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部著作中至此所遵循的推理线索可以概述如下：要么马克思表示了他似乎表示的意思（常识和日常语言强烈地显示出来的他所表达的意思），要么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如果他做了，那么，把他的理论解释为基础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不仅犯了夸夸其谈的错误，而且犯了一个巨大的忽略历史和最简单的经济生活事实的错误。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对这些著作加以辩护，但他们接受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基础主义解释，而这一点又是极易受到攻击的。

然而，如果马克思在使用相同术语的过程中并没有表示我们通常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但就有责任提供另一种替代性的解释，而且还要在常识之外给我们的解释提供另一个基础。声称马克思主义的词汇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无论我们将其理解为什么），而又不弄清马克思何以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用词汇，这是不够的。在完成后一种任务方面，我遵循这样一种思路：从马克思对概念的实际使用，到他论述概念的方式，到他将它们看作社会成分的观点，再到他将社会成分看作关系的观点，再到他把关系作为含义的用法，最后到他对充当这些实践的必要框架的内在关系哲学的信念。

除了将马克思置于这种传统之中以外，我还试图指出，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和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所分享的关系观是不能被丢弃的。然而，认为它能够得到辩护绝不等于在为它辩护。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并且是读者应该牢记的一个区别。我们必须考察针对这种关系观的主要批评。[44]只有考察完内在关系概念在马克思的某些理论中所起的作用之后，我才能对之做出评价。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除了把事物看作关系的独特观点以外，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把整体视为联系在一起的各个部分之和这种观点就没什么不寻常了。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1880年的著作中说：“对任何一个事物（无论有多小）的完整认识都将需要关于整个宇宙的知识，这是一种庸俗的陈词滥调。麻雀不是要落在地上而是降落在遥远的条件中，即在银河里，在我们的联邦宪法里，在欧洲的早期历史里被找到。”（William James，“Great Men and Their Environment”，in The Will to Believe and Ohter Essays in Popular Philosophy，New York，1956，p.216）然而，我仍然不能确信，詹姆士称为“陈词滥调”的东西果真曾如此普遍，或者它过去普遍，它现在也普遍，那么对多数相关的思想家来说，它曾不仅仅是一个不完整的假设。马克思的内在关系哲学通过概括每个部分中的这些关系而更进了一步并且——正如我希望展现的——完全整合到了他的著作之中。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卡门卡注意到了马克思有时会把自然整合到人本身之中，但他认为这是一种对不合时宜的形而上学的背离和一个进行批评的机会（Eugene Kamenka，The Eth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sm，London，1962，pp.97-9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 恩格斯（马克思对他在物理学方面的广泛研究非常熟悉）从来没有提供过我们通常认为是因果解释的内容。相反，他的立场是“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种相互作用在概念上截然不同的各个部分之间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正如恩格斯告诉我们的，黑格尔称之为交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通过论述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物质世界的变化，据说与把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呈现出来是同一件事情。

[15] Hook，From Hegel to Marx，p.62.

[16] 我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把握马克思处理在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与之相应的劳动人口的分配之间的关系。除非我们认为物质生产资料与生产它们的人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否则两者的分配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部分并对完全的相互影响留有余地。假如是这样，将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让我们对这种关系作因果解释，并发现生产资料的分配制约着人口的分配，然而马克思本人却把后者与前者的关系描述为“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在英文版中被误译成了“实际上是相同事实的另一种用语的东西”（Introduction，Political Economy，p.286）。我这里所提供的解释通常正是以这种方式被那些完全不知道如何理解关系这个术语的翻译者所隐藏的。

[17] Sidney Hook，Marx and Marxists，Princeton，1955，pp.37，36.

[18] Marx and Engels，Gesamtausgabe，ed.V.Adoratsky，I：2，Berlin，1932，pp.99-112.

[19] B.Spinoza，Ethics，trans.A.Boyle，London，1925，particularly Parts Ⅰ and Ⅱ.

[20] 莱布尼茨对这个问题最清楚的论述，参见他的《单子论》（Paris，1952）。G.W.Leibnin，Noureaux essais sur l'entendement humain，Paris，1966，p.195.

