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殊儿童的广义理解，是指与正常儿童有显著差异的各类儿童，既包括各种能力超常的儿童，也包括智力落后、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肢体残疾、言语障碍、学习障碍、情绪行为障碍、多重残疾等儿童。进入21世纪，尤其是学科进入发展阶段以后，我国特殊教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丰富。除了针对智力残疾、视力残疾和听力残疾等传统特殊教育对象的学校教育、诊断和干预的研究不断丰富以外，对孤独症、情绪行为障碍、学习障碍、多重障碍、超常儿童等特殊儿童的教育与干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及相关学科研究

孤独症是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论题，研究成果涵盖多个学科。《近十年来国内孤独症研究成果分析》（赵谦，2018）一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统计源，运用文献检索法，对近十年来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得到了孤独症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中的研究现状与热点视阈。该文章根据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到2008年1月至2017年10月我国学者以孤独症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国内外会议论文、硕博学位论文以及报纸文献共计4799篇，年均发文量为479.9篇。其中，期刊发文量为3532篇，国内外会议论文361篇，硕博学位论文355篇，报纸文摘551篇。研究论文的发文量年度分布（具体参见表8.2）表明，十年间，国内孤独症研究成果总体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趋势。2009年为历年最低点，发文量为278篇，2015年为历年最高点，发文量为648篇。发表的论文中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产出论文248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项目成果63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出论文31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产出论文20篇以及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成果产出16篇。该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孤独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医学领域，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表8.2十年来以“孤独症”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年度发文量

《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吴彦，2018）以中国知网为检索源，采用可视化知识图谱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该领域近20年（2000—2018年）自闭症儿童干预的文献，进行了定量可视化分析与信息挖掘。该文章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主题=自闭症（自闭症谱系障碍）干预”“主题=孤独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干预”进行检索，把文献时间设定为2000—2018年，在获得的期刊论文中，手动删除会议征稿、书评、报纸等，最终获得有效学术论文654篇。各年度详细数据分布如图8.2所示。

图8.2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发文量变化趋势

[引自《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吴彦，2018）]

由图8.2可以直观地看到，在2009年之前，每年发文量均不足20篇。从2009年开始，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受到关注，论文数量基本逐年上升。

《近十年来国内孤独症研究成果分析》和《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梳理了孤独症研究领域（尤其是孤独症干预研究）的发展脉络，绘制了自闭症儿童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阐述了我国自闭症儿童研究的演变历程、主要研究者和研究机构、近年来研究的成果及重点、研究趋势等，同时指出了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孤独症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者群体

《近十年来国内孤独症研究成果分析》的研究显示，在众多孤独症的研究者中发文30篇以上的有5人，分别是静进（40篇）、邹小兵（38篇）、武丽杰（34篇）、杜亚松（31篇）和孙彩虹（31篇）。5名学者的研究领域全都属于医学范畴，关注的焦点为儿童孤独症研究。起初，研究视角集中在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的有效方法、饮食习惯与营养状况、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于孤独心理产生的影响以及医学对于孤独症的认定等几个方面。近年来，研究视角开始转向儿童孤独症患者的谱系障碍、语言障碍和基因遗传等方面。此外，发表论文20篇以上的学者共10人，10篇以上的共29人，其中绝大多数学者的论文成果也同样属于医学领域。当然，也有少数学者专注于特殊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胡晓毅主要关注国内外孤独症儿童的教育研究，共发表了14篇相关的研究论文。

《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的研究显示，2000—2018年共有16位学者在自闭症儿童干预领域发表论文超过5篇。其中，北京师范大学胡晓毅发表论文22篇，华东师范大学杨广学发表论文10篇。发表论文9篇的有1位，6篇的有2位。分析得出的合作图谱中大致包含4个合作网络，分别是以北京师范大学胡晓毅、重庆师范大学徐胜、华东师范大学杨广学、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理中心周世杰为核心的合作网络。这些合作网络的成员大多数是师生关系，不同单位和学科领域的作者之间学术交流较少，这不利于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中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不利于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2.孤独症干预研究的热点问题透析

