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在19世纪下半叶，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逐渐为人们所忘却，另一方面人们也有意识地、煞费苦心地低估这位思辨思想家对科学家马克思的影响。在思想领域的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过于大张旗鼓地引用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显得不再合乎时宜，就像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认识论统治着思想领域。恩斯特·海克尔（而不是黑格尔）被有文化素养的人以及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推崇为时代的杰出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也适应了这种科学理想以及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黑格尔的科学概念以及他关于最终的绝对知识的断言，为现代（自然）科学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概念所取代。尽管卡尔·马克思——继黑格尔之后——对他的共产主义哲学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它“解决了历史之谜”，它使历史实体变得完全通透可见，并使之具有了自我意识，可是现在，人们所强调的却是马克思所做分析的实证的、科学的特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马克思与达尔文[21]进行了比较。他相信，通过这种比较可以表达对马克思的敬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分析与达尔文对自然界的进化规律的分析如出一辙。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与他对异化世界的批判之间的联系不再为人们所关注。规范与现实的统一——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典型特征——在理论中消失了，至少是不再能被恰当地说明了。

黑格尔一再表达了他对“软弱无能、空洞无物的应有”和主观道德批判的不屑。卡尔·马克思在同样的意义上反对他所处时代蜕变成主观主义的黑格尔左派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些人相信，用纯粹的思想意识的号召就能够“变革”物质关系。但在马克思和黑格尔这里，评价作为本质要素进入到历史进程的辩证运动中。黑格尔相信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所固有的理性和美德，马克思则相信人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性力量。

在以（自然）科学的价值中立理想为导向的“科学社会主义”中，规范与现实、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并不能得到维系。如果说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里，我们尚且可以在他本人无意识的、不纯粹的混用中发现这两种（黑格尔式的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术语，那么在后继者那里，黑格尔的成分很快就消失殆尽了。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这个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卡尔·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撕裂为两个相互补充的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纯粹科学的（价值中立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另一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它依赖并且运用这些科学洞见，就像技术人员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在鲁道夫·希法亭的名著《金融资本》（时至今日，它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库”的重要组成）的前言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说的最纯粹、简直堪称经典的表述，虽然后来希法亭断绝了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往来。

希法亭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因此把马克思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作者注）等量齐观是一个错误观点，尽管……它传播甚广。因为从逻辑上讲，如果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而撇开其历史影响不谈的话，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种关于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这一理论一般性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把它运用到了商品生产时代……关于马克思主义之正确性的洞见，决不是判断的表达，更不是实践行为的指导。因为认识一种必然性与利用这种必然性是有些许不同的。”[22]

在这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与那些适用于现代技术的东西完全一致。与此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关于无产阶级生存痛苦的理论仍然应当补充关于大规模的贫困与异化的意识，以便通过这种意识来推动社会的变革过程。理论在这里必然转化为实践（集体行动），而希法亭则把关于进化规律的分析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完全割裂了开来。所以他认为，为了能够使仇视工人的政策更加卓有成效地实施，一个特别“狡狯”的资本家完全有可能利用同样是马克思所做的分析！

人们可以把这种改变了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其中所表达的对辩证的历史整体观——其中包含着行动以及导向行动的认识——的抛弃，与力量日益增强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在非革命时期向追随他们的群众所施加的社会作用结合起来。只要这些领袖把自己看作未来政治行动的主体，那么对他们而言，作为科学准则的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就显得最令人神往了。

尽管有些人（考茨基及其追随者）相信，进化是按照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然必然性”而得以实现的[23]，然而其他人（尤其是列宁）却认为，他们的任务还是在于通过政治行动来推进方向已然确定的发展进程。然而，对理论的科学特征的援引又使这些领袖同时成为那些没有受过充分教育、“不能科学地”进行思考的党员的无可辩驳的权威。最终，被确定下来的正统学说使领导的更迭显得多余无益。如果所有的社会主义政策都依赖于科学的（因而是明确的）分析的话，那么把这一理论的卓越专家以及追随者同党的高层分开，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当时，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正统性所展开的斗争已然是关于权力的斗争了。

