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一版的大多数批判集中于我对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的解释。我想充分利用第二版出版的机会来发展我对这种哲学(解释)的辩护,这将超越大家在附录Ⅰ中所看到的简要评论。
当把内在关系哲学归给马克思的时候,我想呼吁大家注意同一性假设,因为这一假设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同的过程和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作为关系,这些过程被认为是彼此表现出来的某方面内容,是它们整合在一起构成了整体的某方面内容。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或相互影响能够在每个关系中依次看到,其中主要的差异在于它们在整体中的侧重和视角不同。在考察了由这一方法造成的语言问题之后,我用它来帮助解释了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和他的异化理论。
在大多数批判者看来,这种同一性假定使得我们不可能指出真正的差异,就更不用说对它们进行解释了。人们可能会问,如果马克思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那么他是如何对不同过程进行区分的呢——而且这些过程有的关系密切,有的关系松散,还有一些可能因为实践目的而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随着关系的变化事物本身也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他怎么能够说事物在不同的时代关系也不同呢?关于异化,如果资本主义的所有实践和制度反映的都是同一个异化了的整体,那么马克思如何区分异化的程度和阶段呢?在同样的例子中,如果其中所有事情都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异化怎么能够表现为一种分裂的关系呢?根据内在关系哲学,如果每个社会都形成了一个整体,那么马克思怎么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整体,并认为它比此前出现的任何社会都能更充分地整合社会系统呢?而且,当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部分之间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被认为是既定的和必然的时候,马克思怎么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出现了功能性紊乱而且处在相互矛盾之中呢?
最后,根据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来看,最成问题的是,那些以内在关系哲学为基础的系统怎么能够找到某个过程或某些过程中“基本的”或“最终的决定要素”呢?如果进入马克思分析系统中的所有变量都同样重要,在这个例子中作为对整体的表达而具有同样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变量怎么可能比其他变量更加重要呢?而且,人们还争论说,如果它们不是同样重要的话,那么不但我的解释是与马克思把根本因素归为生产方式和经济过程这一做法相对立,而且它通常还让一些对社会现象所作的有意义的解释变得不可靠了。[1]
所有的这些批判在形式上都是非常类似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据说内在关系哲学将不会允许他做出区分,或者不让他赋予这些区别足够的权重。在回应这些批评之前,我仅仅想指出,做出上述批评的大多数人认为在我的书中也包含着对马克思的某些理论所作的有益的解释(当然究竟哪些内容更重要,则存在着观点上的不同)。确实,在一个不允许人们进行区分的解释框架内做出解释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承认我成功地认识到了并对这些区别做了一些工作的话(我的方法与值得相信的观察力是相匹配的),对我来说怎么能够说做出上述区分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呢?事实上我是否作了人们所提倡的区分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当然,一个可能存在的反驳是,我在坚持内在关系哲学上并不完全是一以贯之的,为了使用区分,我偷偷地把外在关系从后门放了进来;而且就是这种反驳(也就是这种我拥有的而且必然会导致前后不一致的可能性)没有让这一争论在这里戛然而止。
简言之,我对上述批评的回应是:第一,在这里提到的区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存在的(我仅仅列举了一些我基本上认可的主张);第二,内在关系哲学并不妨碍马克思(也不妨碍我在解释马克思的时候)做出这些区分;第三,这些区分在《异化》一书中已经在我根据要求所选择的主题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说明。
根据马克思的研究,尽管在他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但不难发现,有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比其他事物更加紧密(显然,在这儿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关系”)。如果决定(为了处理某个特殊的问题)从他关于物的概念中抽象出这种变化的话,那么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了不同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实践和制度都反映了整个体制异化了的关系,但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异化——从当下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失去了对环境的控制,把人误认为是非人的主体,以及被毫不相干的和/或敌对的力量操控等——展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于两个阶级之间并贯穿于不同阶段的异化在程度和形式上的差异。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我)就不能根据具体的研究认识到另一点。尽管异化的所有表现形式都是内在相关的,但是它们在个体和他的生产活动、劳动产品和他人之间的类关系的分裂中都有着各自的根源(在这里“关系”再一次是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同样是使用“整体”这个概念,据说所有的社会都具有整体性,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整体,是一个不知为什么比其他社会更具有整合力的社会。同样,不平衡的矛盾必然要求矛盾双方在功能上相互依赖共存,就是因为两个不同层面的存在同时囊括其中了。最后,至于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特殊地位问题,任何事物都是内在联系的这一假设绝不会让马克思(和我)不强调那些被认为更加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