们的活动是如何被反映为意识形态的。我们可以设想在战略的概念上发生类似的情况。早在这个概念被确切阐述之前，就有军事和政治战略。马基雅维利第一个阐述了这个概念；克劳塞维茨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自那以后，它就得到了精致化（在游戏理论、应用逻辑和数理逻辑中，等等）。它引导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过去。

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段落反映出对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战略的关心。对“战略”这个术语的使用在这个关联中得到辩护，它使我们牢记，在马克思看来，（1）决定着每一个战术行动的客观的东西，是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加强；（2）运动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废除政治——一旦国家的功能被社会接管，国家就消亡了。第二点极其重要。不考虑这一点，就会让马克思成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或者使马基雅维利成为马克思的先驱），将政治或者国家看作一个永恒的、超时间的本质。

我们知道，在1844年革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把俄国视为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他一再地把沙皇及其专制政府称作“欧洲警察”，私有财产的看门狗，并断言如果对它进行一场指挥得当的战争，它的政权就会崩溃。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他激烈地批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Palmerston），因为他只是努力把沙皇阻挡在巴尔干半岛之外，而在其他方面却又试探性地攻击俄军。与此类似，马克思在1870年是反对法国的，因为拿破仑三世的政策是针对德国统一的。然而，在1870年9月4日，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因为这时俾斯麦统治下的德国统一威胁到了法兰西共和国。在任何情况下他的立场都取决于他认为什么最有利于这个运动。一旦忘记策略和战略之间的区别，那么将前后不一、矛盾、反法、反德和反英等立场归咎于马克思就再简单不过了。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著作中，展示出了他非凡的才华和气魄。这些政治分析的文章获得了现实的风格。它们经常被作为纯粹的应时文章而不被考虑，它们的理论重要性及其对马克思人格性的反映就被忽视了。以下是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学”的样本，是马克思对帕麦斯顿的描写：

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présence d'esprit〔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说十分巧妙的俏皮话，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他即使没有本领搞通某个问题，但是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即使缺少总的看法，也随时都可以用一般的词句编出一套漂亮话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闲，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动，至少也是渴求造成轰动。……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的本身，而只是成功的假象。

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谋，没有任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纠纷，因为纠纷使他可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如果没有纠纷，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同虚假的敌人进行虚假的战斗，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忙来忙去，直到在议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为止，这就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bête noire〔可憎恶的东西〕，自然在本国也就毫不费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

……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受骗的傻瓜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做敌人，大概不会得到坏处，谁要是把他当做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1808年2月3日，他作了发言。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46]

如何能够断言马克思只关心抽象、整体的“历史决定论”，唯独关心“民众”而未能看到个人，等等？

先不涉及细节，我们不妨努力勾勒出隐含在马克思社会学讨论和政治分析中的政治战略的主线。在我们看来，他设想了革命运动的三种战略，即三种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1）运动集合了“人民”的大多数，不诉诸暴力而夺取权力，以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标。

（2）运动集合了“人民”的大多数，但需要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以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

（3）运动只能集合“人民”的少数，但这少数被证明是足够积极和英勇的，他们在挑战统治阶级这个共同目标上达成一致。

这里使用的“人民”这个术语有一个有限的意义：它指代不同的社会阶层——农民、工匠、商人、知识分子和自由资产阶级——它们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策略性地与之结盟。换言之，它有一个特殊的政治含义，但它的社会学含义是模糊的。

第一种战略被应用于英国，那时马克思正生活于此。当时的情况是，政治民主通过普选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广泛的人群，并因此——在来自一个强大的、组织良好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之下——在适当的情况下超越了这个状态，以一种渐进主义的方式主张其政治领导权，而不依靠武装暴动。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的改革来达到目标，但只有被一股（如果有必要）将上升到革命战略的力量，一种明确地为这种可能性做准备的力量将这个战略加以贯彻，这个战略才是有意义和有希望的。

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47]

第二种战略与德国的状况相符。在德国，国家的统一是“自上而下”地强加下来的，封建地主（地主阶级）仍然强势，其与资产阶级的勾结长期存在。1848年革命的失败向所有人表明了这种状况。如果革命的结果不是这样，那么通过政治改良达到社会的逐渐变革也许是有可能的：统一的成就可能已经触发了这种变革。但俾斯麦主义，这个波拿巴主义在德国的变种，无疑限制了这样发展的机会：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48]

