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曹孚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为标志，教育史学科开始出现摆脱苏联教育史学科模式影响的迹象，并试图独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学术尝试。

一、曹孚《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发表

《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②是曹孚应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之邀所作的学术报告，刊于《新建设》1957年6月号。论文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教育史学问题：一是教育中的继承性问题；二是教育史上人物的评价问题；三是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教育学、教育家的估价问题。

作者认为，教育中的继承性问题，无论是对教育理论的研究，还是对教育实践的指导，都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教育的性质会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新旧社会中的教育，就其整体而言，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新旧社会中的教育在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方面存在共同的因素。比如，①在教育内容方面，语言、文字可以一视同仁为各种社会、各个阶级服务；同样，计算(算术、数学),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儿童与青年的体力与智力的发展，甚至道德教育中也存在共同因素，这些教育内容都可以被我们所继承。②在教育的方式方法方面，也存在许多共同的因素。比如，五级分制曾经是帝俄时代的学校中沿用的记分方法，现在同样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专门化的设置，它们的教学计划，以及有些教学工作的方式，如毕业设计、口试等，不是在革命以后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了一部分帝俄时代的教育传统；中小学中的课堂教学制度，同样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学校中讲直观教学法，采用讲述法、谈话法、实验法等，这些教学方法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中也是广泛采用的。作者对于新旧社会教育中共同因素的剖析，就必然引发出了我们如何对待教育遗产以及教育遗产从何而来的问题。既然我们要用我国历史上的教育遗产来丰富自己的教育学，那么对于近百年来的新教育这一阶段，包括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这一段的经验，也是同样应该加以总结和批判继承的。

对于教育史上人物的评价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学家的哲学观点和教育主张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作者认为，首先，在有的教育学家身上，一般哲学观点与教育主张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但在有的教育学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哲学主张与教育主张的不一致，他的哲学体系是错误的，但他的教育主张是正确的。比如，在近代教育史上，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乌申斯基等的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但他们的教育体系是进步的。因此，教育史有着不同于哲学史的特点，套用哲学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说明教育史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困难的。其次，一个人的教育主张与他的哲学立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密切的，但在另一个人身上，在这两者之间，也可能没有什么显著的关系。一般来说，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作为教育学家，一定是进步的。但一个具有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家可以对教育思想作出积极的、重要的贡献，也是数见不鲜的。论文对教育学家哲学观点和教育主张之间关系的探讨，就引发了如何客观评价教育史上人物的问题。作者认为：①在分析一个教育家或教育思想家时，我们可以分别叙述他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与教育主张，但重点应为教育主张。假使我们把三者等量齐观，甚或轻重倒置，那么教育史将无区别于一般思想史。这种倾向，我们在教育史的研究中应该防止。②我们应该尽量多发掘与发扬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但所发掘与发扬的必须是他们的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而不是他们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应该指出一个教育家的世界观、认识论与他的教育主张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把三者机械地凑合在一起。进步的政治倾向一般会导致进步的教育结论，但也必须具体指出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内在联系。③在评价一个教育史上的人物时，我们应多从他的教育思想本身判定他是进步或保守乃至反动的，而不要从他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上推论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进步性或保守、反动性。④我们不能预先臆断凡具有错误的哲学观点、保守的政治立场的人在教育上一定是反动的。一个反动的教育家，也可能具有进步、积极意义的教育思想。这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一个进步的教育家，在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也会有不正确的、错误的成分；同样，一个反动的教育家的思想体系中，也可能包含某些合理的、积极的成分。

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教育学、教育家的估价问题，主要涉及如何看待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教育、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教育学、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教育家的问题。

教育之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比一般上层建筑更为直接的。其理由是，教育不仅是上层建筑，同时它还是永恒范畴。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教育反映着这种生产力，并为这种生产力服务，因而在这些国家中的教育发展的水平也一般是不低的。这才说明，为什么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教育普及的程度一般相当高，而普及教育的年限，一般是递升的趋势。承认这些事实，并不是长敌人的气势，灭自己的威风。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优越性之一是我们能够以十倍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发展我们的教育，在一个短时期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发展。

作者结合苏联教育学四个部分的内容，叙述了在什么意义上、在哪些方面、在哪种程度内，资产阶级教育学甚至是帝国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教育学中的某些成就是可以吸取的。作者最后提出吸取资产阶级教育学的态度是：吸取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有批判的；在吸取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放在自己的教育学体系中加以“改造”。