《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领域。第一，自闭症儿童早期诊断与干预研究，涉及的关键词有早期干预、诊断。已有文献中，我国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探讨自闭症儿童早期干预的重要性，以及早期干预方法的实践方面。第二，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交往障碍及其干预研究，涉及的关键词有共同注意、心理理论、社交技能、需求表达、语言等。社会交往障碍是自闭症的核心症状，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展开了丰富的研究。第三，自闭症儿童问题行为干预研究。学者关注的自闭症儿童的问题行为主要有攻击性行为和自我刺激行为。学者采用实证研究，运用各类方法，对问题行为进行了干预。其中被广泛运用于问题行为干预的是应用行为分析和正向行为支持，这被美国国家标准项目（2015）认定为自闭症干预方法中成熟有效的行为干预。第四，融合教育环境下自闭症儿童的干预研究。涉及的关键词有融合教育、随班就读等。在研究与政策形势的促进下，自闭症儿童和正常儿童一起接受教育的方式已成为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学者在融合教育环境下运用综合方法、引导式教育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第五，以中医为代表的医学干预研究，以靳三针疗法为代表。自2007年起，中医将靳三针疗法用于自闭症儿童的治疗。袁青等用靳三针疗法对35例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后发现，靳三针疗法可以有效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症状。但是这一干预疗法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的实验论证。

总体而言，《近十年来国内孤独症研究成果分析》认为，我国孤独症研究存在着研究水平偏低、研究视阈局限、国外研究综述缺乏以及区域研究不均衡四大问题。《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发现，近年来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相关文献数量逐年上升，说明该领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我国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此领域研究已具备一定规模的核心学者、核心研究机构；但学者间的联系较为松散，缺乏多学科合作。研究方法上介绍国外自闭症干预经验的理论类和综述类研究较多，实证类研究相对缺乏，且在实证类研究中对国外的干预方法模仿较多，缺乏本土化方法的探讨与研究。《我国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建议，未来研究中，一是应该加强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核心作者和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形成核心的研究领域，并且增强高等院校特殊教育系与特殊学校、普通学校之间的合作，共同探讨自闭症干预的措施，同时增强多学科之间的合作，如与脑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合作，为自闭症儿童的干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发展。二是加强对自闭症干预的实证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本土化的自闭症干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检验、评估，促进自闭症儿童干预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高校学者应深入一线，与一线教师保持紧密联系，开展自闭症干预实证研究，深化理论研究。

（二）学习障碍儿童的教育及相关学科研究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篇名=学习困难”或“篇名=学习障碍”进行检索，共获得的期刊论文达到三千多篇，发现学者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方面对学习困难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以“篇名=学习困难（或综述）”并含“篇名=综述（或进展）”继续检索，发现共有57篇综述类的期刊论文，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我国学者对学习障碍儿童的研究十分重视。但是，可能受到学习困难并非是我国特殊教育事业和残疾人事业的法定对象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特殊教育领域对学习障碍的研究并不多，并未把学习障碍作为特殊教育的主要研究对象。

由赵微编著，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习困难儿童的发展与教育》一书，第一次真正展示了特殊教育领域对学习障碍儿童研究的系统成果。全书分三个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为学习困难发展与教育基础，包括三章内容：第一章为“学习困难的概述”，主要介绍学习困难的概念、历史发展、分类以及研究的观点取向；第二章为“学习困难的成因探讨”，借鉴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主要从神经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学习困难产生的原因；第三章为“学习困难的鉴别与评估”，主要介绍学习困难的特点、早期发现、评估的内容、过程与方法。第二部分为学习困难儿童的发展与教育，包括第四、五、六、七章内容，分类别介绍了四种常见类型的学习困难的内涵、特征、鉴别与教育策略，包括第四章“神经功能障碍性学习困难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第五章“认知加工过程障碍学习困难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第六章“学业性学习困难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第七章“社会性发展不良学习困难儿童的发展与教育”。第三部分为学习困难儿童的教学，包括第八章“创造支持性教育教学环境”和第九章“学习困难学生学业技能的教学”。《学习困难儿童的发展与教育》一书集中把近年来我国关于学习困难的研究成果展现了出来，引起了更多的教育者关注儿童学习困难问题的研究。

