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评价之故，马克思主义能够很方便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证据确凿的，一部分是没有证据证明的，最后一部分是模棱两可的。比如，过去一百年以来发生的事件就提供了一些证据，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远的将来所作的规划是不充分的，而且也没有类似的证据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证明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看法。既然马克思预测的关于人的发展程度所需要的条件绝不会存在，那么不管同意还是不同意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不是人们被特殊环境影响的问题，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环境如何创造新人（new people）的问题。而且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允许我们根据确定性的程度来说明人的习惯来自那些像马克思想象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环境。

认为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社会绝对不会存在同样是毫无用处的，虽然人们仍会继续这样说。共产主义社会是一长时间发展之后取得的最终成就，它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主义占有开始的。它的独特特征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资本主义向高级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时期所采取的计划以及建立新的关系和可能性中逐渐发展出来的。在这种背景本身按照世界仍不得不经历的方式发展之前，这些特征并不存在，而且人们也不应该期望发现它们。如果这些马克思赋予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在这个时期独有的条件之外绝不可能存在，那么在这种条件下，仅仅是其他品质——当然包括对立的品质——的发展就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只能陈述未经证明的假定，所期望人性程度的高低就依赖于这种假定。这些假定是：个人的潜能是多种多样且非常巨大的；他拥有一种实现其所有潜能的内在动力；每个人所有的力量都能在一起得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实现与其他人的全面实现是并行不悖的。在马克思的辩护中，还应该增加的是：随着新的社会形式的发展和/或发现，我们关于人类能力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因此，那些声称马克思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家的批评者就像那些坚持认为这种形式将会变成现实的追随者一样自负而独断，他们都让我印象深刻。

这仍留有一个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进行评价的方法，这就是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来观察共产主义社会是否确实实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实现的潜能。如果马克思像他所告诉我们的那样，通过“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1]，那么任何根据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所做出的判断，归根到底都依赖于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有效性。这里并没有足够的篇幅根据需要进行长篇大论的考察，但我愿意向那些接受这一观点的人提出三个指导性纲要：（1）资本主义必须根据社会关系予以概念化，马克思的方法是把他的主体的现实、过去和未来可能性与他对当前形式的研究结合到了一起；（2）对当今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应该与马克思对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研究整合到一起（到现在为止，预测未来社会的社会关系必须被提出）；以及（3）一个人不应该试图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说它具有可能性，它是以我们当前这个时代的进一步发展的内在条件为基础的（马克思——他的过分乐观的态度通常被误解为是粗陋的决定论——不会否认，在当前条件下，“野蛮主义”和破坏世界是共产主义的两个现实选择）。毕竟，共产主义过去曾经被反对，不是因为人们持有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因为据说它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在这种环境中，把共产主义当作资本主义一种可能的继承者而为之辩护，通常足以让人们相信他们必须帮助去实现它。

在这本著作中处理的主要理论——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他的人性观及其异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经验证据的影响，不管这些证据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除非我们用下述方法来看证据，即二者之间的差异是作为解释的理论和作为假设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否则这些证据应该能被用于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所有只关心如何组织和解释现实的哲学那样，这些理论的价值必须根据效用而不是真理来衡量（当然，除非这两者是等同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哲学体系绝对不会被推翻，相反，就像是衣服的款式一样，它们只会过时，但这通常是因为我们发现其他解释更加有用，或者是因为这些思想所代表的那些利益群体消失了。

