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郭齐家、毕诚在《“三个面向”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中指出的，“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一。中国古代教育史虽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现象和客观规律，但是它以历史研究方法总结我国数千年来教育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直接为我国现实的教育改革服务。因此，如何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努力提高中国古代教育史的教学质量和教育科学水平，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②。实际上，整个教育史学科都需要面对和解决如何提高自身理论水平的问题。③它不仅是教育史学科如何面对“三个面向”的问题，而且是教育史学科如何在“三个面向”的理论指引下实现自身学科价值的关键性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三届学术研究会的主题就是：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精神，结合教育史学科的特点，探讨历史上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为我国教育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1980—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学术活动①

1980—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共召开了十二次会议，其中包括六次专题研讨会和六届学术年会。

我们对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学术活动的主题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会议主题正是对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的积极回应，这样的积极回应既成为引领教育史学科向前发展的理论指标，也标志着教育史学科自身学术活动的理论水平的不断提升。从最为基础的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专题讨论，到讨论如何落实“三个面向”的指示为我国教育事业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正确地评价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文化教育，到研讨世纪之交对教育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从讨论20世纪的中国教育与教育史学，到深入分析教育史学科如何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无不体现了教育史学者基于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就教育史学科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的积极的理论应答。这种积极的理论应答，正是教育史学者学科自信的充分体现，标志着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论水平的提升。

二、教育史学者理论素养的提升

教育史学科体系的集中讨论、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自我反思以及教育史学的构想和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教育史学者自身理论素养的提升。教育史学者开始从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和讨论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并致力于从总结和归纳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历程的基本思路，来剖析教育史学科自身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来探寻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未来之路。这种对教育史学科的自我反省精神，既标志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又体现了教育史学者自身理论素养的不断提升。

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学术组织为依托，1980年12月和1983年9月教育史学者围绕中外教育史学科体系进行了专题讨论。就中国教育史而言，以“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旨的专题讨论会涉及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目的任务、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教育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教育史研究的古为今用问题、教育史研究中的“史”与“论”的关系、中国教育史发展的主线与分期等①;就外国教育史而言，以“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为主旨的专题讨论会涉及“外国教育史的学科名称、研究对象与范围、学科体系的中心和主线、外国教育史的分期问题、‘史’与‘论’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中国教育史与外国教育史的关系、外国教育史与比较教育史的关系”②等。我国的教育史研究分为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两部分，故召开了两次围绕学科体系的讨论会。实际上，如果对讨论会的主题进行专门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两次讨论会都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学科的主线与分期、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史论之间的关系等与整个学科发展最为密切相关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虽然围绕这些基本问题还存在争论，但是教育史学者这种自觉反省精神，这种围绕学科基本理论问题展开学术讨论的学科研究氛围，也标志着新中国教育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加自觉的阶段。

教育史学科发展的自我反思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教育史学者开始从对以往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探究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找出解决困扰教育史学科自身向前发展途径的学术阶段。

中国教育史学者从对教育史学科发展历程的总结和分析入手，就教育史学科的学科体系、教育史观、分支学科体系建设、学科建设方向等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推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乃至教育史学科的深入发展。

我们如果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论文进行比较分析，不难发现，如果说80年代后期主要从批判的视角来看待和认识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问题的话，那么 90年代则是致力于推动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和方法论向前发展，由“破”到“立”,体现了教育史学者及其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从张斌贤提出关于“教育史学”的构想，到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出版《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体现了教育史学者开始从教育史学层面来关注教育史学科的自身发展问题，标志着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阶段。张斌贤在《关于〈教育史学的构想》①一文中，倡导应大力开展对“教育史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从三个主要方面阐述了对教育史学的构想。第一个方面，教育史学与教育史研究的区别：①研究对象不同。“教育史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具体的教育历史问题，也不是宏观的教育史现象，而是教育史学科的基础理论，包括教育史研究的社会功能、教育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教育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教育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以及教育史研究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学术素养等。②研究目的不同。教育史学的研究目的是从总体上提高教育史研究的水平，深化人们对教育的历史认识；而教育史研究是为了通过对历史上所产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的深入研究，解答当前的教育问题。③研究方法和思想方式不同。教育史运用的是发生学和历史动力学——通常所说的历史方法，而教育史学采用的主要是哲学的方法，前者遵循的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思想方法，而后者遵循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思想方法。第二个方面，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教育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理论之间存在内在的实质性联系。首先，教育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在教育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教育史研究为教育史学理论的探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材料和前提，后者又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教育史研究是对人类教育历史的探索和认识，而教育史学理论则是对这种探索和认识的再探索、再认识。第三个方面，教育史学应当研究的主要问题：①教育史学应当深入研究如何真正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思想方法，具体运用到教育史学科的研究中；②应当从总体上探讨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③应研究教育发展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科学技术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相互关系；④应研究教育历史、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⑤应研究历史上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法令等方面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⑥应研究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⑦应研究教育史学科的认知结构；⑧应加强对教育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探讨；⑨应研究教育史研究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学术素养；⑩应研究教育史学科对师范教育、师资训练的作用。除上述问题外，教育史学理论还应当研究教育史料学，以便鉴别、考证教育史料的真伪；应当研究教育史编纂学，以便使教育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原则得到具体的贯彻，使教育史著作的编写更科学。

