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克思攻击格律恩对傅立叶的心理学所作的解释时，他声称现实的个人的任何一个单一属性都不能说明全面的人：“这个不是从其现实的历史活动和存在来加以观察，而是从其耳垂或某种不同于动物的另一特征中引申出来的‘人’，一般究竟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包含’在自身中，如同自己的脓疮一样。”[1]然而，当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时，他就成功地对他的“人性一般”这个概念进行了概括总结。[2]在某种意义上，在人们之间构成的联系网络下，马克思用于表述自己观点的任何重要范畴都具有这一功能。马克思选择人的“生命活动”（它能够指涉有别于人这个类的所有活动），是因为他认为它最有利的条件是通过它可以观察人的其他关系。

“生命活动”的核心是生产性工作；对于马克思来说，“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3]。而且他在其他地方声称：“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4]我们已经系统研究了人的关系，它牵涉了“他们生产什么”——在这里工业被认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但是还没有牵涉“他们如何生产”。尽管我们已经看到了这部分工作在展示人的力量时所起到的作用，看到了它是如何改变他受到一定限制的本性的，以及看到了为了发展他的能力要做的事情，但是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际性质仍需要说明。因为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马克思认为这些带有一定的小例外的性质，也能在个人其他生命活动中找到。

即使是接受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即人的类特性是对他的生命活动特征的最好概括，但是我仍发现马克思给最近这个范畴赋予了一些独特的内容，这让人产生了双重误解。首先，尽管它通过类的发展能应用到整个类活动，但是它没有——它仅仅应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活动；其次，作为对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的描述，非常不幸的是它完全没有细节内容，这我们能够从马克思就主题的评论中看到。马克思把人的类特性概括为自由和有意识的活动，这个总结是在讨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时得出来的，当时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异化活动是不自由的。[5]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像在其他社会条件下一样获得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类特性，那么我们必须找出一种能够得到最低程度的认可的条件，或者找出一些只要是人，那么他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拥有的性质。马克思一度曾尝试这种用法，尽管他从来没有根据人的类特性而得出任何结论；如果他这样做了，它就会与上面所说的内容完全不同。

根据大多数人能够认可的最低条件，当一个人把它与人的自然活动（或者说他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拥有的活动）进行比较时，人的类活动就会呈现出来。我用来区分自然力和类力量的方法是一样的。马克思说：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6]

人的活动据说与动物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能够在精神上把他自己与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区分开，而动物仅仅是做而已。动物没有意识到它们自己是活动着的实体。意识到他的行动与他本身就是剧中人（把他自己看作能够实现他的目的的人），这是个人在一定场合下选择是积极行动还是保持无为而治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种有意识、有意志力的活动在所有生物当中是独一无二的。[7]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活动的另一个独有的特征是他会预先进行计划——他是有目的的。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8]

不管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物质变化，都被马克思看作是“劳动对象发生的预定变化”[9]。工作创造出来的使用价值象征着它的目的性，因为承担这些任务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

马克思就目的性活动的观点列举了很多反对理由，它们当中最重要的是建筑师的活动，他认为这不是所有人类工作的原型。几乎没有什么人的生产活动是按这种方式计划的，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很难说是做了打算的。对马克思来说，这些“亮点”（fine points）与他选择的重点强调的相互关系的功能不相干，因此他几乎没有对此表示关注。在马克思的辩护中，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目的”和“计划”（“设计”）等术语通常是在它们较弱的意义上使用的。他好像要考虑的仅仅是人们知道他要生产什么，以及什么活动和实践手段能够生产这些东西。但成问题的是，在程度上受到限制的目的性是否真正得到了这么广泛的应用。

肉体的和精神的适应性是马克思赋予人的生命活动的其他特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0]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适应性是指他调整他的活动以适应不同对象需要的技巧，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满足需要。如果它们要实现自己的潜在功能，也就是被制造成农场、桌子和汤匙等东西的时候，土地、食物和钢铁都要经过特殊处理。在工作中，个人使用工具以便对他有所帮助，这种能力说明了他的适应性有多强。