第三种战略以法国的状况为代表。178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说服了部分农民的城市少数派、另一部分中立的市民、必须战斗的第三等级的农民和来自封建主义的上层阶级共同领导。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一定要步雅各宾派和布朗基派的后尘。但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它们继承了1789年的革命，是法国历史的特定事实；新的政党必须考虑它们，同时也必须考虑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一个“活跃的少数派”的传统为中心。1848年和1871年的经验证实了这种估计。

因此，每一种可以想象的（19世纪）状况都被新政党的战略设想到了。这是“不断革命”这一表述的基础。当马克思使用这一术语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它并不是轻易地出现在马克思的笔端——它并不意味着它后来所意味着的：持续暴力的政策，采用一切手段持续不懈地攻击。对马克思而言，它确实表示不间断的斗争，但是这种不间断的斗争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要求一个适当的战略和策略。它要求对每一个连续的问题、每一个历史冲突都给出最为大胆和最为彻底的解决。它指向过渡时期——在摧毁现存国家和建立将要消亡的新国家之间的这个时期：

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49]

决定采用一个战略而不是另一个，所采取的标准是：对社会结构（阶级和阶级各部分）的分析，对特定时刻的战术机会的评估，对当权政府的批判性研究。如果统治阶级有一个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机关，那么可能发生的就是，革命暴力将被触发，运动将不得不诉诸武装暴动。马克思认为，只在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被内部矛盾逐渐削弱的地方，通过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良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看起来才是可能的。

关于运动的本质以及遵循的战略的问题将我们引向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严肃地对待民族性的事实和民族国家的体系呢？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经常讨论特殊的民族状况，但他是在战略层面上而不是在普遍理论的层面上进行处理的。他似乎相信在他的时代，工人运动已经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尽管资本主义创造的世界市场已经为废除民族界限清理了道路，“资产阶级在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特殊利益”，他写道，“既然它的利益就是它至上的价值，它就不能超越民族性”。

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50]。

1846年的这些文章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在1848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对这个运动抱有多大的希望。他似乎认为民族性已经是一个过时的事物了。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欧洲许多国家设立“通讯委员会”。这是第一国际建立的先声。这些委员会制定的目标之一就是“摆脱民族局限性”[51]。

然而，在分析政治战略和策略的特殊问题，考虑一个联盟或一个纲领的时候，马克思把民族作为革命活动在其中得以实施的一个框架：

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52]

因此，马克思相信无产阶级将会消除民族界限，完成一个开始于资本主义的过程。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53]

尽管由无产阶级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内容（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而言不是民族的，但它就其形式（政治的）而言是民族的。这个基本的论断同样表达在马克思最后的政治遗嘱，即《哥达纲领批判》中。

为什么不坦率地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著名的文本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还是个谜？在这里，对形式的强调证实了以上论点。对形式的研究似乎被归入了社会学的名下。然而同样是这些文本揭示了一种特定的模糊性。如果形式离不开内容，理论离不开实践，那么民族国家和民族性难道不是应该得到定义，得到以概念的方式进行的阐述，得到理论地澄清，而不是被当作一个已经过时的事物吗？当马克思研究生产方式的时候，他相信超越它们是可能的。他从这个假设出发。这个假设意味着社会—经济关系构成彻底的批判性否定的一个历史性的、总体性的主体，意味着革命实践由此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理论水平。我们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将同样的方法应用在对民族这个概念的分析上呢？马克思似乎回避了这个问题，而这是一个愈加紧迫和重要的问题。工人运动面对的主权国家以及它们的政府是资本主义的，它们的统治阶级是或多或少与幸存的封建要素结盟的资产阶级。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框架之内，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征。在这个背景下，特殊与普遍之间是何种关系？当然，这是逻辑地、抽象地提出问题，并且看来非常有必要继续走向具体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但这恰恰是我们所没有的，或者只有一点点。零星地涉及一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的发展速度，几乎不能填补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个严重的裂缝。我们要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规范的而不是概念的理论层面？或者我们应该说，他是按照他关于革命运动超越民族界限的假设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同样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线作战：反对一种特定的“左派”（它否定民族，否定“纯粹民族的”问题，也否定处理人民的独立和自决权的问题）；也反对一种“右倾”，它的代言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优于其他所有民族，是所有民族模仿的典范。

