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中对宗教异化的讨论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在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发现的主要特征，这回到了前面的话题，即事情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在宗教里，这表现为这样一种信仰，即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不是相反。在伦理学中，据说人们从某种绝对的道德原则中推导出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反映了他们的阶级状况和利益，正是这些判断会建构出超越了时间的（并且通过代际相传）原则。在政治学中，我们发现的信仰是政府赋予了它的公民的某些权利，然而实际上是人们将他们的社会权力让渡给了政府。而且，在这个领域，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是互补的观点是，政府是人们选举出来的，但是，人们在他们的投票选择中被统治者操控了。

在历史上，存在着这样的信仰，即“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观点决定了历史事件的进程。然而，历史事件与它们潜在的条件一起带来了限制因素和机会，这大体上就决定了谁是“英雄人物”和哪些观点将会胜利的大体轮廓。在经济领域中，人们认为是他们自己决定了他们在哪里工作和他们购买什么，但是事实上，这两者是由可得到的工作和商品决定的。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着这样的信仰，即资产阶级通过投资商品和工作为大众提供服务，然而，实际上是大众通过给他们提供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最好部分而服务于资本家的，包括进一步就投资商品和工作的问题做出决定的权利。在谈到马丁·路德对罗马神话人物卡库斯（卡库斯偷了牛之后，把它们倒着赶回了他的洞穴，为的是让脚印看起来好像它们是从洞穴里离开的）的评价时，马克思评论道：“这是对一般资本家的绝妙写照，资本家装出一副样子，好像他从别人那里拖回他的洞里去的东西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因为他使这些东西倒着走，看起来好像是从他的洞里走出来的。”[1]

从卡库斯和他的牛这个例子里明确表现出来的是，意识形态与其说伪造了细节，不如说是为了颠倒实际上发生的事实而对它们进行了歪曲；在那里，让每个人都看到的脚印是：我们的“英雄人物”确实做出了重要的决定，比如是否开战，资产阶级确实提供了工作，人们确实选择了他们想要购买的东西，等等。在政治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最有害的部分或许是，工人认为得到了他们劳动的所有报酬，摆在工人面前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们获取报酬的标准是劳动时间，而且他们的工资代表的是他们已经工作的所有劳动时间都是有报酬的。在每种情况下，产生的误解来自过于狭隘地关注那些能够被看到的事实，来自从周围环境中抽象出来的那些表象和结果，是它们独自赋予了这些事实正确的意义，但这些意义通常与容易观察到的意义是背道而驰的。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宣称，“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问题，科学的真理就会总会是奇谈怪论”[2]。把它们出现从它们自己潜在的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裁出来，那么事物表面的特征就会失去历史的特征并且呈现出自然现象的假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活中的矛盾“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越显得不言自明”[3]。随着市场的作用开始发挥，当事物之间的关系（价格）异常清晰明了时，与根本性的社会关系的抽离就会导致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地产拜物教等结果，而这都是以前讨论过的主题。当这些现象被概念化之后，这些概念就会与其他时间、地点表现出来的任何内容联系起来，这就实现了神秘化之目的。这些概念非常适合分类工作和类比的寻找，因此这些概念不允许也不可能允许对它们主题的充分理解。

就像“剩余价值”、“生产关系”、“异化”、“剥削”和“阶级斗争”对大部分人来说并不熟悉一样，正是马克思的这些概念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并且正如大多数人熟悉“雇佣劳动”、“公平价格”、“供给和需求”、“正义”和“自由”一样，这些概念隐藏并且歪曲了这种现实。但是他们是通过关注那些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来隐藏这一点的。因此，一个人可能会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由一半的真实性组成的，这种真实来自对表面现象的特有的强调。只要它们的限制都是未被认识到的，它们就是对全部事实的歪曲，特别是对这种情形中的动力因素的歪曲。

资本主义不同于所有其他压迫的制度，在神秘化的数量和欺骗特征上，在被整合到所有的生活过程中的彻底性上，并且为了生存的需要进行的神秘化的程度（其他的压迫体系对直接的暴力依赖得更多）上均如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被反映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些著作从头到尾都是对资产阶级实践和这些一般能被理解的实践方式的批判。在这里，我能做的仅仅是以一般的方式说明这种意识形态表明了什么。第一，马克思关心的是构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和概念是怎么产生的（是哪些活动的结果，在阶级斗争的哪个节点上出现，在哪些群体内存在，和其他的观念和事件在哪些方面有联系）；第二，马克思关心的是他们是怎么帮助再生产了现存的生活条件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对碎片化、异化的现实在人们心中的反映，它既是必要的前提，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活动的必要结果。但是，它也是异化活动自身及其活动方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异化劳动的组成部分。在生产中，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占有自然（使它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是由他们目标的性质和他们能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人类的能力变为“拥有”的能力并且被异化的目标所环绕，工人把和他们接触到的所有事物都看作是私有财产，看作是他们依靠所有人的意愿可以任意处置的事物。[4]麦克弗森把这描述为“占有性的个人主义”[5]。对工人来说能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特别是他们的劳动力）并且能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因此，所有可能抑制这种交易的社会联系可能都会被废除，在思想中和在实践中莫不如此。为了允许他们的劳动力和产品进入交换环节，为了在思想中随之生产它们，工人不能把它们理解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也不能把他们的工作理解为生产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产品也不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对马克思来说，工作总是和意识相关：人们知道并且能交流他们做了什么，在什么时间和怎么做的以及它的一般目的是什么。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工人进行的工作似乎独立于他的其余生活以及他人的工作和生活。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工人的概念被限定为一个人正在做什么（正像人民的概念被限定为他们个人的复数，此外，生产的概念被限定为物质对象）。在一个比较广的意义上理解工作，即它意味着把握工人和他们的产品的内在关系。这种理解很清楚地表明工人的生存条件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并且降低了工作效率和首次接受资本主义工作条款的自愿度。

