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明人的类特性的时候，马克思转向了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生命活动的描述，因为只有在那时，个体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全面的类存在，只有在那时人与动物世界之间的差异变成了它们之间所有可能存在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是可能的：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类的力量统统发挥出来”[1]。在其他地方，他明确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的个人不是真正的类存在物，而且，这种个人的工作“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2]。事实是，马克思能够通过“作为类的人”来指称所有的人，就像能用它来指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一样。但大多数情况下他用这种表述来指后者。在这个例子中，类的生命活动就是人们意欲从事的活动，而不是各个时代的人们实际从事的活动。

根据这种解释，马克思对类的生命活动的描述一定被认为是不完整的。除了它是“自由的”和“有意识的”之外，这种活动还是有意志力的、有目的性的，肉体和精神上具有可适应性，能专注的以及社会性的。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活动与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下以同一名义进行的活动是截然不同的。这同样可用于区别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到底在哪些特点上有所不同。例如，人在资本主义工厂内的有意识的活动可能仅仅意味着他意识到或认识到，使用杠杆比直接举东西效率要高一点。在共产主义社会，与意识相伴而生的是机敏，而且个体也认识到了他所从事的活动的复杂性，其中包括他的产品与他自身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的产品与其他人和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但在共产主义社会，计划的制订更加自觉，更加让人精神愉悦，计划本身也比以前任何社会更重要。进而可以说，如果时间不是太久的话，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将比前人能专注于做更困难的事情。

马克思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的适应性将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看到的任何事情。对象所需要的条件很多，而且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懂得并且善于独善其身，或者是善于为了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需要而与他的同伙合作。人们一直以来只能控制他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他的肉体和精神的适应性适应了自然的各个方面；而且只有在那时，这种适应性既涵盖每一事物最美的形式，也能吸收它最有用的内容。

要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那么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必须极度擅长他所了解的任何事情。所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被专家轻而易举地完成了。因此，这种万事通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的活动也总是那么熟练自如。这种新发现的对对象的支配地位也可以归功于这一时期人们得到高度发展的合理性。在他的知识方面，他至少透过事物的表面深入认识到了本质。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发现人“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达到他们的目的。[3]这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它是以对自然规律的准确把握为基础的，同时任何一个活动都需要执行，以便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律。

马克思还说，人的类活动是自由的，另有证据表明他将这种活动主要限定在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时代。在他对这一主题最准确的论述中，马克思把人的自由称为“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4]。这种“真正个性”是人在他的力量和需要达到顶峰的时候，与他的同伴之间彻底和密切的合作，以及他对自然的全面占有。自由的活动是一种力量得到了实现的活动，因此，自由就是人的力量得到实现的一种状况，它超越了在积极展现他的潜能时缺少约束的那种状态。[5]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自由（因此就是在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必然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把我们的日常语言实践搁置不顾，那么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必然会得出这一结论，即人的发展史同样也是他的观念的意义不断发展的历史。这一观点也能根据马克思偶尔使用的“自由”的含义得出来。他所谓的自由（大概）是指一个人能够做他想做的事情，不管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说过，“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6]。然而，马克思通常非常关注自由与人的力量的全面发展之间的联系，因此我想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这个概念仅仅在共产主义社会得到了应用。

从马克思的下面这段话中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通过“集体”，马克思想到了每个个人与他所处的这个社会中其他所有人之间真诚的和多维的关系。妨碍人们相互牵连在一起的所有人为障碍被消除之后，这种联系才能够存在。它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是阶级的消灭。只有在那时，人的所有社会功能才表现为自由的活动；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在那时，“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就是恩格斯也坚持认为，当阶级和国家还存在的时候就去讨论自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活动的核心是自由的工作。尽管我们已经呈现出了归结给自由活动的所有特征，但在这个时代，工作也是那种外在于生产的活动。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所有生活分为“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和“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8]就物质生产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条件来说，它在所有社会中（包括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必然王国”。即使是个人想工作并且也享受工作（这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发生的例子），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意义，即如果他想生存下去，那么他就必须工作。在这个领域，人不得不与他人合作，并且专心致力于合作，否则将会出现饥饿和骚乱。之所以存在他想这么做这一事实，是因为他具有这个时代不同寻常的特征和同样非同寻常的条件，但不管愿意与否，他都必须工作，这说明我们仍然是在“必然王国”内活动。