尽管如此，《学习障碍儿童干预方法的研究进展》（胡金萍、张倩，2018）一文指出，我国对学习障碍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学龄期，对学龄前期的干预研究少且干预实证研究不足；学习障碍的定义也没有确定；医学、教育、心理没有科学有力的诊断评估量表，缺乏教师的有效教学研究；家长对学习障碍的定义与理论了解甚少，等等。该文章提出，为学习障碍儿童的鉴别提供有效的评定方法和评定量表，加强不同领域专家之间的合作并组建研究团队，同时改进干预技术，为更多的学习障碍儿童提供有效的教育方案，加强实证研究将是未来研究要关注的地方。该文章建议：第一，拓展研究领域，制定科学统一的学习障碍评估标准；第二，开展教学行动研究，着力提高教师教学的有效性；第三，开展学习障碍儿童的亲职教育，做好科普宣传工作；第四，建立资源教室，重视个别化教育服务。《学习困难儿童研究新进展及展望》（徐金英、孟勇，2015）一文指出，目前我国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在定义方面日渐达成共识，在研究方法及影响因素的探讨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该文章还认为一些问题还很明显：第一，学习困难儿童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不够深入，如学习困难儿童概念、认知理论等这些研究还很匮乏；第二，学习困难儿童的教育干预实践效果不佳，学习困难儿童的研究多集中在家庭影响因素、心理特征、记忆、语言等方面，而关于矫正的内容则很少。该文章提出，未来我国研究者需关注学习困难儿童有关概念和术语的统一，结合相关技术，完善教育干预矫治。《近十年我国阅读障碍研究进展》（王艳、雷江华，2017）一文指出，从七种核心期刊中检索到的2007年至2016年国内公开发表的阅读障碍研究文献总量为62篇。阅读障碍研究者学科背景涉及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以及部分交叉学科，以心理学为主，其次是交叉学科，教育学也占一定比例。其中特殊教育学专业背景仅有1篇，是《阅读与阅读困难认知过程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赵微、荆伟、方俊明，2010）。可见，阅读障碍研究者涉及的专业领域较为广泛，跨学科研究较多，但教育学尤其是特殊教育学相较心理学、交叉学科领域研究不足。

（三）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的教育及相关学科研究

情绪与行为障碍是一种重要的障碍类别，目前已经在美国等国家得到高度重视，相关研究迅猛发展。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数量正在逐年增加。《我国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进展》（刘秀珍、许家成、徐胜，2013）一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回顾了近年来国内有关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文献，分别从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界定、分类、诊断和教育等几个方面对国内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该文章认为，近年来我国关于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逐渐增加，其内容涉及界定、分类、诊断和教育等方面。

第一，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界定。虽然目前对情绪与行为障碍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但我国的研究也经历了描述性界定、从行为的外在表现界定及从教育角度界定三个阶段。近些年我国对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界定考虑到了情绪与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且更倾向于从行为的外在表现来进行界定。例如，《特殊教育辞典》（朴永馨，2006）对行为障碍的界定就反映了这一特征。《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及诊断与评估》（王辉，2008）对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定义表明人们越来越重视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矫治有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儿童，更强调其可教育性。

第二，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分类。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修订的《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情绪与行为障碍分为多动障碍、品行障碍、情绪障碍三大类。《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的分类较多地参照和结合了《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本）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的分类体系，体现了与国际接轨的原则，都强调了特发于儿童与青少年期的精神障碍。该分类是目前我国学术界较认可且在很多研究中都被应用的分类方法。

