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生产资料中存在的工人的第四重异化出发，我们的研究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带我们深入到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走向了分工、私有财产，并最终走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处理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经济要素。第二个方向带我们走向其他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生活、社会交往、政治和宗教等领域。

我们的研究进程将从马克思的经济学开始，但是在这一章，从《资本论》中撷取的论据并没有使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其他早期著作包含着大量的经济学内容，它们已经被明确地改造为广义的异化理论的一部分。《资本论》展示了同样的联系，但是它们不如在那些早期著作中解释得精确。[1]我在这一章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到目前为止描述的人的异化之间的联系，如果走得更远一些，还要揭示整个经济学领域。然后，当我谈到马克思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劳动价值论时，我的主要资料将取自《资本论》。

恩格斯声称，“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2]。根据这个定义，人与他的活动、与他的产品以及与其他人之间的异化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主题，它们都在事物之间的公开关系中得到呈现。这些异化关系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其他通常能够从“经济学”角度理解的就是分工和私有制。

在马克思看来：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不过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3]

关于分工，即为什么一个人只做一种工作，而依靠其他人去做维持其生存的其他必要的工作，实际上这是对人异化了的生产活动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表现。由于它是在生产中发生的这种合作的核心概念，它同样允许我们看到它的周围环境和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参与其中的现实的有机整体。简言之，后面的五章将整体上从社会劳动的视角来对此加以考察。

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也是一个类似的本质。他把私有财产看作“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4]；而且他在其他地方说，私有财产——

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5]

同样，对于异化劳动生产的对象来说，“私有财产”是马克思最普遍使用的术语，而且囊括了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从社会产品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异化。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马克思下面这段话的意思：

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

它们在确定异化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这种状态包括了他的活动以及他的产品，其中一个解释了另一个的必要条件和结果。它们作为同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是“同一的”，这个整体能够从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得到说明。

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分工提供的这种解释虽然粗略但是前后一致。这在很多角色上有所反映，其本质就容易让我们琢磨不定。在马克思那里，分工从历史学意义上说成了人们离开原始共产主义的出口，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化为不同阶级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它是私有财产的源泉，而从心理学意义上看分工又是对不同阶级中的人的区别性特征进行定位的方法。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富有想象力地对史前的“综合”进行重构，那么马克思对分工的处理既是分析的也是综合的。

关于分工的起源，马克思说，它最初——

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7]

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点，当有些人在历史上主要成为工人、农民、猎人、牧羊人等诸如此类的人时，其他人则是统治者、牧师和监工。这与城市的崛起联系在一起，与人口分为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联系在一起。[8]作为部落所有制社会，作为马克思从这里出发解释地球上人的生活的社会形态，原始共产主义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

由于分工所导致的发展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9]。在生产活动中激起了火花——生产了比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更多东西；人类需求的自然弹性允许需求增长到供给的水平上，而且这一旦开始，需求就会超越供给；生活资料的增长也能够促进人口的增长，提高了生产活动的水平和需要用来维持生活的商品的数量。被创造出来的剩余物仅仅创造了需要更多的剩余物的条件。就像后者让分工成为必然一样，前者让分工成为可能，而且得到了这个签证，任何成功的分工都导致了它的扩大。[10]

对于我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对分工的历史起源进行详细的探讨，即使是假定马克思为了这样做已经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我关心的是分工的发生以及作为它的余波而产生的异化。它发展得越深入，分配给每个个体的任务范围就越小，而接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成熟形式的异化就越多。但是，甚至在它起源的地方，马克思就说分工给我们提供了历史上的第一个例子，即“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1]。对马克思来说，异化存在于各种社会，在那里，分工是经济组织的运作原则：

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2]

因为通过生产资料，生产生活能够得到有效组织，与他无关的资料才不受他的控制，所以分工压制每一个个体，成为一个野蛮的主人。除非他选择挨饿，否则他不可能摆脱这种单独的把他困于其中的占有。只有不断重复完成他的生产任务才能从别人那里挣到钱，而其他人也因为需要生活而被产品控制起来。要求其他的活动以实现自我的他的那些力量开始萎缩。即使是他剩下的单独活动也不会满足所有使用的力量，它也不可能满足，因为它被其他人所拥有。

马克思把在社会中产生的分工看作是一个复合体的一部分，这个复合体包括私有财产、交换和阶级分化，因此谈到一个个人仅仅做一种工作，就已经假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活动和活动的产品不再是人自己的。所有这些都能够从概念本身解读出来。马克思坚持说：

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