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马克思曾说过的话中，没有哪句比“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7]这句话被重复的次数更多了。任何生产方式的重要发展都会导致其他领域相应发生转变，这一点不仅在当前被认为是正确的，而且在“跨”时代的意义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就知道这么多。需要被回答的问题是，严格来说生产方式都包括什么内容，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它能够决定其他要素？或者，我们可以问，马克思是如何使用“生产方式”和“制约”这种表述方式的？

约翰·普拉门纳兹（John Plamenatz）对马克思明确表述过，但被普遍解释为一系列“基础主义”假设的主张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说明。在普拉门纳兹看来，马克思的观点——

首先，它假定，历史学家所记录的人的活动已经完全进行了分类处理，它们被分为大量相互独立的类别或“要素”。其次，它假定，那些所谓根本性的活动改变了它们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其他要素的性质。最后，它假定，那些所谓根本性的活动的性质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其他活动的性质随之发生了改变。[8]

根据这一解释，马克思主义在这三个假定中都为批评者提供了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靶子。首先，马克思并没有成功地把社会现实与他关心的“大量相互独立的类别或‘要素’”区分开。比如，“意识形态”一词有时指所有的观念，有时指那些规范性的以及一些被认为是不科学的观念，有时又指那些仅仅为了某一个阶级服务的观念。用异常锋利的思想利刃，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声称他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具有13种含义，而且这些都能够提供证据证明。[9]当马克思使用“阶级”和其他很多重要概念的时候，同样能够发现很多类似的重大差异。[10]

但是，如果马克思用这些同样的表达来指称不同的事情，那么他同样能用不同的表达来指称表面上看来相同的事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文字中，他谈到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而“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生产力”（forces of production）、“社会的经济结构”（economic structure of society）、“社会存在”（social existence）和“经济基础”（economic foundation）等被赋予了同样的地位。[11]不但这些表述的指示对象是不同的（在“社会存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差异看上去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其中一部分好像还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制约着”其他部分社会现实的意义。因此，作为法律权利系统的财产关系被归结到了上层建筑的名下，但是它们也是“制约着”上层建筑的生产关系的一个构成要件。类似的困境在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中也出现了，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构成部分，但据说它也作为经济结构的要素而“制约着”政治生活。这种不一致性和随意的概念使用（如果确实是批评者所说的那样）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的炮火。[12]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即马克思的理论需要一个可以剥离出来单独起决定作用的要素，而这一要素又与假定被它制约的其他要素之间进行了认真区分，那么我们就会通过排除过程得到生产技术这样一个要素，这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所有条件，而是因为它比其他可能要素更好地满足条件。在这个解释中，广为人知的“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成了技术决定论，而且普拉门纳兹、波普尔（Popper）、鲍勃（Bober）、卡鲁-亨特（Carew-Hunt）和阿克顿（这里列举的是这一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等人都用这种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13]他们的解释所使用的范例都依据马克思的这一主张，即“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4]。

把“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化约为技术后，被认为是“基础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本假定就几乎经受不住认真考察。技术在任何社会都具有“改变它们或多或少地独立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要素这一性质（假定我们认为它制约着其他因素）吗？并不需要具备太多的历史知识就能够看出，技术的发展进步总是科学水平、国家法律、政治制度、消费者需求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技术显然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依赖于生活领域中出现的具有制约作用的性质和变化，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但在基础主义者看来，这些要素必须被清除掉。在清理了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之后，这一主张就不再简单地认为马克思错了，而是认为他忽视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要素。可能除了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而显得不诚实，就没有其他解释能够说明这种严重的误解了。

根据这一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基本假定是技术发展导致了其他所有活动和制度发生的相应改变，同样这也是成问题的。不必再一次更加深入地探究历史就能做出评价，仅仅列举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基督教和罗马法持续的时间比生产技术更为长久，但据说后者是前者出现的原因。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概念要素的界定前后不一致，据说起决定作用的所谓经济要素受到了其他要素的重大影响，而且上层建筑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自动变化，这三类批评综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猛烈攻击。

进行批评之后，其中大多数观点雷同的评论者愿意承认，在马克思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研究中，他并不承认在“基础主义”理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假设中预想到的错误。[15]也就是说，当对具体问题进行处理时，马克思并没有把技术发展或任何其他经济要素视为是自我生成的，而是把它们视为来自生活中的每个环节和不同层面的社会分析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样，当涉及现实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把政治和文化上的进步视为对技术变化的自动反应；他的解释总是复杂的，而且经济因素并不总是起主导作用。然而人们通常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观点前后不一致，或者说他并不知道如何应用他的理论——一句话，马克思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波普尔甚至认为，马克思并不总是认真地对待他的理论体系。[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