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两个：

首先是解释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概念。马克思自己从三个主要来源（principal sources）——德国哲学（黑格尔）、英国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和法国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蒲鲁东）——出发提出了这些概念。他的推进并不是对它们进行混合和折中，而是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他的先驱们的观念为民族的和个人的视野（outlook）的狭隘性所限，我们已经努力表明，他的彻底批判是如何扩展和超越了这些观念的。我们还努力表明了马克思的新观念起源于何处（实践、社会和社会关系、革命等），它们又是如何能够通过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而被联结起来并形成一个整体的。我们已经努力阐明这个过程和方法。一旦由马克思激发起来的思想开始失去它批判的激进主义，一旦实证主义或者对肯定之物的崇拜取代了否定和超越的辩证方法，这些问题就被忽视了。我们努力在其自身的运动中、在其形成的过程中重构马克思的思想，紧扣文本但又不“将它作为透视的对象”或“解释”它。

其次，我们不是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挑选些段落，并将其与作为一门特殊科学的社会学的现代观念联系起来，而是努力在这些段落中识别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和研究领域，从而就不预先判断其他的哪些特殊科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可以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提取出来。我们反而努力表明，马克思的方法在何种意义上隐含着一个构成或者重构，探索或者创造总体（知识的总体，或者现实）的规划。

现在我们还必须详细说明和证实贯穿本书的一个主张：对于理解当今世界来说，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充分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看来，尽管其基本观念在必要的地方不得不被其他观念详细地说明、完善和补充，但它是所有此类观点的出发点。它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是我们当今形势的重要的、原创性的、富有成效（fruitful）的和不可取代的要素，它与一种特殊的科学——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关联。

我们不妨将“形势”的概念视为理所当然的，视为一种预设。我们不妨假设真的有理论的世界形势这种东西（就像存在经济和政治的世界形势一样），并努力更准确地界定它。

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是属于过去的——准确地说不是属于民间传说，而是属于文化。这几乎是缘于同一个原因：毕竟，今天的文化不就是昨天最先进的思想吗？我们被告知，马克思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但他是错误的：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他预言了资本主义的终结、国家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人类异化的终结——太多的“终结”了。他预言要终结的东西依旧伴随着我们，有些甚至建立得比以前更加牢固。同时，这种观点主张，马克思在这些事情上所作的分析和推断表达了19世纪的现实和希望。

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预言了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和垄断的双重压力下的终结，在这一点上，他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的确，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中幸存下来，但它还是被改变了。至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依旧被所谓的资产阶级统治（借助不同于马克思的时代所采用的方法），说没有什么改变与说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一样荒唐。为了弄清楚已经发生的改变，将之与保持静止或者退化了的东西进行区分，我们难道不需要将马克思的分析当作这种比较——一个我们在题为《资本论》的著作中发现的比较——的基础吗？

马克思思想的对手断言，在过去了100多年之后，一种新型的社会已经出现；为这个社会开辟的道路早已铺就，而且马克思自己——不管他自己，可以说，不管由他激发的革命——有助于这条道路的铺筑。产生这个新社会的过程是“历史的”，就其包含意外的、不可预见的要素而言是历史的。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批评家们分道而行。实际上，一些人说：这个过程太过巨大、太过复杂，以至于知识不能覆盖和掌握它。我们不妨给努力通向这个新社会的力量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它们之间的张力是有益的。我们能做的，就是移除挡在它们道路中间的障碍（这些也许包括由马克思主义激发的行动，自觉地改变世界的革命努力）。

另一些人则说：我们不妨直接获取事实，利用专门科学，一点一点地对这个新世界作一个经验性的研究。我们要在庞大的学习成果的基础上，在这些科学的指导下组织一个新社会，而这些科学是通过其操作的效率被界定的。

我们可以称第一个群体为“新自由主义者”。这是他们的自由主义掩盖唯意志论的一个绝好机会。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跟从前一样，我们现在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来规定理性和自由的界限。20世纪的历史已经让我们熟知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自由的政治之间的脱离。自由民主党人不是常常相信，或者假装相信，自由将会实现是因为他们掌了权吗！在打击“左派”的时候，他们使自己陷入易受“右倾”攻击的地步，他们的结果往往不是深化或扩展民主，而毋宁说是瓦解和败北的令人遗憾的场景！