但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正统思想家忠实于马克思的每一句话，拒绝对理论进行任何道德的、伦理的“补充”，并且只通过纯粹在实用意义上所理解的政策来完善这一理论的时候，首先在社会民主党之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变种。经济学家中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就属于这一流派，但主要还是卡尔·福兰德（Karl Vorl?nder）、纳托普（Natorp）、科亨（Cohen）、康拉德·施密特（Conrad Schmidt）等哲学家。福兰德所作的题为《康德与马克思》（1904年）的演讲引起了异常的轰动。在他所叙述的情境中，马克思主义与康德的联系似乎也是完全前后一贯的。康德也把（关于现象的）纯粹因果决定论的科学认识与运用这种知识的（伦理）实践结合了起来。因此，在人们把价值观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体中祛除以后，人们现在只有也去孤立地对待这个伦理因素才会符合逻辑。因此，虽然人们与马克思（反对空想主义、反对道德主义的）学说的字面表述相矛盾，但却至少能够拯救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方面的内容。这个立场本身甚至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这是因为，如果实证主义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的那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名言是，从直陈式的前提中不能推断出命令式的结论，那么正统学者就很难证明，人们必须欢迎那些借助于科学客观性而被认识的社会发展规律，并为它们的加速实现而贡献力量。

因此，卡尔·考茨基在其以福兰德为矛头所向的著作——《伦理和唯物主义历史观》（1906年）的结尾处承认了道德理想对社会民主党的必要性[24]，就不太令人吃惊了。只有对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进行彻底的分析，人们才能指出，他们对马克思的阐释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辩证的、黑格尔式的阐释。虽然考茨基更坚决地遵循源自于达尔文和海克尔的生物学主义，但是在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尤其可以发现斯宾诺莎的特征。毋宁说，这构成了通向黑格尔的桥梁。[25]

与正统思想家相比，工人运动的修正主义一翼对黑格尔和辩证法更是唯恐避之不及。爱德华·伯恩施坦[26]从作为经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与所有其他的科学认识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不断地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于是，对马克思提出的那些预言的检验，就导致了对几条迄今为止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坚持的信条的“修正”。

早在19世纪90年代，伯恩施坦就已然指出，不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两极分化，还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都不会以马克思所预想的规模出现。在那里，他把党的正统思想对马克思所阐述的经验事实的教条化否定（至少是部分地）归因于黑格尔的灾难性遗产，即辩证法。[27]

伯恩施坦与他的正统的同时代人一样，对辩证法的本质知之甚少。对他来说，辩证法完全是个“圈套”，它妨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与经济的必然的、纯粹科学的认识。他在对个别辩证法范畴和命题进行批判时所偶然得出的一些表述，多年之后在另一个与他立场完全相反的人——斯大林——那里再次被发现。伯恩施坦认为，历史并不是辩证地发展的，“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力量的共同作用也是发展的巨大动力。”[28]

斯大林的观点也极为相似，“苏联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苏联的爱国主义、各民族的友好、紧密的工农联盟，等等。[29]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批评伯恩施坦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对立。人们至少能够以同样多的理由也对斯大林提出同样的批评，因为他否定了在苏联存在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俄罗斯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新的社会上层与“素朴的劳动者”之间的强烈对立。当然，斯大林与伯恩施坦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斯大林用辩证法（它也可能是一种神秘方法）来为苏联社会进行辩护，而伯恩施坦却没有这样做。当伯恩施坦声称，辩证思维与科学根本不能相容时[30]，就按照自然科学模式所构想的社会进化学说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一个辩证构想，只有当它以理解（总是与价值相关的）意义和富有意义的人类活动（历史实践）为目的时，它才是有意义的。理论在丧失了意义和价值观之后，辩证法也就不再与之有任何瓜葛，它完全处于这个体系之外，并且只能作为它的华美装饰，而不能构成整体的一个本质要素。

当马克思的正统观念基于感情与利益考虑而囿于马克思学说的字句时，伯恩施坦则以科学的名义、在实证主义意义上从中解放了出来。他对马克思的背离可能比考茨基还远，但是他却因此而更加接近经验的论断。

