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奥尔曼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力作。奥尔曼教授的研究，既从宏观层面详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从微观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术语进行了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奥尔曼教授在这两个层面都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来看，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包括四个规定，即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异化、劳动本身与工人的异化、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异化的前三个规定论述相对充分，但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马克思并没有给予详细论述。这给人们造成了诸多误解。人与人相异化是不是仅仅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奥尔曼教授通过对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的考察认为，第四种异化还应该包括资本家的异化，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不仅造成了两个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还造成了同一个阶级内部个体成员之间的竞争和对立。从微观层面来看，我们一直批判资本主义自由、平等等理念，指责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的虚伪性。但是如何理解这种虚伪性以及它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奥尔曼在对阶级、宗教和国家进行分析时比较详细地分析并指出了这些问题的实质。

当然，奥尔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方法论上。已经有人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中指出，这本书最具创新之处在于他的方法。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这本书中，奥尔曼最关注的就是方法论问题。奥尔曼在第一部分就为本书指明了研究方法——内在关系哲学，这种方法一直贯穿于本书的始终，不管是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还是对阶级、宗教和国家的分析，内在关系都是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

当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智识上的愉悦，它还让我经历了一些精神上的“折磨”。且不说此书的内容让我在翻译过程中颇费踌躇，就算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语言和文章风格问题，也让我颇为挠头。记得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小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曾说：“有声有色之文必简洁。”（Vigorous writing is concise.）对于一些语言大师来说，做到这一点或许并非难事，但对于一个青年学者，对于一本学术译著而言，这确是一项极高的要求。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当面对马克思和奥尔曼“像蝙蝠一样的语言”时，我确实曾感到有一丝的力不从心。而且，对于这种学术性极强的著作，准确表达作者的含义已是一件难事，要求语言有声有色就更是一种奢望了，“戴着脚镣跳舞”毕竟很难让人感到惬意。如果读者阅读本书时感觉到语言佶屈聱牙，我只能提前向大家表示歉意，如果我的翻译没有因歪曲作者原意而误导大家，那么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部分章节——比如，第2章“作为主题的社会关系”、第3章“内在关系哲学”、第6章“研究的辩证法与解释的辩证法”以及附录Ⅰ“对内在关系哲学的辩护”——被奥尔曼教授收入到了其他著作并已被译为中文。我在这里要向两位译者——田世锭和何霜梅——表示感谢，因为虽然我对这几章做了较大改译，但他们的工作无疑为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和极强的借鉴意义。

这本译著从接手到出版，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正好是我的人生的转折点——从一名普通的博士生成为一位大学教师。回首往事，在清华大学读书和任教的这些年，很多事让我感动，很多人值得我感恩。对于那些事儿，我记得初到清华大学学习时的激动，记得博士答辩时的紧张，记得谋求教职时的焦虑，更记得工作落实之后的兴奋。我要感谢我的导师艾四林教授，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才逐渐步入了学术研究这个大雅之堂。如果说在学术上他是“学为人师”，那么在生活上他完全可以说是“行为世范”——不但要求我“板凳要坐十年冷”，而且还在行动上让我懂得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艾老师的行为规范不但向我传授了学术之“道”，而且还解除了我很多生活学习中的困惑，让我知道教师不仅要“以学术为业”，专心于科研教学，还要回归“生活世界”，平衡好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我要感谢赵甲明教授，他的谦和包容让我有足够勇气和他就学术问题进行“争执”，正是这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学习方式，让我加深了对马克思文本的了解和思想的理解。我要感谢鲁克俭研究员，没有他的信任和鼓励，我就不可能与这些国外学者实现学术上的“视域融合”。我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饶涛老师和祁传华老师，没有他们的包容，我不可能对这本书进行这么大面积的修改，使它显得更加完善。

这本书肯定还会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我期望能得到方家的指点，并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贵贤

2010年9月30日于善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