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马克思关系世界观和他处理人性时提到的概念框架之外，在马克思主义当中我认为具有积极作用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他的异化理论。根据这样几种实际上已经发现的关系——尤其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的关系——异化理论能够进一步展现出这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影响的精确形式。马克思的辩证法适用于任何事情，他的人性概念解决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问题，异化理论针对的则是从资本主义视角如何看待这些问题。这三者构成了一个关系金字塔。因此，说到前面两者的使用，现在可能就需要增加一些它们如何让异化理论成为可能的内容；而后者的作用主要在于它弄清楚了资本主义繁芜复杂的关系。

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者与他的劳动、产品、他人（尤其是资本家）以及类之间的基本关系从他那个时代直至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这段时期中发生的事件，唯一需要做出重要改变的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很多工人身上取得的进步，可能还有就是在界说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时显得更加文明。但除此之外，劳动仍是在为他人造福时从事的生产性活动，是对内在压力做出的反应而不是需要的满足。产品仍是游离于工人之外的东西，而且他把需要误解为必须得到满足。结果就是同一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不同阶级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被工作、商品和货币后面的竞争所支配。

这些异化关系的证据在资本主义社会随处可见。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人们仍然是被他人和他自己的产品控制的对象。作为生产者，他被通知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以及如何工作。作为一个消费者，他被告知去买什么以及如何使用它们。广告的急剧增长已经让消费的人们变得浮躁。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的作用已经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么大了。在学术领域，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学科之间森严的壁垒，看到了像事实—价值区分这样的异化原理所具有的无可争议的支配性。在性关系方面，妇女一般仍被视为被动的对象。在全社会中，阶级、民族、宗教和种族仍然是一种监牢，为了建立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必须从这个监牢中逃离出来。

拜物教到处蔓延。人们并没有把他们的法律、宪法、女王、上帝、习俗、道德规范、学术奖励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相反，他们对这些东西献上了忠诚，并且允许他们自己受到它们的支配。一个看穿了其中奥妙的个人经济状况通常不会太好，因为他仍然是别人的行动和错觉遗留给他的那些关系的俘虏。最后的堕落、王室家庭中指派性的生活、电影明星、足球运动员以及各种各样的时尚女性从来没有这么泛滥过。通过大众媒体裁剪出来的不真实的明星海报而得到的快乐成了内心空虚的人们诉诸的对象。最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任何事情都被标上了价格，能够换成货币，而它则是渗透到它的生产活动中的异化活动的表现。在美国尤其如此，人们比任何时候都像是他们自身财产的表现。只要人、他们的爱好以及产品能够根据货币进行衡量，那么在解释为什么如此的时候，异化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是有用的。

认为异化理论有助于解释我们社会存在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内容，并不是说它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提供了说明，也不是说它解释了所有的事情。比如，要判断宗教中罪的作用，就必须在宗教之外寻找答案。我也不是说，马克思所描述的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概念能够毫无选择地用来描述目前的形势（尽管用一种理性的观点，这些概念的意义根据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同步发展了）。人们仍在吁求其他区分社会整体的方式能在不脱离马克思的框架的前提下，更好地解释近年来的经验事实和新知识。随着引入“品格结构”这一概念，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每一步都被吸收到了当前的研究当中。[13]

因而，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同样存在着异化关系的其他社会形式就不能用类似的术语来加以描述。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克思在封建社会中也谈到了异化。对于当前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毫无疑问在那里也能够发现很多与异化密切相关的特征。比如，只有当苏维埃的作家们声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消灭资产阶级会消除异化的所有形式时，他们才是错误的。而且，马尔库塞正确地认为，只要是根据劳动时间（它本身就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功能）来衡量财富，那么异化就会存在。[14]

