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的力量的概念以及他关于力量的实现所必需的内容的观念为他下面这个论断提供了一个基础，即人的活动（工作、创造性）必须与他人一起完成，因此，他是一个社会存在。马克思说，他所谓的“社会”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1]。这种合作就像在生产活动中一样，它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或者也可能像使用一种别人也能懂的语言一样，它是被动的、无意识的和没有明显目的性的。那么，“合作”就包含了人们在它当中并通过它与他的同伙发生关系的所有形式；但是马克思也在狭义上使用它，即它指的是为了实现相互都接受的目的而进行的联合活动。

在马克思最后集中写作的三部著作中，“社会”被界定为“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2]。当马克思认为社会（合作所采取的实际形式）“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的时候[3]，这些关系被认为存在于人外部；当他说“社会本身就是在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的时候，又认为这些关系存在于人自身当中。而且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人与人之间不仅发生直接关系，而且还通过他们的对象发生关系，“社会”这个术语在它所界定的范围内既包括人也包括他所栖居的这个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4]。他说，“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5]，事实就是如此。人对他人的需要、在帮助他实现他的力量的时候他能够做些什么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状况等把各个时代的市民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被马克思认为是“自然的必然性”（Naturnotwendigkeit）和“利益”[6]。

生产是人的社会特征表现得最清楚的生活领域，而且它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合作的最好的例证。为了反对他同时代大多数人认可的原子主义观点，马克思认为：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7]

由于生产是与他人一起生产，是为了他人而生产抑或是通过他人进行的生产，而且还根据别人的要求进行生产，因此供给和教育就是在生产中发现的非常明显的社会纽带。除此之外，我们一定记得我们曾经说过，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与消费、分配和交换是“同一的”，因此，为了了解马克思在生产中发现的全面合作，每个过程都可以被看作其他环节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

如果在热带地区之外的生产活动成功地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那么它一定包括劳动分工。不是一个人为了维持生命而必须完成所有的任务。他擅长一个特殊的生产领域，因此他也就认识了其他做类似工作的人。一个人必须确定无疑地知道别人正在为他生产食物后才能集中精神生产鞋子，而且他还一定知道他能够在他任何需要的时候用鞋子来交换食物。很快他将会仅仅生产鞋子的一部分，而与他合作的工人会生产其余的部分。随着他的工作范围日益缩小，他对其他人生产产品的依赖性以及因此导致的与他们合作的必然性相应地增加了。

通过社会分工，我们发现人的生活条件也覆盖了很多领域，结果是个人需要已经变成了社会需要：整个群体意识到他们想要达到的是同一个目的。社会需要反映了这样一种社会情形，在那里很多人的力量已经发展到了同一水平，这反过来导致了他们在家庭和工作中具有了类似的经历。这种需要同样也反映了社会需要（感情）、社会需求（一定的感情或行动）以及社会功用（对上述内容的使用）。

即使当他自行其是的时候，个体也不能摆脱对社会的依赖。一个在实验室中耗费终生的科学家可以说自己是现代版的罗宾孙，但是他的活动、器材以及他做实验的技能等这些物质条件都是社会的产物。它们是永不能消除的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合作痕迹。一个科学家思考时使用的语言就已经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学习到的。社会背景也决定了个人所选择的职业和其他的生活目标，决定了他不管成功与否都要执行这些选择。在一个没有其他人的社会中，没有科学家，甚至没有人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总之，人关于自我的意识以及关于他与他人、他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意识都是他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的意识，因为他考虑问题的方式就是他的一项社会功能。[9]

因而，个人总是社会性的，马克思认为他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更是如此，在那里我们所了解到的竞争已经为我们仍不得不学习的合作所取代了。具有相应社会功能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被描述为“适用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10]。知识既可能是肤浅的和片面的，也可能是深入的和全面的。正如人与他的同伙之间的关系一样，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关系中的潜能才能够全面实现。马克思甚至把“人的存在物”（human being）与“社会存在物”（social being）等同了起来，前者意味着人生活在他获得成功之后的巅峰状态。这是另一个关于概念的例子，它说明马克思用这个概念具体表述的内容，其中“社会的”意义与现实社会中的变化保持一致。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和“社会存在”开始表示这个阶段人的社会关系完全不同的特点，而且马克思通常是在人们承认的广泛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人的所有努力、产品、思想和情感都把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除了这种联系的增强，现在还要相应地改变，在每对关系中，末尾的对象被所有人占有；或者像马克思指出的，“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我们早先看到每个人作为自然界的一分子对其他人而言是一个对象，因此通过他们的占有他也成了其他人的一部分。对于马克思来说，在他们所有的关系中，人们彼此之间是相互占有的。而且像自然界中的其他对象一样，各司其职的个人作为对象必须达到他正在被占有的层面；否则，其他人将不能从他身上完全实现他们的力量。因此，只有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适合”成为被共产主义社会中其他人占有的对象，他们需要这种理想的朋友、邻居和同事，以便能够全方位地实现马克思赋予他们的性质。马克思说：“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发展史。”[11]后者的目的已经在我关于个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能够做什么的描述中做了处理，但它也是一个“他能够被如何对待”的问题。作为共产主义的对象，人拥有了这些能让他人通过他们得到完全实现的必要属性。[12]

由于每个人只能占有其他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因此，就像他自己的实现会涉及他本人一样，他们的实现也会涉及他。他在其他人的成就和幸福中所占的成分不可能更个性化；但结果却是他根据人性逐渐认识到人的所有本质。任何个人需要的对象被认为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实现要求这个个体得到满足。因此，马克思能够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13]。一个人再也不能通过剥夺别人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失望的后果是对他以及和他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任何人做出惩罚。最需要把握的一点是，在这个时代人们相信，别人占有的所有东西（它或者是在生产过程中被占有的，或者是在消费中被占有的）同样也属于他，而他占有的东西同样也属于别人。

与这种信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它产生影响或者受到它的影响——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关于他人的概念和他们丰富自己所必须的对象。存在的这些明显的合作导致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每个人都把他与我们认为的“外部”世界的关系概念化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马克思来说，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内在于它所包含的各个要素之中的，但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看待现实的观点才得到了广泛接受，而且它的结果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种观念革命，个人实际上给自己提供了一种新的主体——共同体，这几乎是他最个性化的活动。在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着一些新的发展，它们非常难以把握或者说很难理解它们的内涵，因为在人们思想中，人这个类是孤立的和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看待自己的。随着这种变化，个体与群体的实践上和理论上（在现实生活中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的整合就完成了。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古老冲突业已得到了解决。[14]

我们已经探索的路径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自然界……成为人”[15]。在这个时代，个体活动的多样性和强度已经让他（或者把他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直接与整个自然界联系在一起。前面那些脆弱的关系被强化了，而曾经一度没有被他的力量所触碰到的对象在他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业已卷入其中。第一次，对象和他们产生的欲望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他们相互竞争。[16]由于社会被看作人际关系（其中包括人与每个别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断言，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7]。像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一样，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也得到了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表现为“自然”、“人”和“社会”的各种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们既认为这些概念所涉及的内容是“同一的”，在处理这些概念时，也认为其内容是“同一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另外一个例子后来出现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甚至把“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看作“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正是这个概念让我把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观点看作他的异化理论的一部分。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在生产中看到的合作的程度从他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中也能清晰地看出来，即“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4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9]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以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5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马克思还声称，在这一时期“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2]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贫困看作“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别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这也是他的意思，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践需要被人性化了。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6] 马克思声称，现在整个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它既包括人的本质力量也包括他们的对象——“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