在第二国际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社会历史整体的辩证阐释的那种认识消失了。为了使理论达到实证主义的事实科学的水平，一切价值观都从理论中消除了（或者忽略了）。但是，当正统思想家们毫不动摇地、不顾矛盾的经验而执著于马克思学说的字句时，爱德华·伯恩施坦却根据经验事实对之进行了修正。随着存在所固有的规范的消除，实践也与理论割裂了开来。这二者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早已被恩格斯）在自然规律和技术应用之间关系的意义上得到了认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实证主义的变种，而恩格斯和考茨基则同时把它发展成为进化论的世界观学说（达尔文和马克思）。因此，整个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不论是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黑格尔都被抛弃了。这个在实证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所理解的理论，失去了为马克思和黑格尔所阐发的与社会历史整体的统一，变成了纯粹的认识工具或者说阶级斗争的武器。曾经在黑格尔意义上、之后又在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被使用的科学概念，它的歧义性使得恩格斯能够进行悄悄的过渡，从而与当时所充斥的思想观点相适应。

与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家相比，列宁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向黑格尔的新转向。他对黑格尔的意义所做的高度评价，出现在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流亡瑞士期间对黑格尔进行深入研究时所产生的、现在已然非常著名的那些话语中：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31]

是哪些动机导致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的黑格尔要素的强化？列宁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黑格尔（这种接近有哪些界限）？对这两个问题尽可能简略地回答如下：

第一，对马克思学说中的辩证要素（因而同时也是黑格尔要素）的强调首先可以归因于列宁赋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转向。随着马克思主义革命层面的激活，必然会出现对辩证要素的着重强调。在那里，列宁革命能动主义的根源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俄罗斯的独特传统、在于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特殊情境。[32]

如果说卡尔·考茨基期待一切具有必然的自然规律性的事物都自发地朝着资本主义终极危机发展，爱德华·伯恩施坦力求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并把这个过程视为政治法律秩序对社会关系的逐步适应，那么列宁却要求自觉的革命行为。他把自发的、自我实现的发展——继革命的马克思之后——仅仅理解为依赖于它的革命行动的可能性条件。

但是，激活马克思理论的革命要素仅仅是列宁转向黑格尔的一个动机，即使这个动机是决定性的。通过恩格斯的视角所看到的黑格尔辩证法，也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进一步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把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自觉的辩证法安然保存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中（《反杜林论》序言，1878年），仍然是恩格斯最为关心的事情，但列宁却恰恰相反，他把坚持唯物主义并为之辩护视为自己的主要使命，并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服务于这一使命。[33]对他而言，统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出于这一原因，他及时反对一切在他看来预示着背弃纯粹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哲学倾向。顺便说一句，列宁在这里还有一个特点，他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还要重视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传统的联系。[34]俄国革命传统也在这种重点的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列宁而言，现在唯物主义从两个方面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是在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中产生影响的新康德主义认识论；另一方面是某些以最新的物理学认识为依据的哲学化的自然科学家。在这两种情况下，黑格尔哲学对列宁来说都是备受欢迎的同盟军。譬如，他欣然赞许地引用了黑格尔对康德的驳斥[35]并收为己用，虽然黑格尔这一批判的基础根本不能为他所分享。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阐释具有重要意义。在发表于1922年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写道：

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譬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者注），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了坚持这个斗争……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研究。[36]

在1932年才从其遗作中出版的《摘录笔记》——《哲学笔记》，写于1914年至1916年流亡于瑞士期间——中，列宁在最大程度上接近了黑格尔。通过努力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历史哲学，列宁在这里一再令人称奇地强调黑格尔与唯物主义的接近。但是与此同时，黑格尔思想的系统统一性和广阔深远性也令列宁叹服不已，从而可能使他暗地里把黑格尔思想视为广泛的唯物辩证世界观的典范。因此，列宁所努力进行的阐释与批判，其重点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不是更加生动、更富现实性但却缺少系统性的《精神现象学》（它曾经给马克思带来了极为丰硕的思想启发），也就不足为奇了。列宁适逢评论《逻辑学》之际（继黑格尔之后）赋予“逻辑”（普遍的范畴学说）这个概念的、在唯物主义意义上被重新阐释的定义，竟然出现在了所有的苏联教科书中，并被视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者整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

列宁写道：“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以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37]