毫无疑问，这样的断言不假。然而，这与我们讨论的观念不相关，只与运动的战略甚至内在的策略相关。这对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贬低还是抬高呢？这是一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概念未能为运动提供指导，而运动遵循它自己的规律——例如，分裂为诸种倾向——左派（宗派主义）、右派（机会主义）和中间派（保留机动的余地）。这是否意味着实践已经凌驾于理论之上？如果这在实际上发生了，那么理论是否就退化为了策略性的专门知识？这难道不是以关于政治倾向的社会学取代政治社会学吗？

另外，这些倾向在我们的时代（或者似乎在我们的时代）比在马克思的时代更为明确。尽管拉萨尔在某种意义上是左派（拉萨尔的“工资铁律”），但他同样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顽固的捍卫者。至于蒲鲁东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坚持称他们关于合作企业（co-operative）、人民银行等的观念对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并没有考虑民族特色。在第一国际期间，改革派采取了与民族主义有些相对立的哲学路线，而极端主义者倾向于接受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根本的政治论据。所有这些都没有简化问题。

我们能够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写作这部最后的政治代表作于《共产党宣言》完成30年之后，并且从未打算将其出版——为我们的问题找到答案吗？运动现在变成了一个体现着革命的希望和前景的政党，并且它宣称自身受到马克思的鼓舞。尽管由于疾病而变得虚弱，马克思仍然精神饱满并且感到他不得不谴责这个政党的纲领。他的《哥达纲领批判》是对这个党派的领导人的一个严正警告；他们的纲领与马克思的理论并不一致，这既是在说他们的思想并不科学，也是在说他们的政治实践被降格为一系列的折中。

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呢？国家，国家的概念，民族的相关问题，作为一个生活事实的民族国家。马克思的斗争在反对谁呢？他在与拉萨尔的幽灵作斗争，后者已去世10年但仍然在纠缠着运动。拉萨尔主义，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非常不同的思想体系，对政治实践的影响要比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多得多。马克思宣称，拉萨尔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不知道工资的本质是什么，也不知道国家到底是什么。他依赖于他的想象，依赖于他的感觉和印象。他将激进的言辞和政治经验主义糅合在一起，将现存的社会框架、现代国家甚至它们的政府视为理所当然的。抛开其真实的才能不论，拉萨尔是一个煽动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操纵这个运动沿着灾难性的路线前进。

拉萨尔提供的是披着激进语言外衣的可疑策略和战略。当纲领规定“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54]时，他是在逃避土地问题。这样的一个阐述太简单而不能解释当今时代——马克思所作的这一评论暗指拉萨尔与俾斯麦做的交易。拉萨尔不曾攻击地主。他不停地歪曲《共产党宣言》——尽管他自己清楚地知道——以便掩盖他与德国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要素的联合。他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家，实在太狡猾了。

他完全没有理解工资理论以及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概念。纲领要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那么，什么是“公平分配”呢？马克思问道。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坚持说，这是可以达到的，甚至在现存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了。拉萨尔的“工资铁律”——这是他从歌德那里借过来的高贵术语，后者说过“伟大的铁律”——掩盖了工资的真实本质，掩盖了决定工资的社会历史规律，从而也遮蔽了工人斗争的未来。关于“劳动所得”的公平分配的崇高措辞，后来给予了所有社会成员以公平的权利，但未能承认对革命专政的过渡时期的需要。在这一时期内，国家必须被摧毁，生产手段和对生产的控制将从统治阶级手里被接管过来，生产力将得到提高。什么是“劳动所得”呢？不多不少正是全部社会生产的总和。于是，问题根本不是将所得移交给全体工人的问题，不是转移给所有社会成员（包括那些不劳动的成员）的问题，也不是移交给生产的总体的问题。国家的产品分配是由法律来控制的。更换过时的生产资料和投资以增加产量，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设立一个储备基金，以使其作为抵御自然灾害的保证。管理性服务以及社会必不可少的、非物质性的工作，它们的成本，指定用于支持孩子、病人和老人等等的基金，必须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

