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自己对这一主题的系统论述中，马克思介绍了以四种主要关系为特征的异化，这些关系分布很广，涵盖了人类存在的全部。这些关系是人与他的生产活动、他的产品、其他人和类的关系。[1]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产活动被说成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2]。如果问，“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马克思给出了下面的答复：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3]

当声称劳动不属于人的本质存在，声称他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且这不是一种需要的满足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时，马克思提出的观点是作为类的人。在主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使人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并且人在劳动中感到不舒服不幸福时，马克思暗示了无产阶级的真实情况。异化劳动表明了两条思路的汇合。

在试图解释马克思从作为类的人这个角度对劳动的评论之前，按顺序先要简单回顾在前面第一部分是如何讨论活动的。马克思认为人具有某些能力，他把这些能力分为自然力的和类的力量，并且主张每种能力根据需要都被相应地反映在人的意识里：个体觉得需要所有能够实现他的力量的东西。包括其他人在内的自然的对象提供了一些物质，通过这些物质这些力量能得到实现，并且，因为这些物质，人们感觉到了需要。通过占有对象，实现得以可能，这在发展的种类和水平上与这些力量本身相一致。“占有”是马克思对这一事实最一般性的表现，即人把与他接触到的自然吸纳到自身之中。活动作为人类占有对象的主要方式进入到了这种解释之中，并因此成了个人和他的外部世界之间的有效媒介。马克思在三种与人的力量的特殊关系中理解这种活动：第一，它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例子；第二，它通过改变自然确定了完成他们自我实现的完成工作新的可能性，并且，因此所有的自然都受到了限制；第三，这是他们自己作为力量的潜能得到发展的主要方式。

当马克思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不属于人的本质存在时，当他声称这种劳动是否定自己并且只是满足劳动以外需要的一种手段时，马克思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在活动和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一种非常低水平的成就。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马克思使用的术语“本质”（essence）和“本质的”（essential）是指贯穿现实和潜在的完整主线，这条主线连接着人和自然。在这种意义上——劳动丧失了在马克思看来天生构建了人的大多数关系——资本主义的劳动不属于人的本质存在。随着分工的发展和生产任务的高度重复性，生产活动不再能提供使用人的力量的好例子，或者仅仅在这些力量在应用时变得越来越少和越来越窄时，生产活动只能变成这样。就第二种关系而言，由于生产出了贫民窟、废墟、肮脏的工厂等，这种劳动实际上同样是或更多地减少了实现人到力量的可能性而不是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然而，活动和力量之间的第三种关系几乎被资本主义完全给取消了。资本主义的劳动不是发展人的固有的潜在力量，而是毫无补充地去消费这些力量，好像它们是燃料一样被消耗殆尽，并且让个体的工人更加贫困。标志着他是人的那些属性开始逐渐减少。在另一个场合我把这个过程叫作人的能力的“退化”。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失去自身的人”[4]。共产主义社会对此提供了恰当的对照。因此，人的生产活动占有他所有的力量并且为了他们的自我实现不断创造出更多的机会。照这样，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工作是对人性的肯定，而资本主义的劳动是对它的否定，马克思认为这就是拒绝把本应属于他的人性的内容赋予他。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在某种程度上设想为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的现实体现。资本主义的劳动在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层次上对工人做了些什么呢？马克思的答案是，它使工人“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资本论》第1卷至少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试图去证明这一主题。在这部著作里描述的生理的畸变是矮小的身体、弯曲的背、过度劳累和发育不全的肌肉、粗糙的手指、扩大的肺和毫无生气的苍白的面色。有些畸变——马克思挑选了某些过度劳累的肌肉和弯曲的骨头——甚至可以增加工人在履行他的有限的和片面的工作时的效率，而这种方式对雇主来说是有利的。[5]这些生理上的特征是和许多工业疾病相匹配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人“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段”、“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而且他看到了这一点。[6]

工人的精神也被他的工作本质和他工作于其中的条件摧毁了。他的错觉、衰退的意志力、精神的顽固，特别是他的愚昧无知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工业在劳动者身上产生了“愚钝”和“痴呆”。[7]人的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状况之间的整体差异太明显了，以致不需要再作评论，并且像前面一样，它是马克思在它们之间设想的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允许它把其中一个表现为异化。