但是，必须在一定的形式上和一定程度上对异化的存在和异化理论的应用之间进行重要的区分。正像我所解释的那样，马克思并不是用异化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资本主义。通过关注个人以及那些他不但失去了对它的控制而且还反过来要控制他的本质中的要素，人们能够获得这一观点。经由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整个过程就被彻底地神秘化了，而且这种神秘化也是“异化”含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人被控制了，而且以与发生在西方国家类似的方式产生心理反应（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假设），控制他们的代理机构和制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非常明显的是用经济计划来替代资本主义市场调节。在这种新的语境中，异化理论失去了其意义的大部分内容：从一个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变成了一个关于与他的社会完全不同的人的理论，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独特性质之内容（或许，如果依次类推这种教训也具有欺骗性）。意义上的缩水改变了这个理论的特征：它从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理论（它把对人的描述整合到了对整个系统如何运转的解释之中）变成了一个仅仅描述人们对他们生活条件做出主观反应的心理学理论，以及发现这种匮乏情形的伦理学理论。而且，由于相关人等被认为是与社会相脱离的，所以进行伦理判断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的特征（在“共产主义”国家发现的就是这种一般的人），就像进行判断的标准不再是一个内在于现实社会中的潜在物，而是同样抽象的善的观念一样，它成了一种绝对的原则。显而易见的是，经过这种改造之后的异化理论已经屈从于事实—价值之间的区分了，而且它对针对本书第四章进行的所有批评都是开放的。上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在“共产主义”国家中发现的异化不能或者说不应该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或处理，但是这些人之间以及这些特殊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只能通过这样一个理论来充分把握，即一般说来它关注的焦点是计划、政党、国家以及官僚机构等的决定性地位。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不是这样一种理论。

或许，基本没有过时以及我们因此主要使用的异化理论的相关内容应该是，它的错误通常被认为是“当前像摩西的错误一样明显的错误”[15]。当然，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正像我想要说明的那样，大多数批判火力指向了一个他们自己制造的稻草人。马克思不是试图去证明劳动创造了精确的出售价格意义上的价值，他关注的是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通过它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表现了出来。在这一点上我与他观点一致，即要求对此做出解释（为什么人创造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价格）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事件，而且根据我的知识来判断，马克思是唯一迎接这个挑战的社会思想家。构成他的答案的丝丝相扣的异化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看待那时正在发生的经济过程的方式。尽管得到了修正，但是它们仍在继续，而且工作仍然是根据它的产品的价值来表现的。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我看来，劳动价值论承担了额外的服务，把它相应的论证负担放在了资本家身上。大多数代表社会主义的观点试图辩护性地回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表明，社会主义是更有效率的，在道德上具有优越感，或者在其他方面比资本主义社会要好一些。但是，如果我们的分析表明，价值是异化劳动最抽象的形式，那么明显的问题是：“怎么做资本家才能够对它提出一些权利主张呢？”辩护的责任从那些想要变化的人身上转移到了那些反对变化的人身上。总之，劳动价值论让资本家在一个任何辩护都是不可能的背景中为他的角色和他获得的利益进行辩护。它把他逼到了一个无路可退的犄角旮旯里，这在实践上并没有让工人意识到他们在处境上的不同。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用一种类似的论证方式改变了国王和贵族的地位。他不是为民主制进行辩护，而是让它看上去似乎是，统治者必须回答在社会契约被违反之后为什么允许他们进行统治，并且用这种方式承担了自由主义者的服务性功能，后来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要求的。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把资本家看作是毫无用处、实际上对社会有害的毒瘤，向他们提出妥协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他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成功的。

到现在为止，非常明显的是，对于那些分享了马克思特定的基本观念的人而言，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异化理论仅仅对于理解资本主义才是一种有益的帮助。例如，一个人不得不接受在人、他的活动、产品和其他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的人性概念。进而，一个人至少不得不认同他对资本家和工人等人物特征的大致描述。例如，如果一个人否认资本家是自私的，并且反而声称他们实际上把工人的“利益”放在了心上，那么异化理论所依靠的一个重要支柱就被挪走了；一些人操纵另外一些人只需要向那些发现了这种现象的人进行解释就够了。

更重要的仍然是，一个人不得不接受马克思（或与马克思类似的）关于人的潜能的观点，把生活在今天的人视为他的可能状态的部分体现。如果没有一种关于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的观点，那么目前的现状就表现为一种“正常的”状态，不需要增加一种不充分的特征。除非一个人与马克思共享这种普遍的世界观，否则“异化”这个术语将会失去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将会表达一套与马克思的描述完全不同的关系。它怎么可能是其他关系呢？[16]