这样的国家产品的分配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发生了，既是无意识地发生的，又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在新的社会中，它将会按计划合理地操作。但在它变得真正公平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在过渡时期，脱胎于旧的资本主义秩序的社会，将会保持后者的特征。市场、以市场为目的的生产、价值规律、公平交换等，因为道德原因将不会消失，直到有组织的生产力使超越它们成为可能。因此，“平等权利”在资产阶级意义上将依旧是“公平的”，依照那控制着商品等价交换和契约的法律，它是公平的。尽管已有所进步，即社会发展了，生产者的权利将继续是与他工作完成的数量和质量相称的。平等将仅仅在于此，即每一样东西都会通过公平的尺度来估量，通过其包含的劳动来估量。“平等”权利是不平等的权利，它比较并且统治着各种不平等的劳动：“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55]

因此，过渡的问题揭示了权利的本质。这个为新社会设计的理论方案，以对现实的科学分析为依据，以反对那个经验的、实践的和策略性的纲领。它在观念的层面上被阐述。它详述了权利的概念。根据目前我们所熟悉的模式，新兴的观念总会回溯性地阐明过去。所谓平等主义的和合理的权利教条，具有组织社会匮乏、以表面上的公平分配一个根本上不公平的社会产品的功能。由此，“权利”有双重性：它们给予不平等以法律的形式，同时反映统治兴趣的压力，将这种不平等转化为他们的优势的压力。因此，权利的概念为一个超越它们的社会的概念所澄清，同时，这个概念也阐明了那个被它们统治的社会。我们今天也许会说，法律的社会学离不开社会实践，也离不开超越社会实践的观念。对权利概念的批判就是这个观念的一部分。权利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更高阶段才会被抛弃，在一个绝大多数人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6]

权利及其经历的变革同样依赖于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是知识和道德领域的发展。否认这一点的是些什么人呢？“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现实主义观点。”[57]

但现在我们正走向根本的问题，即国家问题（因此是作为历史现象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就是在这里，拉萨尔完全脱离常轨，或者说输给他的对手太多。他从这样的断言出发，即其他阶级作为工人的对立面，仅仅形成了一个“反动的大众”。马克思说，这个阐述是极端主义的和错误的。在与封建社会的残余和那些依附于与过时的生产方式相应的地位的中间阶层的关系中，资产阶级本身是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中是革命性的，而且只有它可以进行完全的社会变革。拉萨尔欺骗性的辞令仅仅作为他政治计划的幌子，反映了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工人运动观。根据哥达纲领，“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58]。马克思就这一点毫不含糊地评论道，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国家中组织为一个阶级，并将自己的国家作为斗争的战场。“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59]马克思折回到《共产党宣言》中的阐述上来。他列举了局势的诸多困难。德意志民族国家必须在世界市场和现存的国家体系框架中被考虑。资产阶级，或者说一般的统治阶级，完全能够制定一个国际政策，正如俾斯麦表明的那样。为了与这样的一个政策作斗争，德国工人阶级必须赋予自身以“国际的功能”。否则它的国际主义将远远不及自由贸易的自由派表现出的国际主义；那些自由派捍卫和平、自由和人们的手足情谊。

拉萨尔的问题是，他假设我们可以以建设一条铁路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社会：借助于政府。他对国家充满无限的信心，而就从国家那里获得援助的期待来说，他是彻底天真的。

与拉萨尔的观念一致，纲领继续宣称德国工人党为之奋斗的是“自由国家”。马克思说，这个表述是毫无意义的。它表明了社会主义观念对德国工人党的影响有多小。纲领不是把社会视为国家的基础，而是“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60]。

我们在这里辨认出了一个在马克思阐述他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批判时使用的术语。拉萨尔，一个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黑格尔主义者，未能理解国家的本质。像黑格尔一样，当描述一个特定的现实，继而将其等同于绝对合理性的时候，拉萨尔混淆了永恒的国家（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国家的理念）和现实的国家，“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61]，即俾斯麦的国家。每当“国家”这个术语被用来表示政府机器的时候，革命的目标就被抛弃了，“‘国家’……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62]。正是在这一点上混淆不清，哥达纲领仅寻求改进政府机器，停留在“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63]。正是由于其全部的优美辞令，它将自身局限于通过工人、所得税和由国家支付的普遍的基本教育来要求对现存国家进行民主的控制。关于自由和自由国家的讨论都是无用的闲扯：从政治行动的观点看，自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64]。