第三，情绪与行为障碍的诊断。我国的相关研究大多以《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本）以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作为情绪与行为障碍的诊断标准。黄明生等用CCMD-2-R和《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本）标准进行诊断，对综合医疗机构情绪障碍理论架构进行研究。张晋碚参照《CCMD-2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的方法，对33例品行障碍者进行临床分析。有研究者认为部分分类诊断，如多动障碍诊断方面，《CCMD-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较《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本）更适合在我国使用。还有研究者认为《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0次修订本）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相比较，《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分类诊断系统中各种障碍有更加具体的诊断标准，在临床工作中更易被我国临床医师接受。由于情绪与行为障碍有许多不同的临床表现，因此它的鉴别和诊断标准一般来说也是随症状的不同而各有差异的。各种诊断手册的诊断标准不一，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第四，对情绪与行为障碍学生的教育。在教育安置方面，目前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专门针对情绪与行为障碍群体进行教育安置的研究很少，部分研究专门探讨对品行障碍学生开展的工读教育。工读教育是我国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进行早期干预的一个重要环节。工读教育是一种只针对12周岁至17周岁，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品行偏差的，不适宜留在普通学校学习，又不够刑事处罚或劳教的未成年学生实施有针对性教育、保护、矫治和挽救的半工半读的特殊教育模式。工读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工读教育是我国对品行障碍学生进行的一种针对性教育安置，是对其的一种特殊保护，但也是一种极端的教育，因此获得的褒贬参半。近年来有研究者提出工读教育应从隔离走向融合，建立多元嵌套式的社会支持体系。

近几年我国也有少数研究者围绕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学生的融合教育进行研究，石茂林认为在融合教育理念指导下，情绪障碍儿童应得到人性化的教育，享有公平教育的机会。因此他提出对情绪障碍儿童应建构支持性教育模式，注重早期干预，建立和谐的班级教育环境和家庭教育氛围，还要结合情绪障碍儿童的差异制订个别化教育计划。在干预策略和方法方面，近年来，我国有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涉及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干预策略和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环境改变、心理治疗及认知行为综合矫正等几种。研究者认为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发生很多与家庭因素有关，因此家庭必须作为治疗的一种重要干预策略。例如，曾凡林以1例儿童癔症矫正的案例，讨论了父母参与矫正儿童情绪与行为障碍的影响，认为父母参与能起重要的作用。齐晓栋等对家庭疗法对情绪障碍儿童的治疗做了回顾，发现家庭干预在一些情况下十分有效，家庭认知行为疗法具有相对明显的优势。心理治疗是针对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运用最多的干预方法，主要包括感官游戏训练、艺术治疗和认知行为矫正。有研究表明，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都伴有感官功能协调障碍，因此感官训练也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方法。姚梅玲采用数码听觉统合训练仪治疗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其研究结果显示数码听觉统合训练对增强语言理解能力和交流能力，缓解情绪的效果较好。杨克敏认为感觉统合训练对儿童的认知功能、注意力、学习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均有明显的改善。艺术治疗又称艺术疗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提供艺术素材、活动经验等作为治疗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障碍类别的教育治疗中。冯冬梅等采用沙盘游戏治疗方法对50例有心理问题的儿童进行治疗，发现沙盘游戏治疗对于儿童的各种情绪、行为或适应等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疗效。金野将可视音乐疗法应用于孤残儿童情绪障碍干预中，发现可视音乐对于情绪行为障碍、注意力缺陷、交流障碍、运动障碍、社会适应困难等都会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尤其是对情绪行为的影响最为突出，也最为直接。认知行为矫正是一种主要以理性行为为手段的心理治疗法，强调自我暗示和指导。我国的研究者尝试将其运用于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的干预，发现很具临床效果。例如，王东平等运用认知行为综合矫正对75例情绪障碍的儿童青少年患者进行了对照研究，结果显示认知行为综合矫正对儿童青少年情绪障碍有明显的治疗效果，在改善儿童青少年的退缩、焦虑、抑郁、注意问题、违纪问题因子方面明显优于单纯的药物治疗的疗效，在临床治疗工作中值得推广。刘秀珍等认为，在我国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中，仍有较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定义界定的问题、安置及教育的问题、发展综合干预系统的问题、研究结果应用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有效地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他们经过梳理和总结，认为我国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存在以下的趋势。第一，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国内研究文献的数量在逐年增加，研究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这显示出我国研究者对此领域的关注和重视。随着我国医学及特殊教育等相关专业的发展，情绪与行为障碍儿童及青少年的教育与治疗需要将越来越多地得到重视，其相关研究也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第二，研究逐步深入，思路逐渐拓宽。近年来，情绪与行为障碍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从早期仅仅停留在症状及成因的研究逐步向治疗措施、教育安置、干预策略等方面深入；研究思路也从初期的只重治病不重发展的“生物—医学”模式，慢慢地向“生物—心理—社会—教育”的整合模式发展。第三，研究队伍的进一步扩大。与该领域的研究从治病向发展渐进同步，研究队伍也进一步扩大。早期研究者较多地将情绪与行为障碍看作病患去研究，研究队伍主要是医疗工作者。近年的研究既强调治，也强**，另外强调家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相当多的教育专家、心理学专家及社会学家介入。研究队伍的扩大有利于研究视角的转换，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