所以，与黑格尔一样，列宁也没有把逻辑视为纯粹的关于主观思维规律的学说，而是把它视为一切自然事物与精神事物的发展和运动的规律，视为客观物质世界的秩序和运动的规律以及主观意识形式的规律。但是，虽然黑格尔试图从支配一切现实的理性（Logos）统一性来解释思维和存在秩序的同一和运动，但在唯物主义者列宁那里（就像早在恩格斯那里一样），世界的统一性却表现为它以自身的“物质性”为中介。列宁没有意识到，这里仅仅存在着一种术语上的对立。

第二，列宁趋向黑格尔的限度，能够通过以下说明而简略地勾勒出来：

a.在一切强调意识要素的地方，列宁都没有认识到去阐释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向集体行动的转变。他并没有把有意识的革命行动理解为一切劳动者的已然变得彻底透明的社会行动，而是理解为列宁主义精英政党的领导行为。不是作为集体主体的无产阶级，而是他们的睿智领导人、他们的政党，表现为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缔造者。虽然青年马克思似乎只想把意识（哲学）的火花抛到无产阶级中，以便使他们能够达到对其处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自我意识，进而能够实现“革命实践”，但列宁却在考茨基所做的某个表述之后[38]断言了领导组织——它领导和指挥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大众——的必然持久性（无论如何都会延续很长一段时期）。

即便人们现在不想把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唯心主义地”阐释成本质同一的关系，这种关系也不能被辩证地、具体地理解为充满张力的关系，因为它对党的绝对领导要求提出质疑。于是，人们就得到了事实上为列宁所代表的机械论的解释。按照这一解释，一切行动都以党中央为出发点，并且借助于“传送带”和“杠杆”传输给大众。

当这些传送带发挥作用时，那些与党这一精英组织——它首先包括“职业革命者”——相对立的大型组织，譬如工会、合作社、体育协会等，则是向整个无产阶级开放的。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对列宁这一关于党和无产阶级关系的观点进行了批评。[39]

在为罗莎·卢森堡的关于十月革命的遗作所撰写的导言中，保尔·列维（Paul Levi）坚决地强调了列宁构想的非辩证特征：

对列宁而言，无产阶级显然分裂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牵引者”，另一部分是“被牵引者”，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系——正如牵引的图示或经常被使用的“杠杆”图示所表明的——是从机械学领域中得出的。[40]

b.但是，当政党——而不再是无产阶级——成为了决定性的历史变革主体时，社会历史总体也就不能像在马克思那里一样，被理解成为一个力求达到自我意识并通过意识的形成而达到革命实践的统一体。毋宁说，正像在上述的第二国际思想家那里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被视为价值中立的、客观的（只涉及对象，而不涉及我们自身！）科学，如果行动想卓有成效，就必须遵循这一科学。因此，在列宁不能引用“经典文献”，而是必须“创造性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这些术语普遍地源于技术思想，也就绝非偶然了。

c.从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理论（像其他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一样，它分析了外在于人的意识且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流动消逝的事件）的观点出发，就得出了列宁所阐发的认识论。正是由于其素朴的、实在的反映论，列宁不仅远远背离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而且也落后于康德的批判立场。列宁认为，意识“反映”客观的、在意识之外存在的物质存在，并且能够实现这种反映，因为它本身就是“物质的”。对他来说，康德的认识论——它恰恰想为牛顿物理学的普遍有效性这一要求奠定基础——是“不可知的”。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样，列宁声称，“自在之物”被实验的、工业的“实践”所驳倒。[41]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没有正确地理解由我们自身所创造的、富有意识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与自然发展进程的原则区别，列宁也没能认识到，与外在于人的自然不同，历史的世界受到另一种关于意识与行动的关系的支配。尽管自然总是仅仅在其因果结构中被我们片面地、孤立地理解，但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那源自于黑格尔遗产的信念、借助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爆发，而在整体上理解由我们所创造的文化（以及表现在文化中的社会历史事件），同时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意义。[42]

这种对整体的把握以及对其意义的理解，仅仅是马克思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历史意义的另外一种表述而已。

因此对列宁来说，虽然认识过程是“逐步接近绝对真理”，但他却从未能够认识这个真理的总体，这实际上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情形。趋近真理的无限过程取代了对整体的恰当的认识。

