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力量与需要

谈到边沁，马克思说他“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1]。相反，边沁很少关注人性，而是把英国的市侩作为他通用的分析模型。对他来说，“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2]。但是马克思在他关于人的概念中也有这种尺度，而且他也把它应用于各个时代。因此，如果马克思对边沁的评价是公正的，那么在我们能够理解马克思自己对“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的解释和批评以及他自己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解释和批评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他是如何处理“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的。

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并没有被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们所忽略，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在回答马克思是否有伦理学时，我有必要提到几部著作，它们都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诠释。然而，人性仍常常被看作马克思体系中的密码，或者常常用几个最简单的形容词来描述人性。在这些例子中，它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从来没有有效地整合到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之中。后来错误在弗农·维纳布尔斯（Vernon Venable）的“经典”著作《人性：马克思的视角》（Human Nature：the Marxian View）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本著作中，重要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根本没有出现更谈不上使用，然而作者的《全集》（Gesamtausgabe）却用到了这部著作。[3]随着马克思这部早期著作的日渐流行，一些作者试图把他对人的本性的评论从其他的理论中抽离出来，这样就能把他说成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马克思主义论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就是这种方法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这本书中他通过自己的论证把马克思主义塑造成了让敌对的美国民众“尊重”的学说。[4]

天主教的作者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从维克托·凯萨琳（Victor Cathrein）于19世纪末出版的《社会主义》（Socialism）到卡尔威兹（J.Y.Calvez）最近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思想》（La Pensée de Karl Marx）——后者花了400多页讨论异化理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人性观成了天主教批判的主要目标。[5]但是，这些作者以及他们的同伙都没有把这个概念本身看作一块画布，在这上面能够说明马克思其他的重要理论；没有把它看作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其他观点有着内在关系的理论（并因此能和其他所有观点一起被展开）。然而目前研究的公开目的是，通过对马克思的人性概念来详细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就是他的异化理论。

根据马克思自己对边沁的评论，这种解释在开始之初就关注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拥有的东西是什么。与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有这样一个“处在历史之外的”（outside of history）人的概念。最经常用于表达这一观点的术语是“力量”（power，Kraft）和“需要”（need，Bedürfnis），它们也是打开被贴上马克思关于“人性一般”（human nature in general）概念这个标签意味着什么是这个问题的钥匙。马克思认为只要是一个人，就会拥有力量和需要，他把其中一些称之为“自然的”（natural）力量和需要，把另一些称之为“类”（species）的力量和需要。[6]人的自然力量和自然需要就是他与有生命的实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另一方面，类力量和类需要是人所独有的。它们让他在自然界中显得独一无二，让他成为一个“类存在”（马克思从费尔巴哈那里借来的表达方式），让他从动物世界中分离出来。自然人和作为类的人之间的区分是完全没有被认识到的马克思建构他整个人性概念的基础。[7]

在考察马克思刻画的自然人和作为类的人相对独立的特征之前，我们必须澄清他对“力量”和“需要”这两个词的用法，这是他的理论核心。尽管马克思不会同意这种“字典式的”程序，但是我认为对于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开始就把握住这些术语的丰富内涵。马克思使用的与“力量”这个词的意义最为接近的日常语言是“官能”、“能力”、“机能”和“身体素质”，而且不管任何时候，当马克思提到人的力量时，通过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术语都能理解它的一些特征。

但是，一旦承认了这一点，那么马克思对“力量”的使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让我们难以理解。因为“力量”还意味着潜能和可能性，它成为某种商品的可能性（在条件改变时尤其如此）。作为马克思现实概念中的要素，就像它与当前的其他实体联系在一起一样，力量与它们未来的形式也联系在一起。与其他事物一样，马克思是在变化过程中来审视它们的。在每个阶段，它们的发展能够通过个人的技能和成就等证据来证明。证明的判定标准是马克思关于什么才是力量的真正实现这种观念，也就是认为当一个人的目的融合到了力量当中时，它们就实现了自己。