（四）多重障碍儿童的教育及相关学科研究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篇名=多重障碍”进行检索，在获得的期刊论文中，手动删除会议征稿、书评、报纸、与特殊教育无关的论文等，最终获得有效学术论文29篇。国内最早从特殊教育及相关服务角度对多重障碍进行研究的论文是《“多重障碍·多重干预”综合康复体系的构建》（黄昭鸣、杜晓新、孙喜斌等，2007）一文。

此后，《多重障碍儿童成长发展小组案例分析——基于宁夏儿童福利院的特色小组案例》（王雪梅、曲正，2010），《多重障碍儿童教育康复个案研究》（王桐娇，2012），《多重障碍盲童课堂教学“空闲时间”的有效利用》（琚四化、陈惠华，2012），《多重障碍聋生心理健康个案研究——以治疗取向的美术教育为切入点》（黄静文，2013），《多重障碍盲生定向行走课程研究——基于广州市盲人学校的教学实践》（布文锋，2014），《有形符号在多重障碍盲童沟通训练中的应用》（曲桂平，2014），《多重障碍盲童教育中实物日程表的运用》（周海云，2015），《感觉提示策略应用于多重障碍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干预个案研究》（王桐娇，2016），《正向行为支持介入多重障碍儿童扰乱课堂秩序的个案研究》（孙雯、孙玉梅，2016），《多重障碍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干预的个案研究》（王桐娇、胡雅梅、周桂英，2017），《运用AAC提升多重障碍儿童沟通能力的个案研究》（周超，2017），《多重障碍生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研究》（陈雪梅，2017），《多重障碍儿童的沟通与交往研究》（王艳、雷江华，2018），《多重障碍儿童个别化教育的个案研究》（高文娜，2018），《多重障碍聋生康复目标的跨学科实现路径》（严娜琴，2018），《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对多重障碍儿童沟通表达成效的个案研究》（付忠莲、叶思思、胡金秀，2018）丰富了多重障碍儿童教育领域的研究。

从2017年开始，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盛永进团队关注多重障碍儿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比如，《多重障碍：概念、内涵及其特征》（盛永进、秦奕、陈琳，2017），《多重障碍教育国际新动向》（盛永进、王培峰、石晓辉，2017），《多重障碍学生沟通技能的发展》（盛永进，2018），《多重障碍学生沟通技能的评估》（盛永进，2018），《多重障碍学生沟通形式的选择与运用》（盛永进，2018），《多重障碍学生沟通技能的教学》（盛永进，2018），《多重障碍学生沟通技能发展的支持策略》（盛永进，2019）。

