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体系中最有用但可能也是最少有人研究的一个方面是他的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提出了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他给人的力量和需要、它们的对象化及其在自然中相应的反映、它们通过占有得到的发展（尤其是在生产活动中），以及本质上得到的形式转化（其中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提供了一种非常好的让人不断进步的框架。像关系性的世界观（它作为世界的工具部分）一样，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范畴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而且，它是一种认为每个人都可资利用的方法，是在这种趋势上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搭建的桥梁。除了回避了所有与假定的人与自然“隔绝状态”相联系的问题之外，它的用处还在于让我们的注意力关注人的自身发展，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和产生了其他要素的变化。由于具有很强的潜能意义，所以对“力量”的特别强调解释了个人总是要经历的那些当下的事情。

关于不足方面，马克思人性观的主要弱点是条件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没有充分展开，因为所有与之相一致的地方都关注得不够。马克思认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的产物，通过改变他的生存条件就能改变他，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发生的这些特征上的变化总是合理的吗，也就是说，它与创造的新的利益是否是一致的呢？以及，通过新的条件创造新人需要多长时间呢？

马克思认为，条件对特征的影响总是合理的，而且相对来说能够很快地发挥作用。这些观点已经植根于他的概念框架之中，植根于力量和需要以及更为专业化的需要和需求之间的自动产生的联系之中，植根于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利益以及反映人所处的环境的意识等概念之中。然而这种联系可能最初有助于我们理解任何社会，有助于充分解释丰富多彩的、需要加以修正的经验行为。

由于人们经常用一种非常不理性的方式从事活动——他们并不了解他们的利益之所在，或者即使他们了解了这一点，他们在寻求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最好方式时所遇到的困难比马克思想象的还要多。比如，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而是大多数工人或者是宗教的、民族主义的人士，或者是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或者是他们所有人一起）为“社会民主党”进行投票；除了一些重要时期和重要地点之外，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莫不如此。马克思自己在他的异化理论中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提供了大量的解释。我们不能期望那些被环境制约的人们进行率直的思考，他们不能用这种对客观环境进行充分思考的态度从情绪上或思想上做出反应。马克思能够相信其他方式是因为他用于考察人的范畴对于这个任务来说完全不够。

仅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工人想得到（或者说他们濒于一无所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并且他们认识到了（或者说他们快要认识到了）他们现实的条件和利益，所以他一直对社会主义革命持乐观态度。因为即使物质条件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对工人来说也不一定必然能够让他们做出反应：如果他们的处境确实形成了让他们不得不做出回应的特征，他们就会革命。这些就是被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作为“能够计算的优点”而整合在一起的属性，而马克思认为不管异化到什么程度，无产阶级都拥有这种能力。[3]

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抑制性的理解，而是工人阶级的极端处境，他们受苦的程度让这种具有计算优势的任务变得相对简单了一些。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地地道道的安慰剂，而且从它们当中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被忽略。他们的需要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满足他们的一般方法，既包括那些在体系内可资利用的满足，又包括那些需要体系转换的满足。因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不能单独保证满足工人的需要，即使是那些异化最为严重的工人也得不到满足。在这方面，工人的整个生命就是他的教育，他在其中形成了阶级意识，学会了接受把他的阶级利益当作自觉的目的。

注意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马克思绝不是认为完全毁灭了工人中合乎人性的东西，而是认为几乎完全毁灭了这一特征：“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4]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的是有目的的活动，它被理解为人掌握他想要改变的并且相应地指挥其能量的事物本质是什么的能力。一旦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出现，它就成了工人把这种推理能力运用于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即使当马克思认识到很多重要证据对其不利，他也只是在解释无产阶级缺乏阶级意识时遇到了障碍，这是因为他的概念框架中所包含的有效假设已经现实地或潜在地存在着。[5]

马克思的概念误用同样也发生在黑格尔身上，他谈到工人时把“被唾弃的状况”（abasement）和“愤慨”（indignation）混为一谈。[6]但这并不是黑格尔的独特天赋，而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持久的理性观成了那个时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资本家，恩格斯被认为与工人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一书让他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并且在让马克思产生一些误解方面“居功至伟”[7]。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与普通工厂工人之间的联系简直太少了。[8]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人们开始的时候总是把他人的合理性视为理所当然，而需要学习的东西常常是（或者说通常是）他们的非理性之物。根据这种观点，所有对马克思产生的重要影响都反对他吸取这种教训。

为了修订马克思的概念框架以便更好地解释这些事实，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在这里认为有一点非理性都是十分愚蠢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对有些因素关注太少而对其他因素关注过多的问题之故，或者说因为适当的关注给予得太迟了。由于此时此地他在算计上花了很多时间，因此他对环境的反应就是扭曲的：他就会过于热衷追求某些需要，并且对其他人来说，他就会成为一个冷冰冰的索求者。通过对马克思所看重的各种力量的重新权衡，部分过分之处和不足之处就会得到调整。但首先是，要比马克思更加清晰地区分五官感觉和一般所说的直觉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有用的。尽管所有人的力量对于自然界来说都是同样的征服手段，但是当涉及激励人的行动时，有的能力就比其他能力显得更加平等，而且进行这样的区分将会帮助我们发现它们是哪些力量。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好像受到关注而且与其地位不相符的一种特殊能力是性能力。年轻人更喜欢性活动，花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它并且试图满足这种性冲动，而且年轻人比大部分成年人也更容易受到它的影响（没有性活动对人产生的影响甚至比有它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只不过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大多数成年人才愿意承认这一点。人如果不吃饭就会饿死。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性冲动得不到满足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人不会死，但是这种禁欲活动会如何对人格产生影响呢？这样会强化哪些特征，又会削弱哪些特征呢？没有结论性的答案，但是在我的印象中，性压抑对所有阶级产生的影响明显导致了他们的非理性活动。[9]