[21] G.W.F.Hegel，The Logic of Hegel，trans.from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 by William Wallance，Oxford，1965，p.211.马克思自己对“同一性”的使用将会在本书第6章中作进一步的讨论。

[22] G.W.F.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trans.J.B.Baillie，London，1964，p.81.

[23] G.W.F.Hegel，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trans.J.B.Baillie，London，1964，p.85.只有以系统的形式才能呈现出来的真理只能用一致性标准进行评价。黑格尔甚至曾经把真理等同于一致性（The Logic of Hegel，p.52）。这种探索真理的方法留下了第一个逻辑问题，即要“研究思想的形式，触摸它们把握真理的能力”（The Logic of Hegel，p.52），大体而言，就是在我们的每一个概念的整个真理体系中有多少得到了真正的说明（使之处于显要地位并成为意识的对象）。

[24] 马克思在下面这个论断中用一种典型的表述方法解释了这种区别：“可见，《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对于黑格尔的哲学，费尔巴哈说过：“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谓词当作主体，而把这个主体当作客体和原理，我们因此只需颠倒思辨哲学以获得被揭示出来的真理，纯粹的和原原本本的真理。”Eudwig Feuerbach，“Vorl?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Samtliche Werke，ed，v.Wilheim Bolin and Friedrich Jodl，Ⅱ，Stuttgart，1959，p.224.在费尔巴哈进行的颠倒中，内在关系哲学这种观念仍然没有被改变。

[27]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评（必须注意，这也包括对他的赞成性评论）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对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讨论体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还要加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抨击，因为这可能是对黑格尔核心哲学错误的最清楚的表述。然而，尽管有专门论述黑格尔的篇幅，但马克思的立场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总体来说，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所写的专著多数都是早年所写，并且时常针对那些接受了黑格尔思想中糟粕部分的思想家而写，所以马克思的态度显得比实际情形更具有否定性。后来，他在给朋友（恩格斯、库格曼、狄慈根）的信中经常提到他想就黑格尔方法的积极价值写点东西，但他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做。我自己也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做过粗略和片面的论述，通过阅读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和什洛莫·阿维内里（Schlomo Avineri）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能够弥补我论述的不足。

[28] 青年黑格尔派给人留下的普遍看法是，他们是批判的批判者，这些印象主要是由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他们的抨击和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中影响很广的研究成果所造成的，这个印象在戴维·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卡尔·马克思》（The Young Hegelians and Karl Marx，London，1969）中得到了纠正。

[29] 想象一下这种晚期对黑格尔的热情将会在列宁主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有趣的，这部著作写于——在列宁看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是理解马克思的”的时代。

[30] 在马克思写于1837年的一首诗中（当时他只有19岁），康德和费希特专注于思想领域与他自己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形成了对比。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何再三引用同一年他写给自己父亲的信，其中他讲到过他与黑格尔的世界观“更加接近了”。

[31] 对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联系的大部分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辩证法，这是我迄今为止故意避免的一种观念。不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相反，在内在关系哲学中我已经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主要内容作了分离。但是，只有通过阐明这方面的内容，在辩证法中对其他要素进行一个充分的和富有成效的讨论才有可能（可见本书的第5章和第6章）。

[32] 马克思对狄慈根的热情并不是绝对的。在给库格曼的信中，他谈到了狄慈根送给他的一份手稿中存在着一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他清楚地表明，尽管如此，这一著作仍然“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5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由于这些评论针对的是狄慈根著作中的手稿而且寄给了狄慈根本人，所以，这些评论完全有可能影响了正式出版的著作。

[33] 恩格斯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恩格斯对狄慈根的评价态度也并不那么明朗，与马克思一样，他最初看到的也是狄慈根著作的手稿。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抱怨说，狄慈根对辩证法的应用“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但是，“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被评价为“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4] Anton Pannekoek，Lenin as Philosopher，New York，1948，p.24.这是他们的关系的本质。人们是否接受潘内考克的论断是另一回事。

[35] 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96.