但是，列宁也“令人担忧地”使反映论趋近于唯心主义。如果我们不停留于作为客观存在适当反映的“感性确定性”，那么“通过概念表达的自然规律”必定比感觉“更深刻地反映”现实：

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不是离开……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自然。[43]

虽然黑格尔在精神的运动中消解了一切现实，但是马克思却相信，他已经在无产阶级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集体行动中为人类世界找到了绝对者。列宁则通过把我们的意识在（永无止境的）进程中不断趋近的（精神的）自然规律理解为现实的“最深层次”，而远远地落后于这二者。

随着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文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阐释达到了迄今为止很少再能达到的巅峰。卢卡奇这部著作的核心问题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体系中的作用。“但是，这个问题和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44]在该书的前言中，卢卡奇本人注意到：

如果不对辩证法的创始人，不对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进行更为切近的研究，那么探讨具体的、历史的辩证法问题则是……不可能的。但是，马克思提出的谨防像对待一条“死狗”那样对待黑格尔的告诫，甚至对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徒劳无益的……在那里，马克思一再尖锐地强调了这个问题。譬如，他是这样来写狄慈根的：“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正是他的不幸。”（1868年11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在另外一封信（1868年1月11日）中则写道：“德国的先生们认为，黑格尔辩证法是条‘死狗’。就这方面说，费尔巴哈是颇为问心有愧的。”马克思强调，再次浏览黑格尔的《逻辑学》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加工的方法上帮了他“很大的忙”（1858年1月14日）。但是，这并不取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语文学层面；也不取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之于他的方法所具有的意义持什么样的观点；而是取决于这个方法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这本书中，关于黑格尔对思想家马克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传记证明，少于有关黑格尔以充分的意识而首次阐发的辩证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所具有的实际重要性的论述。在那里，卢卡奇不仅假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在结构上涉及同样的内容，而且他还运用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对此加以证明。虽然卢卡奇1948年出版的关于黑格尔的著作[45]不再以1923年的黑格尔化的立场为基础，但它却意味着对当时早已阐发的观点的补充，即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一样，都源自于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对抗进行阐释的尝试，就这点而言，马克思的辩证法能够在黑格尔基础上建立起来，并且在一种新的（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上与黑格尔相联系。[46]

重要的是，卢卡奇仅仅把人类历史——而不是自然的发展——视为辩证法的真正的“运用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适用范围。他的出发点是介于自然领域中的单个的、可以辩证地阐释的联系与人类社会中完全辩证的整体联系之间的根本差别。正是通过指出，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中逾越了辩证法的合法的应用范围，卢卡奇解释了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所持有的一些观点的荒谬性与古怪性。把辩证法限定于社会和历史中，也使得卢卡奇有可能看到介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性”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科学性”之间的本质差别。虽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理论家和晚些时候的所有苏联意识形态家（如考茨基、希法亭、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等）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学说，这一学说与自然科学理论完全类似，只不过通过它的另一种对象（及其绝对不能被忽略的独特性质）而与自然科学理论区别开来；但是，卢卡奇则依然忠实于马克思最初的构想，他也把自然科学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技术视为社会历史整体的为历史所决定、有待于被辩证的历史理论所阐释的要素。

结果是，自然科学思想、技术思想与哲学意识一样，也受到时代、阶级的局限：

这并不……涉及，从意识形态的形式中得出技术，并赋予技术相对于经济结构的独立存在在事实上是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47]

但是，把自然科学思想和技术思想从历史进程的现实辩证法整体中抽取出来，不仅是布哈林，同样也是（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思想家时至今日依然保留的鲜明特征。卢卡奇认为，布哈林忽略了自然与社会之间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在自然中可以揭示出规律；相反，在历史中只能揭示出发展趋势。自然科学能够证明某些过程的必然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察仅仅能够证明某一革命过程的客观可能性（继马克斯·韦伯之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了这个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坚持下面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即卢卡奇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关于历史进程的具体辩证法的学说，而不是像自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以来所普遍流行的那样，把它看作一个普遍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学说。他相信，布哈林还是站在“直观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因为他“没有对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自然科学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未加考虑地、非批判地、非历史地、非辩证地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对社会的认识”[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