但是，应该同样非常明显的是，通过提出并强调特定的关系并淡化处理其他关系，在异化劳动中得到的组织方式就促使我们随着马克思的信仰一同前进。换言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让我们关注现实的和潜在的关系，而为了让这些解释有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关系。而且一旦我们接受马克思对问题的陈述，我们就大大接近了接受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几乎把所有消极的观望者变成了参与革命性巨变的主体。正是用这种方式来研究马克思让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必然的东西。或许，每个哲学家都想这么做，但是（尽管我早期进行了限定和批评）我不知道哪个哲学家像卡尔·马克思一样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Thorstein Veblen，“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II”，in The Place of Science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Other Essays，New York，1961，p.44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这一点在上面这段论述中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写道：“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8] 除了那些参加政治和保护性会议的工人——也就是像他自己一样的“革命者”——之外，马克思似乎并没有与工人有过多少联系。除了更加关注社会主义政治而不是无产阶级集会，这种工人通常是一个高于他们同伙的等级——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熟练工人和个人经营的工人。比如，马克思早期在伦敦期间，地位举足轻重的工人教育协会中最活跃的成员海因里希·鲍威尔（Heinrich Bauer）是鞋匠，约瑟夫·莫尔（Joseph Moll）是钟表匠，卡尔·普凡德尔（Karl Pfander）是画家，乔治·埃卡留斯（George Eccarius）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Friedrich Lessner）是裁缝。Lessner，“Before 1848 and After”，Reminiscences，p.151。尽管马克思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他的工人阶级熟人是他们所处的阶级中的例外，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所带来的局限性会导致其得出错误的结论，但是所有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推理能力，这能够让他们获得这种意识。

[9] 在助长产生非理性的行为中，关于性压抑可能会承担的任务的讨论，参见Wilheim Reich，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trans.T.Wolfe，New York，1946，pp.19-28，122-143。

[10] Erich Fromm，Fear of Freedom，London，1942，pp.1-19.

[11] 关于品格结构的有益讨论参见Wilheim Reich，Character Analysis，trans.T.Wolfe，New York，1941，Part Ⅱ；Hans Gerth and C.Wright Mills，Character and Structure，London，1961，Part I and Ⅱ。

[12] 我关于阶级意识所作的更全面的论述参见“Towards Class Consciousness Next Time：Marx and the Working Class”，Politics and Society （Fall，1972）。关于赖希对这一主题的贡献所作的更详细的描述和评价，参见我的论文“The Marxism of Wilheim Reich，or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exual Repression”，in The Unknown Dimension：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ed.D.Howard and K.Klare，New York，1971，以及“导言”，in Wilheim Reich，Sex-Pol：Marxist Writings，1922-1934，New York，1973。

[13] 最近另外一个在这一领域对马克思的概念图示进行修正的尝试，可以在马尔库塞在“真正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之间进行的重要区分（尽管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暗示）中发现。Herbert Marcuse，One-Dimensional Man，Boston，1964，p.6.并不是不得不克服或者破坏植根于工人品格结构中的障碍，马尔库塞根据我们所有人当中存在的异化了的需要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冲突，重新阐释了社会主义者的两难困境。但是，关注这种宽泛意义上的区分导致了这样一个变化，它在被掩盖的人的个性的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调节工具。同样的重构导致马尔库塞形成了我认为对于人口中某些要素的错误强调，解放了的需要作为革命的主体占据了统治地位（这就是学生和第三世界的一些人）。

[14] H.Marcuse，Soviet Marxism，New York，1961，p.122.

[15] Sidney Webb，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London，1923，p.220.在1922年，劳动价值论已经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令人尊敬的谬误”。N.Carpenter，Guild Socialism，London，1922，p.237.

[16] 目前关于“异化”这个术语存在理解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很多人用它来表示简单的不满足，更坏的结果是，它甚或被用来指社会的不适应感。具有经验主义思想的社会学家甚至开始去测量“它”。对于试图移除异化中的规范性要素并对剩下的东西进行测量的观点，参见Melvin Seeman，“On the Meaning of Alien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XXIV（1959），786。由于这种理解上的混乱而嚷着要完全放弃“异化”这个术语是可以理解的。参见Pierre Naville，“Alien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Modern World”，The Review，IV，1（1962），56。而且，如果“异化”所导致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话，那么可能最好的做法就是放弃这个术语。但是，正像整个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相信这不是问题，或者至少说它不会成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