工人“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工人的主观感情一直是他的劳动的异化特征的另一种表现。如果我们采纳人们会一直讨厌自己的工作这一观点，那么马克思对工人不幸福和不舒服的关心是难以理解的，工作就其本质而言是人们不能坐等就能完成的活动。就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所预见到的内容而言，马克思没有也不能认可这种观点。

由于资本主义劳动明显地被描述为“痛苦”、“生命的牺牲”和“自我折磨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除非被迫，否则就没有人会工作这一观点是不奇怪的。[8]为了吃饭人不得不去劳动，这种条件迫使工人做出了巨大牺牲。一旦这种强制消失了，“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9]。

马克思论述异化劳动的另外两个方面是劳动是不劳动的人的私有财产，以及它导致了人的机能和动物性机能的颠倒。关于前者，马克思说：“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0]如果劳动是被迫的，即使它的效率在于工人的赤贫状态，那么一定是有人造成了这种强制性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人把自己的活动看做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做替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11]。当然这个支配者是资本家。并且他的控制是如此彻底，以致他决定了劳动的形式、强度、持续的时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周围的环境和——最重要的是——甚至它是否会发生。工人能从事他的生产活动仅仅是由于资本家的宽容，并且当后者断定他拥有的已经足够多时，也就是说，进一步的生产将不会产生利润时，这种生产活动就会停止。

我们所说的“人的机能和动物性机能的颠倒”指这样一种状态，即人和动物共有的活动比那些把他作为人标示出来的活动看起来更人性。马克思宣称这种生产活动的结果是，

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并成为最后的和惟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2]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抽象使各种联系发生了断裂，这个链条上的环节让它自身分离开成为独立的部分。当所有人的力量一起得以实现的时候，吃、喝和性行为就成了特定需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就像动物王国的对等物所做的那样，仅能满足他们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功能。然而，不管他们的状态多么堕落，个人在这些活动中比在其他活动中做出了更多选择，尤其是工作，这使他显出作为人的特征。从人的角度来看，就像吃和喝并没有让人满足一样，工人至少感到他在做他想做的事情。就更别提他的生产活动了，同样如此。

所有异化劳动的组成部分作为特殊的关系能得到最好的理解，这些关系汇聚形成了关系——异化的劳动。为了表述得尽可能准确，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和人类自身、他的身体和精神、他劳动时的主观感情、他从事劳动的意志、资本家、他自己的作为人的机能和动物的机能以及生产活动，将会与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同等的异化劳动相似。[13]

这些特殊关系很明显不断地设法融入彼此，但是马克思从没打算区分开它们。他的做法是从部分中审视整体，这就把所有的特殊关系连接在了一起，因为这诸多方面的内容都是它们中任一关系的全面展开。因此，重叠的解释是不能避免的。这个硬币的另一面是：仅仅是因为每一种关系的充分解释导致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那么不能得出结论说后者仅仅包含这部分内容。在重建异化劳动中，我已经把自己限定在最突出和最明显的部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讨论这个主题的那几页。许多其他的关系进入了它的结构中，并且我们将认识到至少其中的一种关系——它曾经为了便于解释而被回避——是至关重要的。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69～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这里提到的解释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英文版69～80页），这几章关于异化的基本关系的大部分资料都是来自这几页。像马克思著作中的其他关系一样，这里列的四种关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不同方面。因此，关于异化的解释可以从任何一个关系出发并且自然地进入其他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是从人和他的产品的异化开始的，但是，因为某些将会很快变得很明显的原因，异化劳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起点。同时，为了便于阐述，我将改变马克思的第三点和第四点的关系。因此，呈现在马克思对异化的解释里的顺序——产品、活动、类和其他人，在我的解释里呈现的顺序为——活动、产品、其他人和类。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这种劳动也被描述为“是作为劳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4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417、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6、280、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 另一种关于异化劳动的主要关系的相似的表述如下：“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就是受动；力量就是无力；生殖就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