[36] 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110.正如在黑格尔那里一样，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同时使用了“同一性”，这表现出了我所谓的“关系等式”（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111）。

[37] 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103.

[38] 狄慈根进一步问道：“难道每个事物不是一个部分，每个部分不是一个事物吗？树叶的颜色与树叶本身相比不也是一个事物吗？……颜色仅仅是树叶、阳光和眼睛的相互作用的总和，所以树叶的其他所有内容是不同的相互作用的一个集合。按照与我们的思想功能剥夺树叶的颜色属性并把它作为‘事物本身’而分离开来的方式一样，我们可以继续剥夺树叶所有其他的属性，而且这样做的话我们最终会夺走构成树叶的一切。正如树叶的一种颜色根据它的性质是一个物质，而树叶正如它的颜色一样是一种属性。正如颜色是树叶的一种属性一样，树叶是树的一种属性，树是地球的一种属性，地球是宇宙的一种属性。宇宙是物质，是物质一般，而所有其他物质与它相比都只是具体的包含着各种属性的物质。但这种宇宙物质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在之物的本质，与它的表现不同，只是精神或内心事物的一个概念。”（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p.103，104）应该回忆一下，正是狄慈根所说的“作为由思想造成的一个事物的自在之物”这个观点被恩格斯说成是“卓越的”。

[39] 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103.

[40] 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119.

[41] Dietgen，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p.120.尽管狄慈根对经验主义者关于知觉是被动的而且我们的精神只是记录了外部实在对其产生的影响这一信条进行了坚决的抨击，但他对个性化或抽象方法的说明仍然是片面的。与语言的联系并没有揭示出来，并且肉体需要和各种社会和经济结构对抽象方法的影响需要加以说明。当然，这个问题的许多相关成果在狄慈根的时代很难获得，但是能够实现的成果——例如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42] 正是因为假定这种关系的观点不能解释说明容纳结构，阿尔都塞才放弃了他的著作中包含的很多观点。相反，在清楚地阐述了把社会要素从马克思主义中分离出来是不可能的之后，他争辩道，马克思通过使用“整体结构”（一个先前未使用过的概念）来最终决定各个部分的特征和发展，进而促成了哲学的革命。按照我的观点，在试图从每个重要的角度重构整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正在构建——如果我们坚持这个表述的话——与其分析中存在的重要因素一样多的整体结构。例如，被理解为资本的存在所必需的相关条件的整体，与被理解为工人的异化等所必需的相关条件的同一个整体相比，具有某种不同的结构。我们的起点的不同导致了角度、其他要素的大小和重要性、它们之间的各种联系的适当性等方面的差异。阿尔都塞的根本错误在于误用了结构的概念（这与黑格尔误用观念概念的方式极为相似），也就是说，他把在考察许多具体事例（在此就是整体的各种具体结构）的基础上所作的概括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进而又说这个实体决定着使它得以产生的各个部分。阿尔都塞事实上混淆了结构与复杂体，以至于当马克思把社会整体说成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时，阿尔都塞却把它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构造的、既定整体”。这个从集合体的观念到结构观念的转变（表面上微小但具有严重的后果）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43] 在狄慈根之后，内在关系哲学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的追随者——同样也被其批评者——忽略了。尽管大量的论者提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关系性因素，但是，据我了解除了海曼·A.利维的《现代人的哲学》之外，没有出现任何对包含了内在关系的哲学进行的专门而又全面的研究。所以，解决由这种关系的观念引起的问题的继续努力就留给了像F.H.布莱德雷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那样偏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家。例如，可参见布莱德雷的《现象和实在》（25～34页以及572～585页），其中对“关系”概念进行了相当充分的讨论。尽管有专业术语造成的麻烦，但怀特海的著作（与布莱雷德的著作一样）是解释关于物质性质关系观点的最显著的尝试，特别是《自然的概念》和《过程与实在》这两本书。

[44] 希望继续这个讨论的读者应该看一下在本书结尾部分关于内在关系哲学的两个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