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替代性的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仅仅从一般性的理论观点中推导出来的“基础主义”理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要采取这种立场，必须要用这样一种态度来解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即它与这样的社会相互作用是一致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则描述了他所说的现实事件。换言之，当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时，我们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理解这一点，即它允许用后面的那些要素去深刻影响生产方式，这种方式还把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自动依赖性消解了。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就是马克思在实践中使用理论的方法。恩格斯建议一个向他请教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记者去读一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并建议把它视为马克思应用其理论的一个实践案例。[17]这个重要的建议很少被采纳。

同样，当他试图使自己从并不牢靠的学术观点中摆脱出来的时候，老年恩格斯很多关于非经济因素的观点通常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例如他把“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18]这个论断视为一个荒谬的说法。

在这一点上，作为一种马克思自己从来没有将之应用于他的思想当中的表达方式，“经济决定论”似乎成了一幅读者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讽刺漫画，它误解了他的一般性观点。而且，如果“经济决定论”是一幅漫画，那么“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辩证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同样如此，给他的观点贴上的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标签也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实质上，这些都是限制性的表述方式——它倾向于在表达自己的观点之前先分析马克思说了些什么，在研究之前，对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存在的诸多内在可能性进行限制。作为讽刺性的表达，它们变化很大，而且总是在把握马克思著作中呈现出来的复杂现实时表现出作者个人的特殊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在信件中提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他通常把它加上了引号，它最终仍然是别人的表达方式。[19]像马克思一样，他宁愿使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这种更为随意的松散的概念，或者是更加简单的“我们的历史观”（our view of history）。[20]

我认为伟大的思想家绝不会出现前后不一致，或者是没有能力把自己的理论贯穿到所有著作之中。但是当这种思想家偏离了他的一般概念的时候——在实践中经常如此——最大的可能是我们误解了他。在政治理论中，一个设计完好的案例对于反驳我们对手的真实观点来说通常起不到什么作用。对马克思关注的地方加以一般性关注是有困难的，因为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解释得并不很清楚，但正是这些理论说明了他在自己著作中表达的观点。如果生产方式制约着彼此之间相互独立的其他社会要素的性质和发展趋势，那么前者的自我生成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改变而自动做出反应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仍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认为原始公式中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这是无需证明的前提，人们根据这个前提把马克思主义整个逻辑结构看作基础主义的立场。更确切地说，为了与不断变化的目的相匹配，所有证据都表明马克思巧妙地处理了各个要素的范围并改变了他进行分类说明的界限。完全为了说明我们的问题维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他声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21]。按着这一论断走下去，基础主义的解释留下的是什么呢？而且，尽管恩格斯承认马克思的定义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我所提到的这个例子也经常为批评者所引用。马克思要想在理论上前后一致，那么相互独立的范畴就不能只是想当然而已。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目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就是阿克顿明确加以解释的哲学假设，即如果没有办法把相互影响的各个要素区分开，那么就没有办法检验把这些要素中某一个作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prime causal agency）的理论的有效性。[22]但是，把某要素称之为“首要的”（primary）、“基本的”（basic）和“决定性的”（determining）是不是合理在这里是成问题的，而且我们只有知道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他的社会要素区分开，才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实际上阿克顿用日常语言解释了“首要的”这个词的含义，然后把它强加给马克思，从而使社会现实可以从常识意义上加以理解，阿克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真正的问题避开了。他还说：“既然马克思用这种方式（阿克顿的方式）来理解‘首要的’，为了让某个要素（或者它们中的某些要素）被认为是首要的，他就必须把各种社会现象聚合在一起然后分割为独立的单元。”如果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那么把他的理论解释为基础主义就是正确的，而且基于这一解释的批评也就都是有效的。但是，马克思“模棱两可的”实际用法至少让那些马克思的关键思想用日常语言进行解释后变得更加不确定，而且这表明，我们只有理解了他的社会现实的概念以及他能表达的思想内容之后，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他实际上是在说什么。

