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解释所导致的是，马克思在剖析中所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把独立的部分联系起来，而是如何把社会整体（关于社会整体的论述随处可见）中的工具性要素个体化。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用来理解马克思意欲表述的内容的常用方法就必须进行颠覆性理解：在尽力寻找劳动创造价值的方式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接受两者之间的那种等价关系（这两种社会关系表述的是同一个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劳动”[42]），而不是去寻找它们相互区别的方式。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关注的是“价值的形态变化”，是它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关注劳动创造了价值。这不是斯密和李嘉图之前已经说过的内容，而是《资本论》这部巨著所阐述的经济理论。

因此，同样，我们并非旨在寻找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之间严格的因果关系，这就排除了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而是必须先承认这种相互作用的存在，继而寻找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从狭义上理解）和其他经济要素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相互影响的那些方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相互作用，是每一种社会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不是技术决定论，而且马克思所有关于政治和社会现象的详细讨论中揭示出来的历史观是它，而不是技术决定论。如果说马克思能够在障碍之间穿梭自如，那是因为对他来说这些障碍并不存在。根据这种分析，马克思的多数反对者因为他没有给出那些他不仅没有提出而且——由于其关系性的社会现实观——也不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案而批评他，就是一种罪过。马克思真正关心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被丢掉了。它们必须被恢复。

[1] 法国的情况与之恰恰相反，其中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仅列举少数非常有名的作者——都充分利用了这部著作。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5～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6～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还说：“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455～4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Max Hirsch，Democracy and Socialism，New York，1901，pp.80，81.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尽管一般翻译成“关系”，但生产关系（Verh?ltnis）有时也被用来指“条件”、“比例”或“反作用”，目的是为了说明某些事物的特殊意义。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曾向作者提到过，对Verh?ltnis 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可能是他在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法语的过程中处理过的最困难的术语。除了使用过上面所列举出来的法语的对应术语，吕贝尔有时候还把Verh?ltnis 表达为系统（système）、结构（structure）和问题（problème）。另外一种复杂情况来自于这一事实，在马克思的术语表中还有另外一个标准术语——Beziehung （关系），尽管它通常被译为“联系”（connection），但它也被翻译为英文中的“关系”（relation）。我倾向认为“关系”这个英文概念与我所提到的马克思的概念Verh?ltnis 概念都是非常复杂的。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阿尔弗雷德·迈耶（Alfred Meyer）通过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所有事物中一个“相互依赖的变量”构成的体系，冒昧地将其限定在这个简洁的陈述中。A.G.Meyer，Marxism：The Unity of Theory and Practice，Ann Arbor，1963，pp.24 ff.但是这仍需要求助于所有那些关于它们相互依赖之特点的老问题：如果这些变量在逻辑上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它们怎么去相互影响呢？如果它们不是独立的，这意味着什么？在我的印象中，所谓的“功能主义”这种方式通常要么前后不一致，要么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谈到了“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一张窗户纸。一旦这张窗户纸捅破了（一旦我们赋予要素以逻辑独立性），它们就不可能被轻易消除；而且如果更进一步并消解掉逻辑独立性这个概念，那么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理论体系就要整个发生改变。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正像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的那样，他想要解释的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就是“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5] 与经济学和哲学等更加理论化的著作不同，马克思的政治、历史著作中有一个特点非常明显，他很少使用“bestimmen”（制约着）来说明更具变化的领域。通过把这个词译为“制约”，英译者就强化了马克思的“决定论”偏向，比如，可以拿《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英文版和原稿进行比较来说明。

[26] Paul Lafargue，“Reminiscences of Marx，”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Moacow，p.78.拉法格是马克思的女婿，是唯一一个记录过马克思口述的人。因此拉法格非常便利地观摩了老人的思想。关于他的主体，拉法格说，马克思“不会孤立地看待一个事物，自在之物和自为之物，把它们与周围环境分离开：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处于流变之中高度复杂的世界”。然后他引用维柯的话，认为：“对于全知的上帝而言，事物是一个整体，对于人而言，世界只是表象，因为人只能认识表面的事物。”拉法格声称马克思是用维柯眼中的上帝的方式理解世界的。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4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其他地方，马克思指出人的“目的”是发展他的力量。

[28] 谈到他那个时代的经济规律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说：“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在私有制（这是他在这里扩大了的经济范围）中发生的这种变化据说在构成性的关系中也能够发现。

[29] Quoted in M.Rubel，“Les Premières lectures économiques de Karl Mark（Ⅱ）”，Etudes de marxologie，Cahiers de l’I.S.E.A.，Série 5，no.2（October 1959），p.52.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还提到说，“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做一种趋势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36、5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 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Boston，1964，pp.295-296.不幸的是，马尔库塞并不想去解释这种术语的用法是否可能，它通过概念性框架预设了哪些前提，以及必然会出现的沟通方面的问题等。如果没有这些我在第2、第3章打下的基础，那么这种正确的洞见可能就会被悬置起来，最终让我的分析不能让人信服。而且这些洞见在马尔库塞、科尔施、卢卡奇、列斐伏尔、古德曼、萨特、斯威茨、胡克的早期著作以及其他人那里大量存在。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大多数读者一定认为，恩格斯误用术语最明显的例子是把种族看作“经济因素”，而马克思则把共同体看作“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2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因为事物的不断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恩格斯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7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9] 萨特对马克思和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富有启发的比较，前者的概念融入了他的经历和他的研究成果，而后者的概念则对社会变化毫无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概念已经封闭起来了。”Jean-Paul Sartre，The Problem of Method，trans，Hazel E.Barnes，London，1963，pp.26-34.关于这个论题，还可参见Henri Lefebvre，Logique formelle-logique dialectique，Paris，1947，pp.204-211。

[40] Carew-Hunt，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p.50.

[41] 这里表达意义所使用的概念也能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胡克是为数不多的注释者之一，当他谈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时他认识到了表达意义时使用的一般用法和特殊用法之间的区别。他说：“意义必须随着客体含义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否则，它们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研究的主体。”（Sidney Hook，From Hegel to Marx，Ann Arbor，1962，pp.65-66）

有一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要注意到语言哲学在词语的意义和它所指的内容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而词语能指的内容是不稳定的，这是导致当代语言哲学发生言意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把一个词语的意义与它所能指的内容等同起来，首先要让意义随时空的改变（有时甚至是非常剧烈的改变）相应地发生变化，其次要把现实世界中的这些条件考虑在内，这能帮助我们理解词语能直接指涉哪些内容。简言之，这个意义的概念应是一个朝向其内在关系的概念。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目前流行的这个问题——“别问我意义，问如何用”——意味着一种全面的倒退。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