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关系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并于近代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首次获得了显著地位。斯宾诺莎本人对这种哲学的看法是在亚里士多德关于能够独立存在的“实体”的定义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既然只有被认为是整体的自然能够独立存在，那么，根据这种观点，它就是唯一的实体。斯宾诺莎称为“神”的正是这个不可分割的自然。这个唯一实体的所有元件，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被看成是它的暂时性的形式，看成是它的存在“样式”，从而被看成是决定着它们个体性质的相互关系的总和的体现。对于强调总体的斯宾诺莎来说，部分严格来讲是从属性的。[19]

另外，莱布尼茨关注的重点是部分，而且几乎没有注意到他认为在每个部分中都得到了充分反映的整体。在他看来，存在着的不是一个而是无数个实体。通过断言他称为“单子”的这些实体只有个体属性而没有广延性，莱布尼茨反对把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物当作实体的基本要素。不管我们对莱布尼茨关于单子的奇异思想建构有着怎样的理解，在他的论述中，清楚地凸显出来的是存在于每一个单子和宇宙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可以声称，“不存在如此完全或如此独立的术语以至于它不包括关系并且对它的完美分析不会导致其他事物甚至其他一切事物，所以，人们可以说相关的术语清楚地显示了它们所包含的结构”[20]。

一个世纪以后，黑格尔大概是最早阐明内在关系哲学的主要含义并详细构建它所包含的整个体系的人。在这方面，直接前辈康德留给了黑格尔一个哲学难题，这个难题本身的性质对他有所助益——这与哲学领域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康德已经有力地论证了事物不过是我们在认识它时所看到的那些属性，但又发现这个结论是不能被接受的。在确信事物所体现出来的性质要多于真正刺激我们的感官所形成的认识（对他来说，实际上认识的背后还有存在物）之后，康德发明了不能被认识的“物自体”，即实体在发生了诸多变化之后仍保持不变的东西。

在康德的第一个结论——事物会因为对其性质的考察而消解掉——面前，黑格尔表现出来的胆怯要少一些，但他认为，决定性的任务是要表明如何理解这个结论。如果暂时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内容悬置起来，那么他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整体的背景或“绝对”，通过它，康德的问题和答案都被置于其中。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被考察的事物就不仅仅是它的性质的总和，而是通过这些（单独或共同存在于事物之中）性质与自然的其余部分之间产生的联系，这也是整体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虽然黑格尔开始对整体的各部分加以区分，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体系的独特性在于用来保持我们对整体的认识的各种方法。他的让人难以理解的词汇从这个任务中获得了其多数特性。例如，当黑格尔把事物说成“规定性”、“要素”或“现象”的时候，他想要说明的是一些部分的和未完成的东西，某种进行全面分析要求把它当作包括了比直接被看到的要多得多的属性（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是如此）的东西。

在每个事物与整体的关系中构建其同一性时，作为绝对的表现方式，黑格尔改变了康德所使用的同一性的观念以及真理本身的观念。数学等式（1=1）作为理解同一性的方式被可以称为“关系等式”的东西取代了，在这里，讨论中的实体被认为与它相关的表现的整体是同一的。对黑格尔来说，“本质上自我联系是同一性的形式”，这里“本质”指的就是这种被扩展了的关系。[21]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同一性显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与大的、复杂的事物相比，小的、简单的事物所拥有的整体的同一性相对要少。对于多数现代哲学家而言，这一命题显然是荒谬的，但黑格尔不仅接受它而且把它当作用于构建其他观念的核心论点。

因此，他坚称真理“就是整体”[22]。如果事物与它们所表现的整体或多或少是同一的，那么，我们对事物所能做出的说明就或多或少是正确的，这取决于我们对整体所进行的确切说明中有多少适用于它们自身。如果每个事物与整体之间在关系上是同一的，那么适用于后者的所有内容就是该事物的全部真理；如果缺少这种同一性——指所有我们谈到的特殊事物（规定性、要素等）——它就只包含部分真理。当黑格尔宣称知识“只以系统的形式……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的时候，他自己为他的现象学事业记录了这一解释的实际影响。[23]要叙述人们对任何一个事物的认识就是要描述它所在的系统；正如黑格尔一直所做的那样，就是要把每个部分当作整体的一个方面呈现出来。黑格尔又回到了康德的两难困境，他在否定被考察的实体背后“物自体”的存在的同时，声称事物通过它们的相互联系而表现出的比它自身所表现的内容要多得多。

这是黑格尔哲学中被马克思当作唯心主义而予以贬斥的那个方面吗？我认为不是。为了论述观念，黑格尔构建了这里所描述的框架，把我称为“整体”的东西描绘成了“绝对观念”或“理性”。马克思的批评总是直接反对黑格尔选择应用这个框架的方式以及他首选的主题，而从未反对他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属性、性质或系统本身所限定的事实。[24]从本质上说，马克思批判的是，通过概括活生生的人们的思想，从而从现实世界中创造出“绝对观念”范畴，黑格尔从这个范畴出发反过来创造了现实世界，即人们的实际思想。通过把个体的各种思想描绘成由它们本身导致的普遍化过程中的要素，黑格尔给这些思想赋予了神秘的意义。

在颠倒了观念与其概念的真实关系之后，黑格尔据此颠倒了观念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关系——对自然而言，要改变绝对东西的内在演变是不可能的。物质世界不可能成为其他什么东西，而只能成为人们对它的观念的一种外化和亵渎。未曾明确地讲过观念创造物质（关于这一点存在相当多的混乱），但把现实的发展呈现为观念领域所发生的一切的结果和反映，这就是黑格尔所表达的总体印象。马克思正确地指出，黑格尔的错误是“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25]。简而言之，反对黑格尔赋予观念和它们的概念的那种作用，与接受容纳这些观点的关系性框架，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费尔巴哈（Feuerbach）——从他那里，马克思接受了其对黑格尔的大量批评——所做的就是这件事情。[26]而且，事实上，在批评黑格尔著述中如此之多的内容的同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观所表现出来的沉默雄辩地支持了上述解释。[27]