在此之后，伴随着教育史学界对于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出版了教育史学界第一本以“教育史学”为题的学术著作——《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的出版，“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史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收获。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表现为教育史研究已摆脱了对中外通史、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等学科的依附，形成了本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科体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教育史工作者对自己学科成长历史的不断反思和总结”①。

教育史工作者开始站在教育史学的理论视角来对自己学科的成长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这正是教育史学者理论素养不断得以提升的最好明证。

三、全国教育科学“六五”到“九五”规划的教育史立项课题

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教育史研究就是在这属于自己的春天里拉开恢复与重建序幕的。1978年7月14日，恢复重建的中央教科所伴随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春天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并在规划引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恢复重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作用。1983年9月26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办公室设在中央教科所，中央教科所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六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历任领导小组组长均由教育部部长兼任，统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至此，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全面进入科学规划时代，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规办”)负责制定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及评审的教育史立项课题，遂成为引领全国教育史学科建设及研究的重要学术指标。

(一)教育史研究方向的科学规划

中央教科所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规划引领，是从首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通过的《1978—1985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开始的。在此之前，1978年中央教科所恢复重建之后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就规定其基本任务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为指导，以研究我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对国内外教育科学各个领域的理论、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从而认识和掌握教育的客观规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体系，用以指导我国教育实践，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作出贡献。在此之后，1978年10月23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筹备处成立。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首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83年9月26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至此，统管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机构正式确立。

从首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通过的《1978—1985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到成立全规办之后，制定的《“七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要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十年规划和“八五”规划要点及实施意见》《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课题指南》《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指南》,都以每五年为一个周期对教育科学研究进行整体规划。我们试从对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及教育史研究方向的总体呈现中，来阐述全规办对教育史研究方向的整体规划。

①《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指出，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总任务；我们的指导原则是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统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地发展和丰富教育科学。全规办依据规划纲要的指导思想和总任务，从重点项目、一般项目、主要著作和教科书、资料四个方面来确定教育科学十一个主要门类①和项目的研究方向。其中，教育史(专门指中国教育史研究)为第十个门类，外国教育(包括外国教育史研究)为第十一个门类。

②《“七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要点》指出，教育科学研究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遵循“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正确方向，着重研究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加强教育科学的学科建设，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教育科学体系而努力。其中，教育史的研究重点是老解放区教育史和新中国教育史。

③《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十年规划和“八五”规划要点及实施意见》在对20世纪90年代教育科学研究进行整体规划的基础上，认为教育工作奋斗的总目标就是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面向21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

④在《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课题指南》中，教育史研究课题指

南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的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家思想系列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中国德育史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发展(包括历史过程及代表人物)、中国教育思想通史、西方教育思想史、外国现代教育史、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外国高等学校教育史重要问题研究十一个方面。⑤在《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指南》中，教育史研究课题指南为：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实验史研究、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西方重要教育流派的研究、外国教育改革的历史研究八个方面。

总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育科学研究(包括教育史研究),就是从教育领域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开始恢复的，就是在“三个面向”指导思想的引领下开始重建的，就是在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教育实践中深入发展的。在全国教育科学“六五”到“九五”规划指导思想的引领下，从分段、分卷教育史研究到多卷本的教育通史研究，再到各具特色的教育专题史研究的教育史研究选题指南，为教育史研究恢复重建及深入发展指明了方向，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史学科及研究体系。

(二)教育史研究成果的课题引领

“六五”到“九五”期间，全规办立项的教育史各类课题共70项。

在70项教育史立项课题中，中国教育史课题共53项，占教育史立项课题总数的76%;外国教育史课题共16项，占教育史立项课题总数的23%;中外比较方面的教育史课题共1项，占教育史立项课题总数的1%。1977年至2000年是新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恢复重建和深入探索阶段，教育史学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坚持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向，在广泛吸收、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从全规办立项的教育史课题来看：第一，中国教育史学科在教育通史研究①方面更加深入，在教育思想史研究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外国教育史学科在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③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尤其是在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研究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科体系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第二，在借鉴和引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中外教育比较史层面的学术研究方面，为教育史学科深入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①第三，在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开展中国教育近代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开拓性的学术成果，所形成的关于教育近代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创新性的示范引领作用。②

20世纪90年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就是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的拓展，其中教育史工作者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丛书”就是从十四个专题出发，分门别类地对新中国教育的历史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③同样，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史立项课题在其他研究领域，如革命根据地教育、书院教育、高等教育、义务教育、师范教育、乡村教育、民办教育、实验教育、少数民族和地方教育领域展开的教育史专题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教育史研究视野。④教育史研究领域围绕教育的不同主题展开专题史研究，既是对教育通史性研究的补充和拓展，也是深化教育史研究领域并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的理论探索。这些专题有的是对既往专题的深入研究，而有的则是拓荒性的补白之作。无论是深入研究还是补白之作，都体现了教育史工作者对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正是因为有这些持续不断的深入思考才推动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