本质上说，这里的危险是追问，用这种方式组织这些特征、强调这些方面、建立这些联系并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等是否有助于理解我们繁芜复杂的经验事实。由于社会如此复杂，那么留置用于控制那些并不很重要的事情的理论又将去往何处呢？而且在社会领域内，即使是到了那些预言已经实现的时候，也很难准确地说它们为什么会实现，这就像在实践上所有理论都很容易找到借口解释预言为什么会产生错误一样。自然而然，存在一些比其他更加符合解释的信息，存在一些能对现象提供更完整解释的理论，存在一些更加内在一致的理论，存在一些能产生更多可检验之假设的理论，存在一些对我们自身有所助益或对我们的情感少有侵犯的理论，存在一些更容易与现存社会结合起来的理论（这是好坏参半之事），甚至存在一些更能有效控制和预测未来事件的理论。当然，如果事情与通常所期望的背道而驰，那么被改进的解释可能会变得非常令人讨厌，需要一个更加简单的解释取而代之。但是，最终，所有这些特点仅仅有助于我们决断一种解释是否与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理解的公认的非决定性的检验相吻合。这种理解自身最后一定是根据它从长远来看是否能够让我们把现实与我们（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阶级成员）的目的相适应做出判断的，但对于马克思的解释理论来说，这并不是目前能够给出明确结果的检验。

然而，对于我来说，马克思关于现实关系的观点（这也意味着辩证法）——他处理人性理论和异化理论的概念框架，其中一部分是劳动价值论——对于理解自然、人和社会是非常有用的。就马克思来说，把现实看作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由内在相关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依靠的不是信息，而是它对任何人都适用。他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就是把干涉性的结构移除掉——这种“常识”在世界中就会出现。需要解释的这些观点——变化、运动、相互影响、进步等（因为它们并不被认为是事物的一部分）——在马克思和我那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它们作为世界的自然属性而属于世界，并且与其作为要素部分的意义整合在一起。

这种关系观的好处主要是，它预先假定我们考察事物为什么停止（实际上是为什么它们看上去停止）而不是开始的原因，考察它们为什么看上去是独立的而不是集合在一起的原因。而且，通过把变化和相互影响视为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我们能集中精力关注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疲于想要决定它们是否能够发生。人绝不能面对这种问题，即“原因如何产生结果”，“我们如何能够认识”，“我们能够相信我们的感觉吗”，“价值如何能够从事实中推导出来”。西方大多数非黑格尔派哲学拒绝用这种方式提这样的问题，否认必须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存在于这些同样的关系之外，因而他们只是回避了这些问题。

作为整体且变动不居的现实不能零敲碎打地掌握。但是，我所关心的而且似乎也困扰着马克思（或者黑格尔也受到过这样的困扰）的事情是，这种“扭曲”对于内在于人的感觉甚至是内在于他的精神力量的局限性来说是否——至少部分——合适。难道不是部分因为简单的事实对比，以及部分因为对我们的思维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既受到了限制也得到了满足的需要，让我们在开始和结束这两端之间划下了界限吗？难道我们所有的感觉没有把它们所觉察到的东西——因此也被看作是一个物——与它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当作独立的事物进行处理吗？比如，我们的眼光根据它所到之处划定了一个边界。换句话说，难道不是让人把现实切割得七零八碎的异化的这个方面与特定的类“弱点”和社会影响相对应吗？人们这样一步步前进就是因为这样做根据的是人类观念的本质？

从被感知到的现实这个角度可以提出同样的质疑。正像狄慈根所说，如果我们根据它们现实的相似性把它们的属性赋予事物的话，那么让我们倾向于赋予同样的事物以个性的相似性难道不也会倾向于让我们认为它们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吗？这种观点必须与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观点区分开，斯特劳森认为物质对象更愿意被看作是前概念性的存在（pre-conceptual existence，参见附录Ⅰ）。我仅仅想表明，在赋予事物具体属性（它是以前概念性的相似性为基础的）与它们在逻辑上独立存在这种信念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关系。提出这些问题就足够了——我并不自称说我知道问题的答案。

当然，可能是这些疑问自身仅仅是我自己异化观点的一种表现，表明了因为我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因而不能进行理性审视和思考所导致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失败。或者，它也可能是人性实际上不足以与世界的本质进行较量。如果是后一种情形，那么人类注定要误解社会各个方面的现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实体是它们各种关系的总和而且变化是现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只能根据我们对现实现象界的理解大致了解这些信仰。不是那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而是关系性观点成了一种关于现实本质的基本假定——可以发挥作用的假说，它教我们应该如何考察每一件事物，而不是描述我们应该如何做或者将会如何做事。