在教育上是曾经做了些好事的，同样，否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杜威教育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是不符合事实的。故此，我们要多从杜威教育思想的整个体系上来批判杜威，不要尽在杜威的片言只语上着眼。很难想象，一个反动的学者所说的一百句话中，错误的就有一百句。往往，他会说出九十句正确的话，而在关键性的十句话上，把他的说法导向错误与反动的结论。杜威的“文风”正是这样的。我们把批判集中在那关键性的十句话上就能击中要害，不必把火力平均分布在一百句话上，把它说成每一句话都是讲错的。对于杜威著作的断章取义的引证，尤其是教育主张的张冠李戴——例如，把道尔顿制说成是杜威主义的——应该避免。同样，杜威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是反动的、错误的，但在个别的问题上，他的结论不是用简单化的几句话可以被驳倒的，不能把杜威说成是一个“常识以下”的人，所以，我们要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批判。此外，我们在批判工作中也要发挥独立思想。参考苏联同志们批判杜威的著作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我们要避免跟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不越雷池一步，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成为苏联著作的集注。

二、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与《中国古代教育史》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按照会议精神，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全面展开，包括中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在内的教育史教材编写工作随之展开。中国教育史教材方面，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的《中国古代教育史》,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陈元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材方面，曹孚的《外国教育史》,罗炳之的《外国教育史》(上册),包括后来由曹孚、滕大春、马骥雄、吴式颖等拟定的《编写提纲(初稿)》,都是这个时期教育史教材建设的代表。

《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共同奠定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学科研究和教材编写的基本框架。其中，毛礼锐的《中国古代教育史》是结合中国历史年代分期和社会发展形态阶段两种撰写方式的统一体。

“作为专攻中国教育史的学者，毛礼锐及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贡献是显著的。尽管写作完成于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留下了以阶级斗争为线索来撰写教育历史的明显痕迹，但由于作者坚持认为教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理论、制度和方法等方面都存在着继承性，就使得在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把握方面，尽可能地做到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①作者在《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结束语”部分：第一，阐述了中国古代教育史学体系。对于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基本线索，作者认为，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②从此以后，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教育，以培养“儒士”为目标，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第二，阐述了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研究体系。具体表现为：①各级各类学校系统；②关于学校的组织管理，博士、教授、直讲、助教等的定级定薪制度，学生学习年限、考试、成绩评分、膳宿管理制度等；③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的选举和科举的取士制度；④书院制度等。第三，阐述了中国封建教育思想研究体系。①儒学的主要教材是“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②儒家多以教学为业，自孔子以来积累了不少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些经验由于经过了长期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有些经验已提高到相当的理论水平，和现代世界教育史上总结的教学原则比较，或相符合，或相近似，有的甚至超越了，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宝库；③在教学方法上总结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有的达到了比较成熟的理论水平，成为有效的原则。师生关系是中国古代教育家素来注重的问题，《学记》、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师友箴》、启蒙思想家关于师友问题的讨论等，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贡献。书院自学讨论的教学法尤为可贵。私学、官立医学及天文台等机关使用实验、观察、调查研究等方法，也有贡献。第四，提出劳动人民自身的教育活动丰富了古代的教育历史，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的观点。第五，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客观地对待中国古代的教育经验。作者指出，我国古代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是丰富的，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对形而上学和民族虚无主义的史学观点，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应肃清流毒。在这些方面，我们必须做更大的努力，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实事求是，为发展中国古代教育史这门学科而奋斗。

陈景磐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教材结构等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首先，中国近代教育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由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教育：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封建地主阶级的旧文化教育、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教育。其次，中国近代教育史以中国这个历史时期的这三种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斗争与勾结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研究封建地主阶级旧教育的动摇、改革与形式上的废除；资产阶级新教育的产生、发展和与封建主义旧教育的斗争；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入侵、扩张和与中国落后的封建教育相互勾结，阻碍中国新教育的发展，为建立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服务。同时，中国近代教育史也研究中国近代人民群众、先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反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文化教育而进行的不懈的斗争。学习中国近代教育史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教育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正确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具体地分析批判近代中国教育各种各类的思想与措施，抛弃其无用的部分，批判地吸收其有用的部分，进而为我们研究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打下基础。最后，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教育发展，可以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作为标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中，上篇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时期(1840—1900年)的教育；下篇论述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到五四运动时期(1901—1919年)的教育。