如果不清楚，那么阐述便什么也不是。在1875年，马克思一点也没有放弃他对国家的反对。并且在这一点上他比以前表述得更为激烈：“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65]

现代社会中政府机构越来越多的数量和越来越大的规模，引起了对政治和社会方面之间的矛盾前所未有的关注。人类的自由必须在社会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被定义。现代国家是否会设法在政治的决定性的重压之下完全地扼杀社会生活？这是拉萨尔忽视了的问题，但马克思却坚持不懈地提出它。而他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反对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现实性”的名义拒绝革命的可能性，误将现状当作现实，将社会主义的基本观念仅仅当作乌托邦主义。

在新社会中，国家的形式将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哪些与国家现在履行的功能相类似的社会功能将会继续存在呢？这些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即在观念的、理论的层面上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66]

在过渡时期，人们将会给国家“一个猛然觉醒”。政治民主本身将会被克服，不是通过改善国家，以及它的民主、共和的机构，而是通过摧毁目前被设立在社会之上的国家和使这样的国家得以可能的社会部分来克服。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扩大和国家的消亡是同一场“运动”的三个方面，是革命的三个方面。

总体来说，在马克思的政治遗嘱中，他重申了自己对国家一直持有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一个根本性概念，即国家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包含了国家的终结。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内部联系是辩证的——矛盾和统一，一个通过否定而获得的更高的合题，即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目标不是简单地摧毁国家（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而是让社会的整体——变革后的社会——接管先前由国家履行的职能。内在于现存社会中的不完整的合理性，目前因为社会中的矛盾而被抑制，已经由国家监管，甚至被国家占有。社会必须重新占有这个合理性，并推进它以达到完全的实现。而现存的情况是，国家将合理性推向荒谬。

当马克思写下这些的时候，他是否想到他的警告将会被注意？如果是，那么是谁注意到？他是否希望“运动”赶上理论，不再落后于其指导观念？他是否相信政治家、官僚、“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将会从运动中被清除出去？他对那些收到他的教诲的人，对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有什么期望呢？就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能力而言，当那些不理解他的行动者称他们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时，马克思是否感觉不堪重负？他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运动在理论上已经变得如此脆弱——在德国，在理论水平高于其他任何地方，领导和工人们都喜欢把自己当作这位伟大哲学家的继承人的地方？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所作的评论丝毫没有失去思想含量，最后一个评论是一个尤其特殊的爆发：我已经说了，并且拯救了我的灵魂！（Dixi et salvavi animan meam！）马克思作为一个理论家和一个革命家完成了他的著作。他成功地说出了他必须说的，做到了他能够做的。这些观念依旧与我们同在，像它们过去那般鲜活、持久，而这个杰出的思想从那时起就被无数人评价为枯燥、冷漠和贫乏的思想。马克思把自己交给了后人，交给了“运动”。他还能多做或者少做些什么呢？他不是庞蒂乌斯·彼拉多（Pontius Pilate），他没有洗干净他的双手，他从来是毫不犹豫地大声宣讲。马克思活得足够长久，所以能察觉到，在自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与他自己的国家理论之间，在实践的政治家和由理论解释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惊人的鸿沟。在那些最后的话语中，我们察觉到了希望和恐惧。他的最后一天是生活在痛苦中还是良心的安宁中？又有谁能告诉我们呢？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6～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6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72～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82～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88～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7～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0～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3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9～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0] 参见上书，65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3] 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77～3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3] 我们或许可以加上哥伦布之前，甚至其之后的美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1篇）中，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马克思的文章在1851—1862年经常出现在此报上，并且多是与恩格斯的合著），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探讨了亚细亚生产模式。因为在少数的一些场合，官方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参见最近发表在《思想》（La pensée）1964年4月和10月上的讨论。

[44]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载《新英格兰报》，1853。中文版全集中未找到此段。——译者注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389～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也载《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10-19。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8] 摘自亨利·M.克里斯特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国新闻评论》（The American journalism of Marx and Engels），7～8页，纽约，新美国文库出版社，19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7～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5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