问题仍很严重。因为如果马克思经常用同样的表述来指称我们认为不同的内容，而且正像他经常做的那样，用不同的表述来指称我们认为相同的事物，那么在不了解实践背后的内容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知道在某个场合他所指称的事物到底是什么呢？[23]最好根据马克思是如何使用它们的来解释他本人的理论。我们的任务是揭示他怎么能够根据他的主题自由地处理那些已被普遍接受的界定范围，并根据不同的场合自由地界定范围。我想根据他卷帙浩繁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而不管别人如何评说。根据公开说明的意图，让我们回到对问题的最初解释：马克思的话就像蝙蝠。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它们都是有意义的，它们不仅仅是新的和不寻常的，而且是前后不一致的。据说可以从“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这句话中得出上述结论。就是这种观念让那些对他而言不可能相互作用的彼此独立的社会要素之间发生作用。

[1] Vilfredo Pareto，Les Systèms socialistes，Ⅱ，Paris，1902，p.332.

[2]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9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 George Bernard Shaw，Bernard Shaw and Karl Marx，ed.R.W.Ellis，New York，1930，p.171.这本书中的论文写于1887年。Max Eastman，Marx and Lenin：the Science of Revolution，New York，1922，p.82.这个错误并不仅限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但是在英国和美国它出现的频率明显比欧洲大陆更高一些，在欧洲大陆，人们接受了“黑格尔主义”，否则它不可能被更好地理解。

[6] 常识作为一种明显为真的事物来影响我们，乍一看，它抛弃了那些我们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的内容。在这本书中，我将也用“常识”一词来指称一般来说没有受到质疑的知识和相应地没有受到质疑的获得知识的方法，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方法对于绝大多数学者和常人而言是常识性的。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John Plamenatz，German Marxism and Russian Communism，London，1961，p.83.

[9] Georges Gurvitch，Etudes sur les classes sociales，Paris，1966，pp.54-56.

[10] 参考我的论文，“Marx's Use of ‘Class’”，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March，1968，pp.573-580。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最典型的是阿克顿，他指责说，被假定为上层建筑之部分的法律和道德也被马克思看作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而经济基础据说是决定上层建筑的。H.B.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London，1962，p.164.

[13] 除了普拉门纳兹，参见Karl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Ⅱ，London，1962；Mandel Bober，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Cambridge，1950；R.N.Carew-Hunt，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sm，London，1963；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比如，普拉门纳兹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对主要的社会革命的说明与他们所描述的基本的社会变革模式并不一致”。Plamenatz，Man and Society，Ⅱ，London，1965，p.276.

[16] Popper，The Open Society，Ⅱ，pp.331，332.在这些人当中，还有林赛（A.D.Lindsay）提供的一种方法。他认为，为了与他所面对的对手进行斗争，马克思大大地夸大了他所说的内容。A.D.Lindsay，Karl Marx's‘Capital’，London，1925，p.38.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7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在参考了吕贝尔的著作后，我十分同情这一立场，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幅被他身后的追随者胡乱描绘的漫画。进一步的讨论参见M.Rubel，“La Charte de la Première Internationale，”Le Mouvement social，no.51，April-June，1965，pp.4ff。尽管如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呈现马克思的观点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因此不能将其与其他众所周知的且让人误解的观点一起弃之不管。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2] 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p.166.基于同样的态度，阿克顿声称，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技术性解释的办法因为它“太含糊不清而不可能被讨论”（Acton，The Illusion of the Epoch，p.137）。

[23] 在这一章开头部分，我们看到马克思用通常作为经济要素的表述方式——“物质力量”来谈论理论。我们刚才还看到他使用“生产方式”——它通常是指生活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和艺术等的预设部分。至于用相互矛盾的表达来指涉同一事物，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对“劳动力”和“可变资本”的使用，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指工人的生产能力。同样，当他声称“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时，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两个词传递的是同样的信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两种用法的例证有很多，它们贯穿于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著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