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像蝙蝠一样的语言

一

马克思的读者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他对语言的“独特”使用。当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声称马克思的语言就像蝙蝠的时候（因为有人可能认为它既像鸟又像老鼠），他就这个问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说明。[1]就我们这个主题来说，这个发现可以说是最深刻的了。思想家们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要精确地界定马克思的独特意义太困难了，而且他们经常把他们不恰当的理解看作（对马克思的）批评。然而，如果对马克思的术语所要表达的内容没有牢固的认识，那么就不可能准确把握他的任何理论内容。

例如，我们如何理解“价值是劳动”（强调是我所加）这个令人吃惊的论断呢？或者说如何理解马克思“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这句话？抑或是如何理解他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变成了“物质力量”这一隐喻？[2]马克思的表达方式经常让我们震惊，而且他著作中晦暗不明的例子比比皆是，在很多情况下对它们作双重甚至是多重解释似乎都是合适的。

恩格斯非常清楚人们在把握马克思的术语时所遇到的困难。在为《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他说道：“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在恩格斯看来：

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3]

如果存在一种迫使马克思对语言进行独特使用的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是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现在已经偏离了我既定的轨道。恩格斯的意思是说，词语表达了某一时期的理解，但随着理解的深入，这些词语和/或它们的意义必然会为新的词语或意义所替代。仅仅使用目前这个术语或仅仅是接受这个术语的含义所要清楚表达的思想也只是目前的思想。在马克思的例子中，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暂时阶段据说需要这样一些概念，它们与那些把资本主义视为永恒的生产方式的概念是不同的。

八年以后，在为《资本论》第3卷（对它的大量误读已经成了过眼烟云）所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又回到了这个主题，还提到了在使用马克思术语时的另外一个困难。好像马克思的术语除了新和不寻常之外，前后也不一致，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期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恩格斯并不把这看作一个缺点，而宣称这是一个优点，并且认为，对于解释马克思如何理解他所描述的那个社会这一点来说，这是必要的。恩格斯论证说，我们不应该希冀发现：

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做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4]

那么，根据恩格斯的看法，马克思的词语要表述这样一种理念，即“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因此，这些词语的定义也必须随之变化。

这一点之所以让人关注，不仅仅在于不再使用“行话”，而且还在于其宣称恩格斯以及马克思都是迷糊的，不能完全澄清它们的含义。在英语世界中存在着一个可以追溯到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传统，它警告马克思的读者“绝对不要关心形而上学”，不能根据批评者的政治观点把他一些微不足道的夸张和因分歧而产生的错误指责为“有灵论哲学”（animistic philosophy）。[5]另外一个更难解决的困难是，从马克思的术语中推导出一个他试图要展现给人们的世界图景。恩格斯的评注并不能解释这个神秘过程，但它们指出了科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方向。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中，有些读者发现了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就存在于他的术语中。

几乎毫无例外，马克思的批评者规避了对马克思社会现实概念的认真研究。然而，这并没有减轻他们必须对这一主题表明立场的压力，没有减轻他们必须对马克思认识世界的方式做出某种假设的压力，相应地，也没有减轻他们认为马克思了解的任何事物都具有某种特性这样的压力（一般来说这种看法并没有被明确地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他在当时所能描述的内容进行了现实的限定；马克思的术语在特定的世界观中被迫进入了一种他们必然预设好了的模型中。因此，就一个人不能仅仅满足于重复他自己的观点而言，他们直接讨论马克思的理论时几乎总是错误地采取一种普通的语言标准来确定它的含义。这种方式假定，我们所接受的那种“常识”性内容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来说已经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了，亦即在马克思的社会现实概念与我们自己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存在本质区别。[6]恩格斯对这种假设所带来的危险已经说了很多，但我还是想表明它至少对马克思的理论的某种标准解释产生了影响。我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说明，应该在下面几章对认识论研究投入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