第二个批评家群体明显陷入了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新实证主义者”或“新唯科学主义者”。为什么是“新的”呢？因为他们立足于人的科学，同样或者甚于立足于自然科学。这些科学的不完整、片段的特征似乎对他们并无大碍。他们接受一种关于人的昏暗图景。他们否认“总体”——或整体的观念——既是在知识的层面上，也是在人类自我实现的层面上。他们认可对社会现实作操作性的但却是片断性的研究。然而，应该注意的是，一些新近的科学学科——例如信息理论和控制论（cybernetics）——拥有“总体化”的野心。新实证主义结束了（或者它相信它结束了）是否支持严格事实发现的知识争论。由于是在一个体系或者结构中被理解的，它所研究和理解的东西就被整合了；科学和科学家都合并和被合并入各个派别。据说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新社会将会被组织化、被系统化，因而被“总体化”。谁将执行这个任务呢？不用说，将会是国家和国家中的特殊群体——技术专家。他们会成功吗？他们之间不是有分化吗？他们不是代表不同的利益吗？他们不会因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公共部门活动还是在“私人”资本主义部门活动而相互区别吗？他们难道不会不解决旧的矛盾却又引入新的矛盾吗？在国家的合理性与技术的合理性之间（分析的、操作性的知识的合理性）存在完美的一致吗？我们不回答这些问题。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这个倾向导致了一种分散的意识形态，但只是部分地被表达出来。难道被某些人指派给结构、体系和功能概念（它们有其有效范围，但经常被误用）的独有的重要性没有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吗？至少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我们将会正面地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能够给这个似乎是因突变而产生的新社会一个名称。我们应该如何称呼它呢？已经存在着许多建议：工业社会、技术社会、消费社会、大众社会、闲暇社会、富足的社会、合理的社会，等等。每个名称都有其拥护者，并且都已被广泛传播。

我们不妨简要讨论一下这些设想——因为我们在这里所拥有的，只是关于卷入了我们正见证的突变的社会本质特征的一些设想。每一个设想都被总结为一个名称，都强调了某个特定的特征，并将其作为定义。这种做法趋于掩盖其隐含着的假设。我们不妨尝试揭示每一个设想中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哪些被证明是成立的，哪些还只是推断。

工业社会？如果它意味着工业生产获得了相对于农业生产的极大优势，那么这个术语显然是正确的。我们甚至必须承认，马克思是第一个（或者是第二个，后于圣西门）强调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特征的。它能否作为对当代社会或者说当代诸多社会的深度分析的基础呢？这样认为就会陷入马克思的方法论明确反对的狭隘的“经济主义”。局限于这个名称，就是掩盖不同的工业社会之间的差异，掩盖源于它们各自历史的差异。如果同意将“工业的”这个术语应用于这些社会的类型或者类属上，这个类属包含的种就会有区别，并且对类属的排他性的强调会忽视种的差异，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诸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或诸社会主义社会）的差别。尽管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多重的相互影响，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会被进一步突出出来。另外，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区别。我们已经指出马克思是如何引入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的这种区分的。在现代社会，我们目睹了显著增长甚至令人惊叹的增长而并无发展的诸多例证。马克思应该不会怀疑这样的现象，它是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的结果。社会的（以及“文化的”）发展只能来自于一种革命性的上升，它以灵活的机构、一种深层的民主，以及“从基层”表达社会需求的积极地组织起来的网络为标志。一旦考虑到实践的这一方面，无论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回到国家消亡理论。最后一点：工业只是在不发达国家的巨大汪洋中的微小的岛屿，在不发达国家中，农业生产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它为在不同国家实际进行的这种工业化（以非常不同的速度）提供资源。

一个消费社会？它忘记了，那些控制着生产的人在以不同的手段制造他们的消费者，其中广告是最强有力的。同样被忘记的是，这个“消费社会”几乎不考虑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除非它们能够产生利润。假设在今天基本的需要能够被满足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更高级的需要的存在仍然处于争议之中，它们的存在证据受到怀疑。在有关它们的当代讨论中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唯事实主义（factualism）。在所谓的消费社会，基本需要的满足似乎伴随着消费向基本消费的还原。此外，还不能确定，所有的基本需要（例如住房、教育等）是否实际上都被满足了。旧的贫困正被新的贫困取代。