但是即使接受这一点，在这里产生的怀疑也不能强迫我们修正我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的分析，或者说不能修正我接受他对社会所进行的分析。所要求的只是我们在强的意义上和弱的意义上理解“设想”（conceive）这个词——首先是我们切实并立即要做的事情，其次是我们试图通过理性判断而做的事（到目前为止，我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把二者的意义融合在了一起）。因此，我可以实实在在地把父亲的身份看作是一种关系，而且我也只能选择把物质对象看作是这样一种关系。选择这样做的原因我在本章的前面部分已经进行了解释，在那里我说明了这种观点的优势之所在。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出现的社会因素包括一些我们能在强的意义上和弱的意义上进行理性思考的要素。比如，关于资本，我们能从关系的角度现实地想象剥削的性质，但是我认为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审视它的物理基础（physical basis）。最终结果——资本仍是一种具有马克思赋予它的各种特点的关系。由于它的抽象特征和非常明显的相互依赖性，社会科学的主题就是根据关系更容易进行思考，而不是根据那些物质对象。因此，根据看待社会的各种目的以及马克思对社会的观点，我们应该能够现实地把握存在的大多数关系性的观点。

根据马克思关系性的世界观，这会出现三类问题：世界实际看上去是那个样子吗？我们能不能用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考察现实？我们能不能就我们所了解的那些关系性的事实进行沟通呢？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由于马克思的观点对于理解我们的经验非常有用，并且能够帮助我们根据我们的目的来塑造事实，因此这说明世界就是这样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即使是不可能用关系的术语来设想（在“设想”的强的意义上）每一件事情，它对于大多数我们所关注的主题来说也是可能的。现在必须关注的是可沟通性问题。

根据他的关系视角，马克思赋予概念的内容和意义会随着他试图传达的关系的独特内容的改变而发生一些变化。在附录Ⅰ中，没有任何思考就开始批评马克思的斯图亚特·罕普什尔声称，简单的可沟通性需要一类术语来指称那些多少有些区别的对象。马克思没有这样的术语，结果之一就是他和读者之间的沟通经常被打断，尽管它还不像罕普什尔的害怕所表现得那么彻底。

确实如此，像所有认可内在关系哲学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对语言和他的观点的沟通性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由于范畴像哲学一样并不是非对即错，而是有用与否，既然这样，那么它们所传达的意义就是人们强加于它的。根据这个标准，就必须承认马克思的术语表不能很好地表现自身，而且用于组织素材的技术也不足以克服这种障碍。如果对于创造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对于一个沟通者来说，根据他的技巧他只能得一个一般的分数。然而，如果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其他人正在与他的关系性观点做殊死搏斗，那么就应该多做一些事情来帮助他们。罕普什尔勾勒的可怕后果就应该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被更好地予以避免。

首先，马克思在他的不同著作中不断重复这些术语时可能已经给出了更加短小精悍的定义。尽管由于他的术语具有的关系性特征使其存在着必要的褊狭，但是这些定义将会解决由于它的意义而导致的那些甚嚣尘上的猜测。因而，当他扩大解释，或者修改已经成为那部分讨论内容所表达的意义时，它就应该能够被解释得很清楚。在他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他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系统的方法来展现他的主要术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可能会从一个关系系统中萃取一些观点，根据彼此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它们的意义，并且在构建其他表达的意义时以它作为标尺。

我们将会注意到，这是一些我在这本书中曾经使用过的技巧（尤其是在第二部分中）；它们是一些我在解释马克思主义中的关系时曾经探索过的、试图超越马克思的方法。在满足恩格斯为了更好地辩证转化的要求时（因为这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一工作也给马克思的术语提供了一种它们能够拥有的独一无二的字典。[2]我在解决让马克思的观点更容易传播这个问题上是否成功，只能留给他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