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概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正如《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所言，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中国共产党1956年提倡文艺工作中的“百花齐放”、科学工作中的“百家争鸣”,1957年又号召全民帮助党整风，演变为波及全国知识界的“反右”斗争，1958年又掀起全国范围的“大跃进”。此后，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进入60年代，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1958年以来教育界违背客观规律所造成的混乱，学术研究的氛围变得宽缓。但是同时，用“贴标签”的方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呼吁“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文化教育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依然其势不减。①1957—1976年的教育史学，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的。以1957年曹孚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为标志，教育史研究者围绕基本问题展开讨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中国化”以及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潮流接轨的“现代化”思想，对苏联教育学和教育史研究中的形而上学以及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发起反击，在理论上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的中国化指明了方向。1961—1964年，以教育部召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为标志，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学术氛围才有所恢复，特别是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①的推进，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步伐。其中，1961年4月颁布《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②。该方案中规定学校教育专业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中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论著选读作为必修课程，并表明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史和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可以分别开设，也可以只开史，结合讲论著。该方案规定：中国教育史共修100～120学时，外国教育史共修70～100学时，中国教育论著选读共修60～80学时，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共修70学时左右；同样，在选修课中可开设中国教育现状研究、苏联教育现状研究、外国教育现状研究、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研究、中国近百年教育史研究、教育史专题研究等课程。③此后，教育史学科建设又处于一个低峰期，直至“**”的结束。④因此，1961—1964年可以被视为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科来说，以《中国古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国现代教育史》教材的编写为重点，以教材编撰的形式开始了关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初步探索。“这些成绩主要是：中国教育史工作者认真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按社会发展形态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教育史进行了研究，突出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贯穿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初步确立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些学科规范”①,“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人员不多，正常的研究更少，与此前或此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比，所取得的进步十分有限”②。对于外国教育史学科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外国教育史学科开始出现摆脱苏联模式影响的迹象，尝试独立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曹孚编写的《外国教育史》虽然“仅是苏联教育史教材的复制品”,但是以曹孚为组长，滕大春、马骥雄、吴式颖为成员的外国教育史编写小组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