如果马克思的“力量”是妨碍我们理解的“奇怪的事情”，那么马克思的“需要”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至少当把它与“力量”之间的关系分开来看时是比较简单的。对马克思来说，“需要”指的是一个想要得到一些东西的欲望，通常它不是一些立刻就能得到的东西。主体是人，而客体是他的对象。有时认为动物、对象和处境等也有“需要”。但是，使用“需要”的领域通常并不是很宽，因为我们可以说动物能够用一种与人非常类似的方式知道它们的需要，大多数情况下对象和处境的需要并不能被正当地转换为人的术语。比如，当马克思说1789年革命满足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时，它能够被转换成仍然活着的人的需要这一含义。[8]如果它们将会按照马克思认为它们将要采取的方式发展的话，那么关于这些需要和处境的其他例子就只能被认为是这些需要和处境的内在要求了。实际上，刚才引用的“世界的要求”这种例子也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它超越了我目前的兴趣，即哪种情况涉及人的需要，它们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以及它们如何发展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马克思来说，人不仅有需要，而且能感觉到这些需要。它们作为被感受到的驱动力，作为需求存在于他的体内。需要的客观状态与主观认识之间的联系——当马克思使用“需要”时二者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让“驱动力”和“需求”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成了“需要”的同义词。[9]尽管人们很少认清它的所有含义，也很少知道有效地满足需要必须付出智力上的努力，但是存在需要这一事实绝不会消失。马克思进而认为，人们多多少少都了解一些适合他们的对象，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后封建社会中，当“潜意识”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表达方式的时候，“需要”的用法显得太狭隘了。人们存在着潜意识的需要，对此他们感觉不到这种需求，或者他们感觉到的这种需求被误导了，也就是说，真正关注的对象不能满足潜在的需要。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我们日常对“需要”的使用相比它被赋予的含义太少，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被赋予的含义又太多。因为从有感情的个体这一有利前提来看，马克思也用“需要”来指称此前在讨论“力量”时涉及的内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需要”总是与作为手段的“力量”联系在一起，通过需要人们能够意识到力量存在。每种力量都与具有特殊需要的人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力量的实现需要有必要的对象。作为一种力量，它让人们认识了自己，而且开始考虑它的发展。同样，一种力量就是“实现”需要时用到的东西。因此只要认识了某种力量就能认识与之相应的需要，反之亦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会在后面提出需要和力量之间是相互反映的。[10]

当我们涉及非历史的（a-historical）语境时，力量和需要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这种语境中我们需要处理的是“历史之中”（inside of history）的现实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在人身上创造出了他独特的需要，而且随着向下一阶段的过渡这些需要会与有这种需要的人一起逐渐消失，并被新人和新的需要所代替。[11]在原始社会，人的需要是非常可怜的，不仅数量少，而且很少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另外一个极端，在这里据说人的需要得到了极大满足，因为他“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12]。人们需要的这种变化仅仅预示了一种在他的力量之中产生的发展。纵观历史，在其中某个阶段发生的变化能够在另一阶段看出一些端倪。[13]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7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 Vernon Venable，Human Nature：the Marxian View，New York，1945.

[4] Erich Fromm.Marx's Concept of man，New York，1963.

[5] Victor Cathrein，Socialism，trans.Victor Genttleman，New York，1962；J.Y.Calvez，La Pensée de Karl Marx，Paris，1956.其他从明确的天主教观点来讨论马克思的人性观的著作，参见F.J.Sheed，Communism and Man （London，1938），和Pierre Bigo，Marxisme et humanisme （Paris，1953）。最近在德国新教范围内对马克思感兴趣的**也能看到很多对他这些思想的关注，特别是在Marxismusstudien，ed.Iring Fetscher（Tübingen，1954-1969），vol.I-VI。在这点上，也参见Erich Their，Das Menschenbild des Jürgen Marx （Gottingen，1957）。在后斯大林时代，共产主义者也进行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人的观点的研究。这些研究中最引人注意（和易于让人们接受使用）的是Adam Schaff，A Philosophy of Man （London，1963），Lucien Sève，Marxisme et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 （Paris，1969），大量论文见于Socialist Humanism，ed.Erich Fromm（New York，196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4～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 在批判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的时候，马克思对自然力和类的力量进行了明确区分。尽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编辑者遵照马克思所说的计划，把对黑格尔的批判放在了第三手稿的后面，但是它应该出现在第三手稿的前面。这种做法被所有三个英译者所遵循。因此，当马克思开始使用它们的时候，就对自然力和类的力量进行了明确区分，他的读者在了解到它是什么之前，也被迫去把握这一区分的发展形式。我仅仅想表明，如果马克思准备公开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那么他将会在很早就解决这一主题，即使是大量对黑格尔的批判被放在了后面。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 Bedürfnis 也能够被翻译为“需求”，这表明这种联系可能符合了德国概念的这种特征，至少部分如此。这种暗示也不能推得太远。

[10] 可能对这种关系的最精确的陈述是，“需要”是作为力量的主观方面而存在的。能动的“力量”改变了马克思体系中重要的概念，它恰当地把“需要”内在于自身当中，而不是颠倒过来。

[11] 在人的物质生活既影响他的需要又被他的需要影响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说：“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 如果马克思依照最常提及的把需要视为“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那么他这样做是因为同样的物质力量主要是由人的力量的发展造成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