陈元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将1919—1949年的中国现代教育分为五个阶段，即五四运动时期(1919—1921年)的教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时期(1921—1927年)的教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的教育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1949年)的教育。《中国现代教育史》在各章的篇章结构中，首节都介绍每个时期的社会概括，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在教育领域内的斗争，最后具体论述教育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我们从《中国现代教育史》的篇章结构和写作风格来看，能明显地感受到苏联教育史观的影响，并能从对教育思想战线上斗争情况的论述中，体悟到作者对中国现代教育史发展历程的整体认知。同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科所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①,也是为教育系本科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1959年写成初稿，曾作讲义，在师范院校之间交流，1983年正式出版。《中国现代教育史》着重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经验，重点介绍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鲁迅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则仅作简略的评述。全书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五四”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第二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教育；第三章，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教育思想；第四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教育；第五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第六章，教育思想战线上“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第七章，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人民教育；第八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人民教育；第九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教育和沦陷区的奴化教育批判。

总而言之，以《中国古代教育史》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从整体上体现了我国教育史工作者尤其是中国教育史工作者当时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认识的最高水平，代表了教育史学科在本阶段发展的学术水平，并为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

三、1961年修订草案中的中外教育文选篇目

1961年4月颁布的《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计划会议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共同提出的草案修改制定的。这个修订草案除正文之外还附学术阅读书目，其中由于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关于中外教育文选方面的专著,所以列出了大致的阅读篇目，包括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中国现代教育文选、外国教育论著选等。①具体情况如下。

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的阅读篇目：

①孔子，《论语》;②墨子，《所染》《兼爱》《尚同》等；③孟子；④礼记，《大学》《中庸》《学记》;⑤荀子，《劝学》《修身》《儒效》《性恶》等；⑥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见《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两汉之部》);⑦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三策》(见《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两汉之部》);⑧王充，《论衡》(《率性》《本性》《问孔《实知》《自纪》)(见《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两汉之部》);⑨范缜，《神灭论》(见《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⑩柳宗元，《天说》《断刑经《贞符》《封建论》等(见《柳河东集》);?韩愈，《原道》《原性》《师说》等(见《韩昌黎集》);⑩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原性》《原教》(见《王临川集》);?张载，《正蒙》(见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朱熹，《大学章句序》(见《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续近思录》(《论学《理知《存养》《克治》《教学》);?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重修山阴县儒学记》《训蒙大意《答友人》(见《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⑩王夫之，《思问录》《俟解》;?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学校》);?顾炎武，《答友人论学书》《与友人论门人书》(见《顾亭林诗文集》);⑩颜元，《四存编》(《存学编》《存性编》)、《漳南书院记》(见《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的阅读篇目：

①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见中国史学会《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二);②康有为，《大同书》(《已部》《去家界为天民》)、《大清帝第二书》《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请开学校折》(见《戊戌变法》);③梁启超，《变法通议》(见《戊戌变法》);④张之洞，《劝学》;⑤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诗文选》);⑥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陆军军官学校演说》《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⑦蔡元培，《蔡元培选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我对教育界的经验》)。

中国现代教育文选的阅读篇目：

①李大钊，《李大钊选集》(《青春》《今》《劳动教育问题》);②陶行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集》(方与严编);③李浩吾，《新教育大纲》。

外国教育论著选的阅读篇目：

①柏拉图，《理想国》;②《亚里士多德论教育》(待编);③夸美纽斯，《大教学论》;④洛克，《教育漫话》;⑤卢梭，《爱弥儿》(重译本);⑥《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⑦法国十八世纪教育思想资料(待编);⑧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拟重译);⑨斯宾塞尔，《教育论》;⑩凯兴斯坦纳，《劳作学校要义》;①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乌申斯基教育文选》;?俄国十九世纪教育思想资料(待编译);?《卢纳卡尔斯基论国民教育》(待译);?《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与教学》;?《马卡连柯全集》,第一卷(《教育

诗》)、第四卷(《父母必读》)、第五卷(《论共产主义教育》);⑧凯洛夫，《教育学》(1956年版);⑩叶希波夫、达尼柯夫，《教学论》;?康斯坦丁诺夫，《教育史》;?斯米尔诺夫，《心理学》;②《谢琴诺夫选集》(思想要素、谁来研究以及如何研究心理学);器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研究论文集》(有关条件反射部分)、《巴甫洛夫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家》;④沙尔达柯夫，《中小学学生心理学概论》。

以修订草案附录的方式，列出中外教育文选的阅读书目，对教育系学校教育学专业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同样，这份阅读书目书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以官方形式正式公布的中外教育文选书目，对于开展中外教育史研究尤其是中外教育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