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职业生涯之初，马克思就说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批判之后，他想“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4]。我们知道，马克思绝对没有超越他对政治经济学的表述，而且即使在他处理资产阶级生活这方面内容时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因而，我们绝对没有把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解释看作是一种“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时，并不是我们曾经忽视了这些联系。出现过这种评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明确强调同一性的关系，非常有效地解释了这种统一。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样是一本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自我澄清的没有出版的著作——获得了影响大体相同的这样的东西，而且是通过使用类似的方式获得的。因此，似乎对同一性关系的强调在思想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通过这个过程马克思建构了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发现的更加完美的体系。

马克思的辩证法发端于他的认识论，贯穿于他研究问题和说明他所发现的内容的方法论之中，它要求新要素的特征能成为研究和说明之间的中介环节——让我们将其称为“思想上的重构”[5]。当学习的内容与已经理解的内容整合到一起的时候，这个要素在修正和丰富了它的同时也发展了它。马克思在理解资本主义之前并不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把它呈现给我们。由于在马克思认识论中内在关系被当作组织原则，那么在研究中获得的信息通过同一性关系融入到马克思的思想重构中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而且这一点能够在用于指导自我澄清的著作所给予的关注中反映出来。而且，如果某个著作强调了同一性，那么在与这些著作相联系的理论中发现强调同样的重点就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尽管像我所论证的那样，异化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始终，但不可否认的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包含着对这一理论的全面阐发。异化理论并不是马克思选出来让人们相信他的分析并让他们接受它的一种理论形式。对他来说，这一理论是对素材的组织形式和概念形式，其主要的作用在于用一种绝对不会忽略人的主体性的方式把他理解的各种要素整合起来。它在他思想中的主要功能是有助于自我澄清问题，它的核心是对这个要素的思想重构，而它的逻辑支架则是同一性关系。

本文前面在承认存在着批评者所说的我不能或者没有说明的区别时，我声称它们根据我所选择的主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中表现出来了。如果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辩证兼容性允许我对那些批评中所提到的所有内容加以区分，那么我要进行的特殊分析并不总是需要进行这样的区分。《异化》没有为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一个四平八稳的解释。在这个文本中，我特别提到的是从积极个体和被动个体的角度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同样，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的必要歪曲是由于出发点和关注的内容所导致的结果。在一个领域对马克思观点的任何详细说明对同样的条件所作的限制都是同样的，而且在我看来，这适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处理。我并不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片面性像在其他大多数对马克思的解释中所发现的一样极端，它们经常伴随着试图把单独的理论从整个体系中分离出来的尝试。此外，与大多数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不同，我有意识地想通过单一视角来说明复杂的整体，并且意识到了我的方法中的必要内涵和不足之处。在最后一章的开始部分，我要求对其他理论进行研究，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将此作为一种对我集中关注异化所导致的歪曲观点进行的纠正。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在内在关系哲学中，我已经把理解这些歪曲所必需的哲学框架分离了出来，并对其进行了矫正。

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发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是什么呢？根据上面提到的批评，如果我更加明确地把重点放在同一性——它是异化解释中内在的歪曲之一——上，它可能是有用的。如果像我所论证的那样，内在关系哲学允许同一性和差异性在逻辑上共存，那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它的主要作用是把新的信息整合到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建构当中——就对同一性这个环节给予了不适当的关注。从积极个体和被动个体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把劳动、价值、资本、阶级、国家等当成了彼此独立的形式和对同一整体的不同表述，而其主要的消极结果是，社会转型（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主题）得到的关注非常不够。一个可能的例外是我对马克思的概念进行的解释，这些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意义随着不断改变的条件一再地发展变化。生产方式的优先性以及社会经济矛盾的客观内容由于对异化的关注而受到了影响。因为对马克思来说它们全面地体现了它们的重要性，因此它们与其说被忽视还不如说是被关注不足。因此，那些指责我没有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新兴起的制度而给予更多关注、没有对促使一种社会主义解决方式出现的特征给予更多关注的批评者是对的，尽管他们依据的是错误的理由。因为要澄清人的成本、资本主义问题以及在新的共产主义秩序下人的潜能，所以异化理论并没有提供一种用来理解历史变化及其相应结果的复杂动力学的充分视角，对发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可能性也是关注不够。如果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革命性批判而确定的模式之后）为了全面理解他的问题的各个维度而不得不把个人放在人类社会的中心，那么找到解决方案并协助其实现就需要有组织“事实”的其他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中，明确关注这些被严重歪曲的要素——尤其是生产方式、客观矛盾和阶级结构——的理论是唯物史观。不幸的是，对这一理论的大多数解释——既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也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者——完全贬低或拒绝了辩证法中的同一性要素，并将之降低到了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决定论表述当中。如果异化理论对处于马克思的历史动力学核心地位的某些特征论述不够，那么唯物史观同样在对作为彼此独立和同一整体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同一性的论述上言不尽意。通过让我们把马克思的不同理论理解为对同一理论体系的很多片面（在单向度因而是不完整的意义上）描述，并用一种彼此不相容的方式解释每一个理论，内在关系哲学对这种双重的歪曲提供了矫正。

至于唯物史观，它或许是在相互影响所占据的位置上最明显的了。根据内在关系哲学，世界上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根据一个持续的、多维的相互影响构想出来的。这并不排斥因果关系——其中在其他形式或功能发生变化时只有一个要素或者结构或者实践起到了主要作用——并且是限制它们。不管任何时候，做出一个原因主张，相互作用的语境就限定了它被确定为是什么的可能性显然也否定了它是什么。在本书中，我谈到了在把相互影响视为理所当然的过程中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马克思的因果主张。由于我仅仅对其中包含的逻辑关系感兴趣，所以就没有讨论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除非它处在异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等构成形式当中。根据相互影响的假设，唯物史观主要关心的是，像整个历史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角色发挥的实际作用。