（五）超常儿童的教育及相关学科研究

改革开放40年来，研究者围绕超常儿童的鉴别和评估、认知特点、智力和非智力因素、个性特征、教育及管理方法等问题展开了一定的探讨，引起了国际上同行专家的重视。《国内“超常儿童教育”发展现状及展望》（石梦良，2017）一文总结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对超常儿童的研究又呈现出一些新的进展和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超常儿童的鉴定与评估。近年来，结合心理学研究方法对超常儿童进行鉴定与评估的研究逐渐出现，对超常儿童的鉴定和评估已经从单一的智力维度走向多元化智能维度。《学习障碍超长儿童的研究进展》（姜敏敏、张积家，2008）从鉴别方法、特征和干预等多个方面对国外超常儿童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2—5岁超常儿童的集合比较及其策略研究》（徐浙宁，2009）通过筛查法与三因混合实验法对超常儿童的集合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策略。《“围棋超常少年”的思维风格及其与人格特质的关系》（胡瑜，2009）选用思维风格量表和“矢田部—吉尔福德”性格测验对91名有段位的围棋超常少年进行测试。第二，对超常儿童的研究方法更为多元，研究内容更为系统和集中，研究对象更为广泛。首先，研究方法更为多元。例如，邹佩（2013）用实验干预研究对超常儿童进行结构式游戏治疗的效果。其次，研究内容更为系统和集中，越来越多地集中在超常儿童的认知过程和自我概念。例如，《数学学优生的认知特点及影响因素》（辛自强、张梅，2013）发现数学学优生的“优”体现出认知过程（如加工速度、工作记忆、问题表征、元认知）和知识结构两方面的优势。《不同教育方式对高智力儿童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程黎、周丹、施建农，2009）用信息加工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不同教育方式对高智力儿童信息加工速度的影响。《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第四版的结构变化及其对儿童认知能力的评估》（李毓秋，2009）分析了超常儿童在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上的表现。《学业超常儿童自我概念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苏雪云、谈和平、方俊明，2010）发现智商对超常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11—13岁超常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罗如帆、肖文、苏彦捷，2008）对超常儿童和同龄普通儿童的自我概念进行测量。《家庭教养方式对10岁城市与流动超常儿童自我概念的影响》（程黎、王菲，2010）的研究发现城市超常儿童的非学业自我概念要显著高于流动超常儿童的非学业自我概念。最后，研究对象更为广泛。《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超常儿童：特质、鉴别与干预》（刘文、邓晨曦，2012）从特质、鉴别以及干预等方面综述了国内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超常儿童的研究进展。《国外双重特殊儿童的鉴别模式、遮蔽效应及对我国的启示》（程黎、褚华丽，2016）提出近些年综合鉴别与过程性干预方法的结合将是一个双重特殊儿童鉴别模式的新趋势。

《我国超常儿童心理研究的进展与启示》（宫慧娜、雷江华，2015）一文结合以往研究，对2004—2014年超常儿童心理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从《心理科学》《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和《中国特殊教育》这五个核心期刊检索到2004—2014年发表的关于超常儿童心理研究的文章共计18篇；通过对2004—2014年超常儿童心理研究现状、超常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梳理，从研究数量、研究人员、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四方面对2004—2014年超常儿童的心理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并着重分析超常儿童心理研究在认知、人格及心理健康三方面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近年来超常儿童心理研究的特点：超常儿童作为特殊教育新的研究对象之一，研究成果较少，其心理研究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研究人员以高校人员为主，一线科研潜力尚待发掘；今后有必要加强高校与基础教育学校的合作，共同推进超常儿童的心理研究；研究方法单一化，多元化研究有待提高；在超常儿童心理研究中，应注重对个体差异的研究，适当采用个案研究等方法研究超常儿童的心理发展；研究领域狭窄，研究内容有待拓展；应继续加强对超常儿童认知研究的重视，加强对超常儿童人格领域的研究，加强对超常儿童的心理健康等其他方面的研究。

《超常儿童的发展与教育》（苏云雪、张旭，2011）一书立足我国国情，集中反映论述了我国超常儿童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成果；综合国外最新研究进展，致力于拓展超常儿童发展与教育的新观念和新发现，是关于我国特殊教育学学科发展，尤其是关于超常儿童教育分支学科发展的一本重要图书。该书首先界定了超常儿童，在对如何进行超常儿童的标准化评估和诊断进行综合介绍的同时，特别结合最新的研究和实践介绍如何在婴幼儿时期对某些行为线索进行早期发现等。在此基础上，该书分析比较了超常儿童的身心发展与典型发展的儿童的异同，从一般的智力能力和特殊的智力能力两个维度探讨了对超常儿童存在很多误解的发展领域。最后该书重点介绍了如何根据超常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如何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以促进超常儿童的超常发展。该书立足前沿，探讨超常儿童的发展与教育，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全面性、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