富足社会？发明这个名称的人已经表明了它的局限性。在美国，这些人在“发现”（discovering）贫穷。报道称，相当数量的少数群体（黑人、新移民、“农民”等）忍受着低水平的生活。某些特权群体的浪费和狂热的过度消费不能掩盖贫穷和更大的群体正在忍受的“新的贫穷”。

闲暇社会？闲暇时间的数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有增加。尽管工作时间已经被缩短，但“强制时间”（例如上下班花掉的时间）吞噬了我们被过度宣传的闲暇时间。人们不得不持续工作，以便投资；为了自动化，为了新兴工业，为了占领空间，为了援助落后国家，投资的规模异常庞大。这既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

城市社会？是的，但只是在增长的小岛旁边。而如果考虑到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则不然。甚至如果考虑到丧失土地的农民聚集的胡佛村庄（Hoovervilles），这个社会也不是一个城市社会。

大众社会？好像太古以来的每一个社会都不依赖这个基础——人民大众似的。

技术社会？技术的主导地位看起来的确是“现代”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一点值得仔细考量。许多人混淆了技术进步的加速与一种所谓的“历史时代的加速”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然而，实践的这些方面的分离似乎是“现代”的一个更为本质性的特征。技术的主导地位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幸存——如果不是抢救的话；为推进技术进步，它采取了巨型的（垄断的或国家的）组织形式。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只能通过持续地改进生产条件才能幸存，否则“革命”将会接手这个任务！马克思还认为，在人对外部世界的（技术的）控制和对他自己的本质、他的社会存在、他的日常生活、他的需要和欲望的占有之间有一种联系，同时也有一种差别。此外，技术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格局之中才占据主导地位：在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军事阵营”或“体系”对峙的地方，在军备竞赛和占领外部空间的竞争的条件下。然而，这一历史环境格局或许会变成永久性的，冻结成为一个结构。技术为特殊的社会群体——技术专家和官僚，迄今未能成功地组织自己为一个阶级——所拥护这一事实暗示了某种危险。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为这个新社会找到一个定义，而是表明这些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说，定义倾向于掩盖危险，倾向于将那仅仅是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呈现为一个已完成了的事实。定义比这个时代的任何其他术语都更应该激起彻底的批判，也就是说，应该被辩证地思考。

很可能现今还不能给当前这个时期（突变或者过渡的时期）以一个非常确切的名称。我们正去向何处？谁能说得清呢？唯一清楚的是我们在我们的道路上——在某处。尽管这个过程中内在地存在着合理性，但却不能设定最终目的。这难道不是驱动着现代社会朝向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朝向可能和不可能的各种“向前飞跃”中的一种吗？——借助核恐怖、灭绝的危险和控制论的合理性疯狂。

如果我们不想就此停下，使自己满足于这个模糊的、无止境的追问，我们就必须努力探索可能的东西和不可能的东西。如何探索呢？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不妨循着这条指引性的思路：一种超越哲学、超越被视为分配匮乏资源的政治经济学、超越国家或政治的概念。然后，更确切的（如果不是更有限的）问题将会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如此频繁地援引马克思之名，并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能够使它们的实践更接近马克思所阐述的革命和自由的概念吗？在如今现存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可能消失吗？对社会的社会管理能够取代在这些国家中的极权主义计划吗？旧的贷款能够被还清吗？至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社会化”能够保持生机，在资本主义的外壳内达到成熟，并最终将这个外壳打开吗？用更一般的术语说，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国家中，发展能够通过一个质的飞跃，追赶上把它甩在后面的量的增长吗？

所有这些关于时代的名称都在不同程度上掩盖了意识形态、神话和乌托邦。马克思的批判驱散了它们。新冲突加在旧矛盾上，并取而代之。例如，当今量的增长和质的发展之间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伴随着社会关系中不断增加的复杂性，而这种社会关系被对立的要素掩盖和抵消。对外在自然的控制在增加，而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却停止了或者在倒退。前者主要被归入增长的名下，而后者则被归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