在研究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的独特影响时，内在关系哲学也让我们警惕，不要把它的主题要素——包括生产方式——当成是既定的和一成不变的。马克思研究的主题是现实的人、人类历史的条件和事件，但是他在其中进行研究并记录了他的观点的现实要素被赋予了具体特征，并且正像我所表明的那样，它随着他的目的以及他的知识状态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包含着这些要素的概念可能在它们的意义上被赋予了一定的灵活性。甚至是历史这个要素也经历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有时考虑的是自然历史，有时候是人类历史，有时候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时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根据这种社会的起源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来看，还区分了早期和晚期），还有时是发达的英国（或者法国，或者德国，或者荷兰，或者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其他重要因素的扩展所发生的变化依赖于为“历史”构建的范围。因此，历史（应被理解为自然世界的历史）中的人只能是自然界中的一个对象或者自然存在物，它仅仅服从自然规律。在被看作类历史的历史中，人被抽象为一个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人。在假定的作为阶级发展史中的历史，人又被抽象为一个阶级存在——关于作为阶级这个维度的历史的现实主体。在被想象为资本主义历史的历史中，作为一种在当下开始并不断后退的经历，人被抽象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这成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的主题。在被想象为近代英国（或者法国，或者美国）资本主义历史的历史中，人被抽象为特殊的国家、宗教、党派以及阶级派别，并开始取得为名字和住所提供正当性证明的特征。只有在这种“历史”的抽象层面上，我们才能开始谈论动机和选择。

正在决定和能够进行决定的那些类型的经济过程，以及在它们正在被决定的意义上受到了人在其中起作用的“历史”的抽象水平的影响。例如，在资本主义成为可接受的理论框架之处，对经济力量基础地位的信仰主要依赖的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详细研究，并承认马克思在这里发现的所有可以相互替代的发展方式。而且，消费、分配和交换与生产一起都具有这种优先性，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而在理解为类历史的历史中，经济过程或者是作为他关于人性概念（通过他假定的生产活动和人的力量、需要和本性自身之间的关系）的一部分，或者是作为在对有限社会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低水平归纳进入马克思的研究大纲之中的。与那些把历史理解为资本主义历史非常独特的观点相比，用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这个层面上）组织起来的更普遍的历史主张——比如在从事政治、文化等活动之前人首先要吃饭——对例外情况更不通融。

正在进行的关于马克思的决定论——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因为缺少文献资料而受挫——能够通过对每个相互竞争的主张中抽象的“历史”特征的关注而基本上得到解决。不是讨论马克思是或者不是一个决定论者，争论应该转移到揭示他在哪里是、在哪里不是决定论者，并解释他怎么能够同时既是又不是决定论者。由于马克思经常改变他的抽象层面——与各个层次相适应的解释逻辑是不同的，这种方法将让我们能够解释在同一著作中关于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明显矛盾的主张。对决定论的争论，一个可供选择的主张是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采取的，它强调“原因”和“决定”的灵活含义，但是这并没有充分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因而，如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决了生产方式在历史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没有内在关系哲学的帮助，据说一个如何决定着另一个的生产方式和历史都不能得到正确的解释（在这里是非常明确的，而在卢卡奇、萨特、马尔库塞、列斐伏尔、科西克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中则是隐晦不明的）。当我不再幻想要在这个很小的篇幅内对唯物史观做出解释的时候，我试图表明根据内在关系哲学做出的解释就是这样的。

最后，我希望人们注意这个事实，即批评我在内在关系框架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好像与我一起对马克思对语言不同寻常的使用所导致的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在没有否认整理到一起的证据或者没有提供他们自己的定义的情况下，大多数批评者仅仅假定，据说我遗漏的或没有充分展开的区别能够得到明确而又直接的说明：“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是第一位的”，“对他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等。但问题是对同一问题发现了不同的和明显矛盾的论述，而且我也深深感到了在本书开头把我自己的研究与马克思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时帕累托所提到的那种两难。马克思的话就像是蝙蝠：人们在它们当中既能看到鸟的特征又能看到老鼠的特征。除非承认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否则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至少是不必要的（好像对有些人来说它确实如此），甚至是虚假的和破坏性的（好像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也确实如此）。或许，如果对我这本书首先提出问题的第1章不认可，那么就不要再读下去了。同时，对于认识到理解马克思语言的困难但拒绝接受内在关系哲学的批评者来说，为同样让人忧虑的实践提供——还没有人这样做——另外一种解释是他们的义务。

[1] 关于批判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异化问题，一些主要评论可以在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Spring 1973），Social Research （Spring 1973），Contemporary Sociology （Spring 1973），Soviet Studies （July 1972），Radical Philosophy （Spring 1974）and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March 1974）中找到。尽管类似的反对意见已经在其他地方发现了，但是这些是我在本文中进行回应的主要素材。通过对一些我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做出了让人称道的反应，对接下来的讨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9 March 1973），Science and Society （Summer 1972），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Fall 1972），Political Studies （June 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 把关于整体性的观点加以区分的计划是卡雷尔·科西克（Karel Kosik）首先在《具体的辩证法》中提出来的。Karel Kosik，La Dialectique du concret，trans.from German by Roger Dangeville，Paris，1970，p.35.但是，在理解这里所表述的关于整体性的第二个和第三个观念时，科西克和我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对马克思思想中不同环节的全面说明，参见我的论文“Marxism and Political Science：Prolegomenon to a Debate on Marx's Method”，Politics and Society （Summer 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