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把异化分为四个主要关系，其中第二个关系是人与他的产品之间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1]。活动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和直接的，人与他的产品相异化，是因为生产它的活动是被异化了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2]。他问道：“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异己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3]

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异化被认为是构成被异化了的活动的特殊关系之一，或者是一种同等重要的一般性关系。如果在外化了的活动这种背景下产生，那么结果就是产品的异化表现为工人自己肉体和思想的毁灭。但马克思希望通过同等对待产品的异化和外化活动，以强调它的重要性；为了理解工人的全面异化，有可能会强调它的根本性意义。

对产品异化的论述散见于马克思的著作当中。然而，根据下面这个论述中出现的三个特殊关系，那些只言片语能够不费劲地被收集到一起：“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4]第一个关系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能够更加清楚地加以说明，即“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5]。作为表现类生活的主要方式，生产活动通常被认为是生活自身。因此，当马克思说“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6]时，这不仅仅是一种措辞上的变化。

通过再一次回到马克思的人性概念，我们就能把握这个主张的完整意义。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认为是亲密的，因为他的力量存在于一个现实的对象即他自己之中，而且只能用一种同样现实的方式来谈论它。与之相应，马克思谈到人的时候说，“它本来就是自然界”，而谈到对象时，说它们“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7]。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作为人的力量与自然相结合的主要方式，生产活动也是它们通过它被对象化的中介。这些力量以使用它们所导致的数量和类型的变化这种方式存在于他们的产品之中。[8]就像它的品质总是对它们的状态的说明一样，变化的程度总是与花费力量的大小成正比。我们会回忆起，马克思把工业看成是“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9]，通过工业他赋予了生产力和它的产品以重要意义。通过改变现实世界以满足他的需要，人的生产活动在他接触过的所有领域都留下了他的痕迹，这是在他们发展的层面上他的类力量的标记。正是用这种方式，他“让他的生活进入到了”他的对象当中。

但是，人的生产活动在所有社会中都物化到了他的产品当中。在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对象化所作的区分是植根于异化劳动中的两个进一步的关系的体现。这就是，人的产品“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10]。谈到异化劳动，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马克思用与工人相异化的产品的物化所表达的含义得到了充分说明，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1]

工人的产品与之相异化是因为他不能用它们来维持生计或者从事进一步的生产活动。[12]马克思声称，“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且在其他地方他说道，“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13]。工人的需要，无论多么迫切，都不能给他一张许可证，允许他那双用来生产的手触摸自己的劳动产品。工人的需要并不能给他一张许可证，让他得到同样的手所创造的东西，因为他所有的产品都是别人的财产。

他不仅不能使用它们，而且他还没有认识到它们就是属于他的。当然，随之而来的就是，他既不能控制，甚至也不会知道这些产品的去向。只有通过花费他从劳动中得到的工资这种间接的方式，工人才能部分拥有同样的劳动创造的东西。

像维持工人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一样，他在工作中所需要的产品也不受他控制：“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14]因此，作为过去劳动的产品，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15]。尽管人的类力量只能通过他对生产资料的使用来实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生产资料也非常果断地与它的实现相对立。通过异化劳动改变自然，人据此把自己已经改变的一切都剥夺了。[16]通过了解这个领域中他的异化的所有标准，个人在他的产品面前的无助，一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很容易地利用形成了对比。

在减去他的生活和完成工作——根据马克思，二者都是人性的内在组成部分——所需要的产品之后，留给工人的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即“抽象的个人”。前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作由于急遽地减少了各种关系而被贴上了“抽象活动”的标签。这种抽象的个人是人性上的匮乏；他根据他的生活状况相应地失去了他的生命，并依照他所据此为生的比例失去了他的生命，并且他失去的和他对自然影响的一样多。他的生产力被消耗进了他的产品中，但却没有给他任何回报。根据马克思：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本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本身的东西就越少。[17]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发生在所有生产活动中的人类的生产力和他们的对象之间的互动导致了对象的一方发财致富。马克思认为工人耗费他自己的力量越多，产品就增加了更多力量，甚至获得了工人失去的性质（现在适当地有所改变）。作为工人不再拥有的能力的具体化，马克思相信谈到的产品以其他的方式为生产他们的人们保留下来。这里的本质是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生产的结果，这些产品有能力进入相互之间，以及与人类自身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能力是工人已经失去的，同样也是作为这种生产的结果。

从工人到他的产品的某种关系的取代对这样的幻想是负有责任的，即无生命的对象是一个具有力量和它自己的需要的活的有机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8]。大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产品的生命是活动的过程，这些活动降临到他们身上是在交换过程中，这包括他们为交换的目的进行的生产。人们在市场中追逐这些产品的发展，好像在观看一部由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创造物的演出。在这出戏剧中，被个人扮演的那部分角色“他们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参加这个过程；他们互为对方的存在，是他们的商品的存在”[19]。随着人们把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看作是他们的产品的附属品，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将会首先作为物之间的关系出现。因此，在鞋子对布的交换中，转让的这些数量的物品看起来是相等的，但这种交换仅仅掩饰了生产这些产品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关注，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异化的这一方面构成了他的著作的重要主题。[20]

在生产异化中的第三种关系和工人必须服从于他失去的东西有关。他的产品已经变成了“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马克思声称，“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21]。对马克思来说，具有这些，个人之间就会紧密相连，但他并不能控制这些事情，实际上这些事情正在控制着他。他要求他的产品用来消费并且再生产，但他没有能力得到它们。此外，工人不能参与决定这些需要的产品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反而，在每一种情形中，他能做的仅仅是对已有的存在做出反应。他的产品对他来说是给定的东西，无论数量还是形式。因此，在工人和他的产品之间作为结果的互动对前者整体上加以总调整以便去适应后者的需要（并且因此是强烈要求）。在这种意义上说，主要是资本主义的产品控制了他们的生产者。这可能就是上面谈到的作为“取代关系”的重要例子；尽管人作为人，有能力通过使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自然，但是现在他的产品能够控制他。[22]

这种在工人和他的产品之间的角色交换，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同样也很明显。前者得到了特别的强调，正如马克思所说：

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做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求”。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

马克思补充说，“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23]。

另一方面，消费物品依靠它们创造出来的欲望有能力控制它们的生产者。马克思熟知一个产品是怎样先于人们对它的需要的，实际上是怎样制造出这种需要的。我们知道的消费就是“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就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24]。因此，我们期望消费者在他们必须消费的产品的哪些生产上没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形下，正是人的品质受他的产品的摆布，受他们制造的需要并且为得到这种需要所摆布。这些产品对超出他的控制的强力做出反应，服务于目的而不是他自己，一般来说，是资本家的贪婪。因此，马克思声称“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25]。

除了操纵人们的需要，给定的消费物品的形式有助于决定占主导的消费模式。每一个产品都会带来一整套被接受的用法。它们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意义的较大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生活方式已经退化为超出了对他自己的产品需要的状态，里面包含着控制着人的人造的非人力量。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宣称对象化（Objectification，Verausserung）是异化的实践。参见《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7～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他把劳动看作是“失去自身的人”，这是马克思想要表达的意思的另外一部分。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因此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 “外在的”outside（ausser），“独立的”independent（unabhangig），“异己的”alien（fremd）。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其他地方，资本，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力被认为是“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在这个例子中，为了传递他所包含的部分关系，“分离”（alienation）是被片面使用的，当其作为“疏远”（alien）的同义词使用时尤其如此。

[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据说“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9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0] 这一主题将会在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的章节中进行更详细的考察，并且会在阶级、政治学和宗教中再一次予以考察。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2] “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359～3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