马克思的哲学反叛是从他拒绝接受观念的独立发展开始的，在这个拒绝中他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在他这里，这种拒绝导致了这样的研究，它表明社会变化一般是先于黑格尔所谓的观念史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为了理解观念与现实世界，需要给予最认真的研究的恰恰是“物质”关系，而这种关系却被黑格尔置于所有论题中最次要的位置上了。然而，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是，马克思在强调社会要素时，并没有放弃最初引入社会要素中的广义上的内在关系哲学。一个新的兴趣点以及他在研究中揭示的现实关系，自然需要采用一些新的概念，但这些新的概念也被整合到了这个关系性的框架中。

每当一个要素的任何系统、某个属性受到质疑的时候，马克思一般都依靠黑格尔的词汇，这完全是很平常的事（尽管很少被论及）。例如，正如它们被黑格尔使用的那样，“同一性”、“抽象”、“本质”和“具体”等也都被马克思用来说明寓于部分中的整体的某些方面，被用来指称一种本体论性质的而非逻辑性的关系。这些术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晚期的与早期的一样——大量存在，用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对它们进行前后一致的解释。同样清楚的是，对早先归因于这两位思想家的含义的不平常的理解方式，是他们共同的关系观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拒绝承认观念的独立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影响之一是，整体概念在其所表征的系统中不再起作用，而它在绝对观念的形式中为黑格尔充当了其独特表达方式的源泉。整体仍然是所有关系的总和而且在每一个关系中都有所呈现，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在说明诸多关系中的某个关系时，整体没什么用。细究之，现实世界太复杂、太分散、太不清晰了，以至于在解释现实世界中的某个具体事件时它并不能提供多少帮助。一个结果就是，黑格尔给出了种类繁多的术语，试图在其中把握整体——“绝对观念”、“精神”、“上帝”、“一般”、“真理”——而马克思没有给出任何术语。可能这一区别至少部分地造成了这种观点，即马克思没有持有一种内在关系哲学。然而，刻画了这种观点的根本特性的是部分（无论什么部分）之间关系的内在本质，而不是作为整体来澄清这些关系的整体的作用。在同一传统中，有些思想家——如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给他们当作整体的东西投入了大量的注意力；而其他一些思想家，如莱布尼茨和马克思，却没有如此。

当然，包含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变化和发展观与其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对应观点有重大区别。黑格尔预见到作为历史最终结果的和谐状态是能进行自我意识的世界精神。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只能是任何正在发展之事物的更大的观念形式的自我揭示。个体自身被降到了只具有被动性的地位，唯一的例外是他或她参与考量了对准确说来属于世界精神的东西的理解。

甚至在马克思以前，由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领导的青年黑格尔派就用人代替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来作为主体了。在这个学派的早期著作中，无论有多么不严密，他们是按照革命活动的观点来理解和谐状态的。由于对那个时代的激进运动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于1843年采取了使他们名声大噪的“批判的批判主义”主张，认为和谐状态是通过“正确的解释”，通过开始理解世界的人们才发生的。[28]马克思在柏林读书期间是鲍威尔的亲密朋友，他发展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早期观点：如果人是主体，那么，使他自己与被理解为是他的对象（实际的或潜在的）的世界和谐共处的方式，就是积极地改变世界。变化成了人改变自身存在方式的问题。个人已经从发展的被动观察者（如在黑格尔那里）变成了使其日常生活得以发生的行动者。

即使从这一简短的概述中也能明显地看出，马克思继承的黑格尔传统太负责了，而不允许仅仅对其进行简单化概括。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重要性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例如，正如列宁1914年写笔记时所认识到的：“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9]对于那些争辩说马克思已于1842年、1844年或1848年与黑格尔决裂了的人，我的回应是，不存在这种决裂。这并不意味着我愿意加入那些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黑格尔派的批评者行列，认为他具有唯心主义的偏见、可预知的行为或形而上学的矫情。在我看来，这两种立场给出的选择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用“理论”——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如此——来表示对特殊事件或现象等方面的解释的话，那么，马克思在其一生中的任何时期（这可以回溯到他的大学时代），是否曾经同意过黑格尔的任何理论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黑格尔的理论赋予世界精神和观念以一种马克思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作用。[30]然而，当涉及有关借以思考任何和所有主体的形式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决定时，马克思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关系观。[31]

那么，实际上所有论者都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之处，但这种不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如果我们排除黑格尔的具体理论（这是马克思一直拒斥的）和内在关系哲学（这是马克思一直接受的），那么这个发展就只能包括马克思借用过来的以及他新引进的概念的含义。由于把注意力转到了现实世界，马克思给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时废除了其唯心主义的内容。这种剧变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完成，而且也需要时间。

同样，由于逐渐将关注的主要领域从哲学转到了政治学再到经济学，马克思所揭示的信息和关系成了这些相同概念所表达的含义的一部分——并且有时是主要的部分。我已经注意到，马克思的概念的含义在其研究中被扩展了，而且它们的特殊意义是由与他思考的问题相关的内容所决定的。但马克思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现实问题以及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断产生新的问题。正是在马克思的概念不断发展着的含义中——这些概念对马克思的体系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完整地保留了它的关系性特征——我们能够非常充分地观察到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逐渐疏远。这种进化始于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阅读，并在马克思最初的摇摆不定中有所显示，但一切关于“决裂”甚至是“阶段”和“时期”的说法严重歪曲了它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