由于适当的关注来得太晚之故，所以我对存在于新条件中的表象与相应发生的变化之间的时间间隔非常留意。尽管马克思对部分这种时间间隔的必然性是接受的，但是他不会让它太长，否则他就不能正确估计这种延迟所带来的潜在危害性了。人们在儿童时期就获得了他们的个人特征和阶级特征。于是，这些条件发挥作用并主要通过家庭得到传承，这至少在基本反应上塑造了他们，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反应基本上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因此，虽然养育他们的环境随着他们的日渐成熟而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他们的特征仍会反映出已经过去的情况。如果马克思对家庭的研究更加深入，那么他毫无疑问将会注意到，作为塑造性格特征的工厂，永远是一代人或此后的几代人生产出了现在的人，他们在未来将能够处理过去的问题。

即使是特征受现存条件影响最大的孩子也不会适合所要求的所有条件，因为家庭是社会抚育他们的主要机构，它的主要人员是那些世界观反映了当前时事万物的成年人。如果对于成年人来说，这些现存条件显得太老，那么对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少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来说，不管是修正还是歪曲，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而且这个棱镜就能够反映出年轻人的一切。结果是，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新的条件才会让人们按照他们的要求起作用（而且他们通常是年轻人）；更多的情况是，原来的条件发挥作用，并且因为特定的原因以一种更加不规律和扭曲的方式发挥作用。在一个社会当中（比如资本主义社会）变化是急遽的（尽管它的变化是表面上的），这就意味着人们的大多数特征并不能与他们的生活同步发展。他们注定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反应永远是落后的。

为了解释时间间隔所导致的不理性，我将引入马克思概念框架——品格结构理念，它一般被理解为早期行为模式的内化，理解为被组织起来的习惯。在性格产生之后，这种性格上的思维僵化也就产生了，但是它是一种游离性的产物，对我们如何针对未来的事件和条件做出反应所产生的影响也是独立的。

品格结构理念基本上没有歪曲马克思的基本框架；如果不是在条件和作用之间、在需要和需求之间、在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之间以及在活动和意识之间存在着一些事物，而且在这些事物之中并通过它们一个东西必然会被改变成为另外一个东西的话，那么他所描述的相互影响像以前一样继续存在。同样，品格结构既是根据现实生活条件异化的产物，也是导致异化活动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随着这种新要素的引入，我们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工人这么频繁地发现他们的爱好与目前形势需要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解释为什么他们总是产生误解并且不能用一种能够提高他们利益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我们还能够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人们今天被动地按照以前可能是理性的方式来行动，比如以战争、经济萧条或市场繁荣等以前存在但目前已不再理性的方式。

品格结构理念还有助于解释所谓的无产阶级为什么要“逃避自由”（free of freedom）并且在权威面前表现得懦弱，毕竟他们仅仅是想在将来重复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而已。[10]最后，品格结构理念还有助于解释非理性的国家情感、种族感情和宗教情怀等内容，这是通过把它们看作早期行为模式内化后实现的表现形式，而早期行为模式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动力和力量。[11]

因此，当资本主义体系处于危机中的时候，当为了实现工人的利益而找出新的解决途径的时候，他们的品格结构已经让他们继续寻找原来的秘方，在那里他们能够像他们以前那样来做一些事情，并且也知道如何去做。当然，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随之发展了，工人的现实命运也得到了改观，阶级之间的流动也增加了，工人运动也由于领导无方而受到批评，工人阶级中白领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并且资本家开始加剧国家之间的对抗和种族之间的对立——正像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的那样，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防止阶级意识产生。那些接受马克思的分析的人很少承认大多数工人的品格结构本身也是混乱不堪的。由于这个概念被引入到马克思的框架之中，工人一定不能仅仅被视为他们周围条件的囚犯，而且还要被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囚犯，是他们自身作为当前条件产物的品格结构的囚犯。

暂时来说，用滞后的理性感来代替社会主义实践的非理性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晦暗不明的提议案。作为他们异化的一部分，如果工人把他们的条件视为一种禁止他们用一种理性方式对这些条件做出反应的品格结构，那么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所有想要广泛传播的阶级意识都注定要失败。也就是说，在品格结构成型阶段，除非发现了一些影响它的方式方法，否则他们就会确信，内化为品格结构的行为模式绝对不会发展，或者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们绝对不会获得它们现在拥有的持久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在改变年轻的工人阶级意识品格结构方面发挥作用的事件。其中包括越南战争、“冷战”的持续以及“冷战”中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日益明显的与讲授的理念背道而驰的种族主义、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的饥饿和苦难、感化工作和学校教育经常受到破坏、在新培训的和即将就业的熟练工人中日益增长的失业率、吸毒以及新的愚昧的清教徒主义，等等，它们日益增长以至于相互之间发生了冲突。在每个例子中，在老一代身上养成的行为模式，通过将之转变为品格结构后使人们被动接受他们的命运。行为模式正在被转化为在一个或多个方面都反对年轻人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行为。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目前的青年人的反叛活动——有大量的青年工人阶级参与其中——允许出现对未来做出改变的观点。这种伟大的保护活动自身不是一种革命，也不可能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而仅仅是帮助改变明天的工人阶级，以使这样的革命具有可能性——这与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和即将随之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同时发生的。[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