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本土化和中国特色一直是特殊教育学学科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2003年，陈云英提出对于我国目前在实践中已经凸显的现象，应该用我国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原理进行研究和解释。随后，我国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特殊教育学学科的中国特色问题。

朴永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殊教育性质、体系、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师资培养、发展道路、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提出要“形成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教育发展道路”，“使特殊教育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成为中国实现人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民教育和教育公平、社会和谐体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肖非认为：衡量一门学科发展成熟与否的标准，除了确保学科活动顺利开展的外在制度外，还需要有规范的学科理论体系，它确立了诸如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基本假设和原理、范式方法等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他提出：既然已有理论体系难以支撑中国特殊教育学学科的独立地位，那么扎根于我国特殊教育本土实践，促进特色理论创新就应当成为今后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为此，应着眼于立足本土化特殊教育改革，加强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理论建设，批判吸收国际特殊教育经验。

邓猛也认为我国特殊教育学学科体系尚不够成熟：我国特殊教育学科建设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从本土实践中探寻与挖掘，而非一意照搬或挪用西方的理论与实践；我们需要形成扎根于中国特定文化背景与文化发展过程之中的、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实践方式。为此，要丰富我国特殊教育学学科的传统文化及哲学基础，应构建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话语体系。特定的学科需要特定的理论体系，包含基本理论假设和概念体系、公认的专门术语。

丁勇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这一问题，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我国特殊教育将在扩大国际化的同时，更加坚守教育的民族性，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又如办好特殊教育就是基于改善残疾人民生而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和重要措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教育，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为他们追求幸福生活赋权增能，从而确保他们有能力和全国人民一道平等共享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美好生活；以及依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办好新时代特殊教育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环境进行分析，明确“办好特殊教育”的内涵和目标，分析“办好特殊教育”的重点任务，提出实施路径和基本策略。

因此，特殊教育学学科的本土化已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提炼和形成我国特殊教育学学科的核心意涵和精神品格，展现出鲜明的具有我国特色的特殊教育学，要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要注意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创造性转化，使特殊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文化之源与民族之根，从历史的维度深入挖掘和提炼特殊教育学学科思想——残疾人观、特殊教育观，创造使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和完善的条件。

其二，大力倡导特殊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变革与创新。理论创新是学科发展的不竭动力，研究者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要将现代、未来和我国特色等作为特殊教育学学科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追求，以前瞻性和发展性的眼光审视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进步，把握时代脉搏，体现当代精神，推动我国特殊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

[1] 葛新斌：《人的基本特征与特殊教育的开展——哲学人类学对特殊教育的启示》，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