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它的名称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劳动是这个理论的核心部分。从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劳动在马克思那里的含义。它在《资本论》中基本上保留了原意。对马克思来说，劳动一直是异化了的生产活动，而且与这种异化相伴而生的还有个体与他的活动、产品、他人以及类之间的关系等。例如，我们据此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叙述的内容，即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结果，“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6]。

在这种活动对工人自身肉体和精神上产生的影响方面，马克思从未产生动摇。因此，不管“劳动”这个术语出现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的哪个地方，它所传递的内容不但要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样一个术语传递的内容要多，而且也不一样。[7]我们会记得：对马克思来说，概念只是“形式”或者说是它们自身主题的“表现”，它们是作为它们应用到的社会状态的一部分开始存在的，它们的意义随着这些状态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结果它们在这个结构化的整体中表达的内容总是比它们的核心概念明确表达的内容要丰富。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有目的地想让他的概念根据他的观点来传递它们所能传递的大部分内容。认为马克思在生命晚期放弃了异化理论，这种广为流传的误解应该为同样流传甚广的、对他的“劳动”这个术语的误解承担大部分责任。不管在他哪个时期的著作中出现，从多维视角出发把“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关键所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有可能从事的劳动与“劳动”这个术语进行了区分，并且认为后者与“劳动力”是分离开的。必须要强调的是，这种概念上的分歧没有影响到它所包含的生产活动的特征，“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做那些他能够做的工作（也就是异化劳动）的潜力。因此，当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时，他考虑的是异化了的人所拥有的力量。[8]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使用价值”所包含的价值比人们对它的评价要高得多，因为人们希望去使用它。目前看来，我们必然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潜在的生产活动）就是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之所以介绍这种创新是因为马克思说，“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做商品，只有劳动能力才能看做商品，劳动本身是劳动能力的暂时表现”[9]。劳动会消失，一旦出现就会耗尽，因此也不能用于买卖；劳动力是更加稳定的，因此可用于交换。

因此，正是这种工作潜能让工人能够出卖，而资本家则能够购买。在这种交换中，“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10]。“异化”在这里基本上意味着放弃一个人生产活动的使用价值，人类所有功能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别人。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得维持生计的生活资料。要避免死亡，工人就必须售卖他的生命。而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取利润。劳动力在所有商品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拥有的使用价值创造了比它自身的交换价值数量更多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劳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了大量的商品，比如鞋子、钢铁等，交换它们能得到更多的价值，这些价值比在生产活动中得到扩张的雇佣劳动力的价值还要大。

工人与他的劳动的使用价值相异化后，体现出来的人学结果就是他成了异化了的工人。[11]不管是他的肉体还是他的精神都体现出了这种影响。而且对马克思来说一直如此，当个体自身把现象误解为本质的时候，这些麻烦总是由马克思来处理。“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12]当它在现实中和观念中都已经与生产者发生异化的时候，“雇佣劳动”就成了生产活动的社会标签。

但是，如果工人的异化来自劳动力的买卖的话，那么异化也是先于买卖的。马克思经常说，前面提到的在交易中包含的劳动力是“抽象的”和“一般的”，从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中显然能够得出上述结论。对他来说，雇佣劳动总是“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让人们变来变去，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13]。只有这种与特殊活动没有任何联系的生产潜能才是“劳动力”这个术语所要表达的内容。因此，马克思批判李嘉图说，通过使用“劳动”而不是“劳动力”，李嘉图就“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14]。没有别的什么劳动能够用这种方式做或被做。[15]马克思在这里也表明了自己的信念，即与“劳动”相比，“劳动力”这个概念的无差别的性质更明显，因为劳动力强调的是可以充分挖掘的潜力，而劳动则是一种隐藏在微小差异后面的抽象品质，而这种差异在现实的任务当中是存在着的。这也是马克思在晚期著作中用“劳动力”来取代“劳动”的另一个原因。

马克思经常由于把劳动看作抽象物，也就是看作一般性的生产活动而受到批判，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它发生的地点和方式。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独特的创新并不仅仅属于马克思，而是属于从亚当·斯密开始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流派。马克思对这种讨论的贡献在于，他揭示了“劳动”的这种用法与特殊的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是劳动刻画出来的，也是它产生的条件。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怎能把劳动看作抽象物，问题在于社会就是如此。正是根据他对这一问题（而且别人也喜欢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能够把资本描述为“一种对经济范畴的批判，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可以把它描述为以批判的态度来剖析资产阶级的经济系统”[16]。马克思的批评既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

通过把“劳动一般”引入经济话语之中，据说亚当·斯密发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独特性质的表现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很容易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但他们通常对自己做的是什么漠不关心。反过来，这就预设了一种情景，即在那里存在着很多高度发展的生产任务，没有哪种任务明显占支配地位。因此，尽管“劳动”在简单的、不复杂的意义上说明的是在任何社会中都一定存在着的生产活动，但“劳动”这个概念（意味着抽象的生产活动）只有在这时才能解释清楚，因为这时所有这类活动的共同性质都变得非常明显，而且对马克思来说，劳动承载了一切能被明确界定的条件。相应地，“劳动”被认为“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17]。

马克思把劳动视为异化了的生产活动这种观念也成了他断言劳动具有“社会二重性”的理由。它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且它所有的特殊形式彼此之间是同等的，也就是说，能够根据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它们的价值。前一个特征来自目的固定不变的生产活动的本性，而后一个特征则来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抽象属性，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生产财富一般，而不是生产特殊的对象。

但是对于单个的工人而言，他们生产活动的这些独有特征——

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18]

因此，劳动的质的方面可以说是创造了使用价值，而量的方面创造了交换价值，马克思在劳动中看到的这两个特征是他给价值赋予双重属性的原因。[19]当它的产品被这样看待和理解的时候，劳动就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劳动的异化性质起到了作用。但是，在把注意力集中到价值的不同方面之前，劳动与价值之间的整体关系必须被澄清。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5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Paul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York，1964，p.1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M.Rubel，Karl Marx，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Paris，1957，pp.10，1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对于马克思而言，“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结果，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劳动”并不包含这些关系。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关于恩格斯为什么用“劳动力”来代替“劳动”所作的解释，参见他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写的“导言”。我们可以从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被严重低估的著作《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Crisis，New York，1935，pp.177ff）中看到对此进行的充分讨论，它从经济分析角度考察了“劳动”转换为“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影响。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6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1] 马克思引用黑格尔来强调这一点：“我可以把我的体力上和智力上的特殊技能和活动能力……在限定的时期内让渡给别人使用，因为根据这种限制，它们同我的整体和全体取得一种外在的关系。如果我把我的由于劳动而具体化的全部时间和我的全部生产活动都让渡给别人，那么，我就把这种活动的实体、我的普遍的活动和现实性、我的人身，变成别人的财产了。”（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104页第67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196页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198页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5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在这儿，马克思通过使用“忘记了”这个词向人们暗示，李嘉图实际上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他似乎认为，李嘉图至少部分认识到社会状态与用来描述社会状态的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

[15] 比如，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活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来理解的”，因此它产生了其他后果。对马克思来说，农奴的劳动“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它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因此，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财富——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 M.Rubel，“Fragments sociologiques dans les inedits de Marx”，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ⅩⅫ，1957，p.129.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通过把财富生产活动定义为“劳动一般”，亚当·斯密“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但这也是对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来说的，其中人们对特殊种类的劳动保持冷漠，而且人们很容易从一种工作转换到另外一种工作上。马克思说，这“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9] 我们会想到，恩格斯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区分了“工作”和“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并具有一定质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61页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在上述的第二部分中，“价值”指的是“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