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异化好像基本上是在工人阶级身上产生的现象。然而，如果异化被看作是一组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他与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之间的关系，那么在无产阶级身上可以找到的很多特点只要稍作改变，都能够在其他阶级身上发现。马克思是这样表述他看到的无产阶级异化与人类其他阶级异化之间的联系的，即“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通过生产外化的物质对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成为异化的阶级，无产阶级可以说是导致了与他们以及他们的产品有关系的人的异化。因此，我们不应该对“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2]这个论断感到吃惊。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宣称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也是异化了的。[3]然而，只有一次他曾用一种系统的方式就这个主题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下面就是他对这种情况所作的评论：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4]

尽管分析才刚刚开始，但是暗含着这些区别的手稿却戛然而止。但是，根据马克思这本书和他后面的著作中关于资本家的内容，这种独特的异化内容也仍能够得到系统整理。

工人在他的活动中为他本身的自我毁灭提供了动力，与之相比，资本家在他自身异化中的角色是被动的。他利用了另外一方已经创造的便利条件。然而，生活在“异化的王国”中，资本家也一定处于“异化的状态中”。因为工人不可能与他发生人的关系，所以他也不可能与工人发生人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观察的角度问题。资本家的异化状态可能在他作为所有者与工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中更明确地揭示出来，因为他允许了这种状态的存在并决定了这种状态的形式和持续时间。不是在一种共同努力中贡献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仅仅接受了别人的工作并且只想去扩大它。尽管他有掠夺的功能，但是资本家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实质上仍是一种“消极的”剥削者关系。

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可能让他处在了一种异化状态。对他来说，其他人生命活动的对象仅仅是一些要拿去出售的东西，是一些能用它来获得利润的东西。就像他对它的产生过程漠不关心一样，他对产品实际上用作何用以及谁最终会使用它也漠不关心。

只要给他们贴上了生产者这样的标签，那么产品支配资本家的方式就与工人的不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被社会条件所支配，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根据竞争来进行生产和交换，在马克思的体系当中竞争也是产品本身的一种构成性关系。竞争的要求让他在创造性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与工人的一样大。他被迫去根据市场的需求来生产产品——把它们生产得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如何生产得别致新颖一些，是在这里还是那里进行销售，以及是以这样的价格还是以那样的价格进行销售，等等。因此，在某些方面他同样受到了他的产品（想生产并出售它让他不得不这样做）的控制，就像产品在其他方面受到他的控制一样。

作为消费者，资本家像工人一样受到了他能够买什么以满足其需要的限制，不同的仅仅是他能够买得更多一些。但是，在积累更多利润的欲望的驱使下，资本家并没有充分使用这种财富。概言之，他与产品的关系和他与工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一样，与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与别人的产品和活动所产生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

马克思的第二个主张是，非工人具有一种“理论的态度”，与之相对的是工人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这说明了每个群体在生产过程中对立的精神状态。反过来说，这仅仅反映了他们是否工作。无产阶级的态度是异化的，因为无产阶级所反映的这种“现实的、实践的态度”被异化了；资本家的态度是异化的，因为资本家根本就没有反映这种“现实的、实践的态度”，而是反映了它的不在场。他在这个领域内的消极状态让资本家对工作拥有了一种奇怪的观念，因此对工人和产品也就有了一种奇怪的观念。在马克思看来，与生产过程发生直接的工作关系对于人的实现来说才有根本意义。因此，资本家的片面发展——不管这种发展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都是他特殊异化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能够像谈论工人一样说资本家也是“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5]。

资本家异化的第三个方面是，“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6]。资本家的有利处境让他避免在工厂的位置上通过积极的自我异化而蒙受羞耻。但是，他把工人当作剥削对象导致他自身像工人自身那样畸形发展了。

马克思在资本家身上发现的最突出的特质是贪婪、残忍和伪善。贪婪被认为是资本家大多数行动的动机；残忍被认为是完全自愿为资本家献身的婢女；而伪善则被认为是资本家掩饰自己从他人那里获取财富的动机和手段的面具。贪婪这个特点在这幅肖像中占据了主要地位，真正揭示了资本家根据他们在生活境遇中的所见所闻来修改自身需要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马克思在力量和需要之间建构的关系确保了一个人的需要总能够反映他的力量的状态。我们在前面看到，人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缩减为唯一一种马克思所说的“拥有”的力量，对它来说，“货币”就是需要最适当的对象。因为它们缺少人的力量（被“非人化”），资本家能够使用它们的唯一途径就是“购买”它们。所以他们对货币是贪婪的，因为它能够让他们购买东西。但是，如果购买东西的唯一目标就是拥有它们，那么保留购买能力（简单而言就是积累货币）的目的也在于此。因此，马克思把贪婪看作是主观方法，通过它资本家就能够像占有全能的、不受约束的**一样占有自然。

资本家贪婪、残忍和伪善的特质在他处理竞争者和消费者以及它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时表露无遗。[7]而且在每个案例中，人们仅能对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同伙与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关系相比较，以便看一看资本家的社会性异化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因此，资本家的异化像工人的异化一样，不仅总体上揭示了它是什么，而且总体上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此，当马克思评论说资本家实现了他们的个人目标，说他们与工人的一无所有相比享受到了一些“自由”时，这一定是在整体的异化社会背景中进行审视的。[8]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优势地位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们关心的是在本身必定会受到诅咒的范围内如何获得更大成功。

马克思认为，《人权宣言》“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只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9]。显然，这些能够充分行使在《人权宣言》中提到的自由权利的人比那些没有使用自由权的人的处境要更好一些。但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目标本身有多少价值。除非宗教、财产和利益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否则每一个与它们有关系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从异化那里吃到苦头。[10]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在下面的论述中很好地解释了资本家是如何对待顾客的：“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报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马克思还说道：“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 异化的这些方面与其他方面（比如阶级和国家，它们也能够影响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将会在后续的章节中得到更为详细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