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即使仍在“必然王国”当中，但是人的活动在发展并实现人的能力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在同样的章节中，马克思区分了这两个领域，他对下面提到的这些事情作了非常清楚的说明，即人不是被迫去工作的，他在决定他的工作条件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工作中他与他的同伙一起合理地改造自然，以及他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控制并使用自然力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自由工作进行了类似的描述，这本著作的重点是克服障碍。马克思在这儿认为工作属于“自由王国”，并且补充说，工作并不像傅立叶所说的那样是游戏，而是最认真和最热情的付出。[9]马克思认为，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付出体现了人的全面个性。因此，生产活动将一直会要求付出巨大的努力；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努力才不再是令人不快的，也不会把人的能力榨取干净，它是令人愉悦的、让人满足的和让人有成就感的。

这种“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且马克思把它刻画为一个“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完美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0]。只有人给自己提供了足够的食物、衣物和住所之后，他才可能从事艺术、音乐并付出爱。在没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的地方，最后运用人类能力的领域也就被消解掉了。做他想做的事情，其判断依据不再是要么做出正确抉择要么扬弃这种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作和不工作等活动的特征是一样的；只有这种条件存在着差异。

从我们关于自由工作的讨论中提炼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命活动的所有特性应该是有可能的。然而，当恩格斯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1]的时候，“自由”有时被用来指这些特性中的一个要素。这里所表达的观点通常被看作是对马克思自由观的全面表述。[12]除了恩格斯的评论之外，这种错误的解释源自于把他与其他思想家进行类比这种危险的实践。这种例子的代表就是黑格尔，在此岸世界的意义上（in its this-worldly sense），他把自由等同为对必然的认识，等同为根据对自由的认识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据说这既像是在说他自己的观点，也像是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但尽管这种意义包含在了马克思广义的自由概念之内，但这也仅仅是从一个视角对自由的观察。如果停留在这种有失偏颇的状况下并离开具体语境，即使是这种片面的含义也不可能被理解。通过完全充分的界定，“自由”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必须被表现为一个由各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相互关联的整个网络一定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它是我在这一章试图进行整理的一个定义。要想正确地理解它，恩格斯的评论必须被看作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整个理论的部分内容。只有当这些性质被看作它们与其他人的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实现它们的必要方式之间的关系时，“自由”才是可控制的和可认识的。

借用马克思自己的范畴，一个人可能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是“自由”；这恰当地刻画出了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而这些部分已经脱离了被建构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这种活动的“表象”或者说现象形式被以前已经消逝的各种形容词彻底地掩盖起来了。对于观察者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活动将会表现出“有意识”、“有目的”、“有专注力”、“在肉体和精神上的适应性”、“社会性”、“熟练性”和“合理性”（在充分发展的意义上，当马克思在处理这一时期时，他对这些表述进行了调和）等特质。根据它们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生命活动的内在关系，这样的描述也能够换成创造性、全面占有、人类需要的满足以及人类力量的实现等。

唯恐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评述被人误解，我想强调的是，我对共产主义的解释已经成了我为了解释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概念，特别是为了解释这个概念框架所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在这个概念框架内，马克思考察了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因为我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作为我的主要课题，所以仅仅在有助于解释目前社会时，我才会介绍将来的社会状况。因此，在这部分所能看到的对共产主义的重构既不全面（根据马克思对这一主题的很多论述），也不充分。对于这些缺点，我对缺少任何发展的判断非常敏感，比如我们能够在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论述中找到相关表述，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个阶段被称为“完备的共产主义”或者仅仅被称为“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中得到了论述，它是一个时间长度不确定而且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奠定了共产主义生活的技术基础、社会基础和人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成就直接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未完全实现的潜能中获得的，而且由于是充分发展的完备的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它能够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真分析中凸显出来。反过来，后者代表了内在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潜能的实现，而且只能从第一个阶段这个角度才能够予以准确把握。换言之，一个人不能希望脱离历史解释来充分理解和公正判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观点，而这种历史解释是以在前一个阶段没有实现的潜能中各个时期独特的人的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基础的。提供这样一种解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主要任务，但论证这个理论并不是我这本书的任务。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5] 人的活动据说也是自由的，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成了他的对象，那种能够实现他的力量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参见伯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58，pp.2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