马克思认为，表明宗教如何反映现实生活是相对容易的，但是更大的困难在于去证明现实生活怎样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宗教。[6]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大体上，这是意识形态对现实情境反映的结果，并且也是努力去控制人的理解力的意识产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被反映的同样的条件产生了——尽管是令人迷惑和有缺点的——对资本主义过程的正确理解。事实是尽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系统的，但是它也是未完成的、不一致的、矛盾的，并且不断为了它的生命去反对一个科学的社会，这个科学社会的最完美的表达就是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个紧密相连并且互相支持的扭曲的强大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此提供了解释。这种解释在与现实世界相联系时，对允许生活继续下去是充分的，并且确实在一些部门取得了进步。但是，由于既不清楚也不确定，因而对它能解释什么并且人们将要接受什么是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是由它自身的缺点、非计划的实践和可选择的解释体系决定的。在最近的一段时期内，随着市场遭受日益严重的破坏，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成为必需，这种职能的扩大（正如我在最后一章中所说明的）削弱了人们把市场作为自然现象的信仰，并且因为有这种信仰，他们把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和报酬看作是自然事实。因而意识形态的思想产品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来说变得更加必要，并且我们的时代还被看作是“意识工业”繁盛的时代，尽管“意识工业”在马克思的时代还几乎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就生存条件的再生产而言，很明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的，不仅是它提供了前资本主义的办法去掩盖社会问题，而且它还迷惑人们或使他们过于悲观并且听天由命，或者对他们来说明确表达批评或构想另一种可选择的体系。在极大程度上，这些是对现实的阶级偏见的扭曲了的实际影响，这些阶级偏见也是抽象的资本主义过程自身产生的。对这个整体（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想法和研究都开始于把它分散为可处理的部分。因此，马克思的批评不是基于抽象的事实，而是基于被抽象的那部分内容的性质。并且更特殊的是，基于把它们看作是绝对的、自然的和完成的，而不是——正如在马克思的抽象概念的情况下——相对的、历史特有的和未完成的。就内在关系哲学来说，研究现实的第一步——对马克思或任何其他人来说——是对要素做出决定，这个要素或这个要素的知识是可能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就是在这个基本的水平上，抽象的观念出现了——通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抽象观念不允许对它们的真实的未独立的事物进行充分的理解。由于狭隘地关注现象和未经批判就接受的传统解释，在这种传统解释中，过去的现象在它们的真实生活已经结束后继续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通公民是天真烂漫、毫无心计的，没有概念的工具去理解他的社会的动力机制。

这两个例子就足够了。在所有抽象物中，也许歪曲最为严重并且最少被人们意识到的是最基础的二分法。例如事实—价值、原因—结果、自由—必然、自然—社会和理性—感性，大部分人用这些概念组织他们每天的思想和经验。由于事物的每一半都被认为是独立的并且和另一半是直接对立的，因此事物一开始就成了这个或那个——任何事物都不同时包含二者。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也许最明显的是在马克思的伦理学那章，这些差异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久的。就内部关系来说，事物包含这两方面。固然，这些二分法自身是从人们的现实条件和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作为思维模式，它们很明显地反映了生活，但生活被人为地分为思考的时间和感觉的时间，被分裂为工作的地方和生活的地方，被分裂为认识的方式和判断的方式，等等。换句话说，它们是以现象为基础的。但是通过提出“不可思议”的辩证知识，它们在复制分裂的现实方面起着绝对必要的作用。约翰·米弗姆公正地评价道：“意识形态的语言不仅仅是扰乱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注意，也不是为它们辩解，也不是永远地直接地否定它们。它是在结构上把它们驱逐出思想领域。”[7]

知识被分解为相互竞争的学科，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主题、目标，甚至是方法，这种分解是另一种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现实进行歪曲的抽象概念的突出实例。此外，在人和社会研究中的这种分割，反映了在我们的异化社会里能观察到，并且处在具体化的行动和产品之间的差异，而且它反过来加强和僵化了这些差异。一旦学科之间的边界被确定下来，相同的问题就会通过不同并且是经常矛盾的标准来判断。一般来说会导致积极行动的知识变得很苍白无力，因为在一个学科分析所建议的行动看来，好像基于其他学科所作的分析都是无根据的或非理性的或无效率的。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指出了资产阶级伦理学和经济学使用了不同的标准：如果一方指明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是重要的，那另一方可能表明这样干预食品的价格是不适当的。以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方式把研究限制在单独一个学科内，政治科学家、心理学家也掩饰了任何问题的丰富含义，因此，隐藏了哪些是全面（解读为革命性的）解决问题的需要。最后，通过接受特定的学科界限，所有把社会生活看作一个整体的问题都留给了业余哲学家和那些对任何学科都不了解的人。否则——这只是强烈的建议——他们将会承认这种努力是无意义的。在每一学科中恰恰是这种思想的组织导致了拒绝把全面思考作为非科学的。按照这种模式的运作，现实对我们来说就变得太“复杂”，以致不能去思考怎么去改变它。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采取了许多其他的形式，但它总是不完整的，总是非科学的（限定在现象界），它总是有阶级偏见的，它总是忽略真实的历史和它是主体的真实的潜能，并且它总是误解——通常是在相反的意义上——它的元素之间的真实的关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产生于对异化劳动和它的异化产品的对抗的抽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最适合思考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人的思维方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在思想领域中的他们的异化的一般形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