马克思还指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能够在一定时间内集中注意力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只有人能够全神贯注，心无旁骛。他声称，在工作中的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做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11]。

最后，从把人看作社会存在物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另一个性质就浮现出来了：个体的活动始终是社会活动。即使它不是和别人一起完成的或者不是为了其他人而完成的活动，生产也是社会性的，因为它是以特定社会前提和语言为基础的。

如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生命活动就是生命本身——能量、运动、速度和节奏的变化都是为了满足自然需要，那么类的生命活动就需要强调它的意识、意志力、目的性、适应性、注意力和社会性等这些方面，它们能让人去追求他独一无二的类需求。

马克思归给类的生命活动的所有性质都近乎完美地适应于这样一个范畴，一个马克思从来没有为了这个目的而使用的范畴。要不是马克思认为工作是“合理的”（rational）——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握了他想要改变的事物的本质，能相应地指导他的活动——那么我曾介绍过什么内容吗？在日常语言中，“合理地活动”意味着要理解他这样做的“原因”和“理由”，意味着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要采取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意识被认为是能将人自身与他的活动区别开的一种能力，在这一意义上它明显是一种理性的构成关系。在人们能够权衡可选择的行为的优劣得失时，他必须意识到作为选择者与被选择的事物之间的区别。选择行为本身表明意志是理性中的另一块积木。但是，当马克思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目的性的时候，它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制订了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合理的活动呢？曾几何时，黑格尔甚至把理性看作是“有目的的活动”。尽管有人可能说目的是“不合理的”，而且更过分的是，他们甚至认为合理的活动“没有明显目的”，但是这样的用法根本就不具有代表性。

人在精神上的适应能力是他的合理性的另一个方面，因为它证明了理解对象的能力，在涉及他们自己的未来情况时尤其如此。至于肉体的适应性，这是用最有效的方式达到既定目的的后续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把它看作是对计划要求的深思熟虑的反应，专注也能在同样的主题下被提出来讨论。生命活动的社会本质是它的合理性的另一个要素，难道不是所有的合作形式都对人有帮助吗？在“合理的”这个术语下，马克思零零散散地描述了人的生产活动，把这些描述聚合到一起，就让我们能够更加关注它的完整性，而不是关心如何避免重叠。因此，尽管有些人发现我多次使用“合理的”这个词，但是各个部分都很好地契合在了一起。

尽管这个最好的术语能够轻松地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的区分开，但是马克思限制使用“合理的”这个术语，因为它与他的体系是不相容的（但是，他用它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活动）。“合理的”通常是指人们在既没有物质压力，也没有情绪烦扰情况下行动时从众多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但是这种想法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相容。然而，当个体感受到了特定需要并试图用他知道的最有效的方式予以满足时，精神过程仍会继续，而它还会被贴上“推理”的标签。当然，这种推理是在根据他的力量和本质而认真圈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在它考虑的那些问题、它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以及它能获得的解决问题的手段等方面，都对它进行了严格限制。不过，我发现根据这个术语把马克思关于生命活动的诸多方面整合起来仍是有用的，因为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与它保持着联系。在这个例子中，“合理的”解释价值说明，对我保留在马克思的范畴内的根本规则有所违反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06～6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活动在马克思的主张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马克思在这里又说，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马克思的含义比“自我意识”在一般意义上所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后者为一些存在主义者和当前一些心理分析学者所采纳，用于构建“我”的独立性，或者触发“自我认同”的情感。但是在马克思的例子中，人一直具有这些性质。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人的生产活动的这个属性在《资本论》中经常提到。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恩格斯把这个观点扩展到了人的所有活动，他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这个主张必须根据它后面的限制来理解：因为个人意志之间的冲突，人们想要做的大多数事情并没有付诸行动，而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导致了一些人们既不期望发生，也不愿意发生的副作用。参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另外一个关于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的例子是，“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但是，这些例子处理的都是生产的动机（马克思说明的这些理由并没有一直应用）、产品的本质以及“工人”与他的产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处理他所指涉的生产活动之类的特征。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