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特殊教育沟通手段的初步探索(1 / 1)

盲聋哑教育的实施首先要解决与盲人及聋哑人进行有效沟通的问题。自近代特殊教育学校产生以来,盲聋哑学校的发展就始终伴随着盲文、手语这些沟通手段的使用。然而,由于清末和民国期间的特殊教育受重视程度不够,盲文与手语虽有发展,但既不完善也不统一。这给盲聋哑教育的有效实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给这些人的相互交流带来了困难。新中国成立后,在恢复与发展盲聋哑教育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加强盲字与通用手语等沟通手段的改革,从而为盲聋哑教育的实施和特殊人群的沟通奠定了基础。

(一)盲字的改革

盲字,又叫点字,是法国盲人布莱尔于1829年发明的。它是用六个凸点组成的符号体系,以点数的多少和点位的不同来区分不同的符形。六点盲字的发明得到了国际盲教育的承认。1879年,柏林国际盲人教育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议所有盲校采用布莱尔的盲字体系进行教学。六点盲字遂成为国际通用的盲文系统。新中国成立之前,盲字随着传教士兴办的盲校进入我国,经过几次改造,如“康熙盲字”“大卫·希尔法”“字母法”“穆恩法”“秦州法”“心目克明”等,形成了多种盲字认读体系。但总体来看,那时的盲字不规范,缺陷很多,使用起来有随意性,全国不统一。

直到新中国成立,盲字的统一化工作才全面铺开。1952年,黄乃改进了旧中国沿袭下来的盲字。他的盲字体系以北京语音为拼音标准,以普通话为基础,采用分词写法,共有52个声母和韵母符号,还有声调和完整的标点符号,被称为新盲字。新盲字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采用分词写法,以词为本位而不以字为本位,在写法上反映了语法和词汇,使盲字摆脱了汉字的束缚,成为一种独立的拼音文字;二是以北京语音为拼音标准,统一了全国盲字;三是字母和标点符号尽量国际化;四是在技术上更加简化。[28]1952年新盲字出现后,即开始得到试验和推广。北京市盲人学校首先采用新盲字教学,新盲字教学以后在各盲校传播。教育部盲聋哑教育处成立后,我国又创建了盲文印刷所,开始用新盲字印刷。由于有印刷物的传播,新盲字很快就推广到全国各地。到1954年秋,我国各盲校已普遍采用新盲字进行教学。同年,《盲人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用盲文点字印刷、供盲人阅读的一种综合性刊物,是中国盲人学政治、学科学、学文化的通俗刊物。其宗旨是贯彻执行国家路线的精神,宣传社会主义理论、政策、时事和盲人福利政策。“毛泽东为刊物命名,谢觉哉书写刊名。”[29]同时,用黄乃创造的新盲字编写的“盲童学校课外读物”“歌选”等盲文书籍开始出版发行。为推广新盲字,1955年,文化教育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黄乃编著的《新盲字入门》一书,对新盲字的拼法、分词写法、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语法常识等进行了解释说明。从旧盲字到新盲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使旧盲字混乱的状态得到了统一,也使盲字从汉字附属地位上升为独立的拼音文字。

《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各地盲聋哑学校也被要求逐步进行汉语拼音字母教学。1958年,中国盲人福利会、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组成盲字研究委员会,着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的盲字写法。1958年,盲童学校第一册语文课本即使用汉语拼音盲字编写。1959年,《教育部关于各类盲人教育使用盲字的通知》提出盲人使用的盲字应当和健全人使用的汉语拼音取得一致,这是盲字改革的方向,是符合盲人长远利益的;确立了盲字与汉语拼音方案汇通一致的基本原则;要求各地盲校有步骤地探索实验汉语拼音盲字,稳妥地进行盲字改革。“**”期间,盲字改革陷于停滞。1977年,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在上海、太原、天津、福州、长沙、昆明的六所盲校实验《带调双拼盲字方案(草案)》,盲字改革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手语的规范

手语是聋哑人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工具,也是聋哑人接受教育的沟通方式之一。20世纪50年代,聋哑教育确立了以口语作为教学改革的方向。但在实践教学中,一些手势语同时也在使用。而且,手势语作为聋哑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工具,使用更为普遍。对聋人群体的沟通交流工具进行规范和统一已成为急迫的诉求。正如内务部、教育部在《关于试行聋人汉语手指字母方案的联合通知》中指出的,我国有聋人、聋哑人、重听人300万人左右,其中90%系文盲和半文盲,在社会上进行交往,主要是用手势语。这种手势语只是对形象的模拟,缺乏概括性,无法表达抽象的概念,不仅在全国不统一,而且在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也不统一。这就大大影响了他们彼此之间思想的沟通、生产经验的交流和文化知识的传播。为了便于聋人交流,提高聋人思想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我国迫切需要一套比较完善的手指字母,作为建立聋人交际手段的基础。[30]

1958年,中国聋哑人福利会组建了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制定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草案)》,开始对聋人的手语沟通进行改革。随之,聋人手语改革委员会又对手语规范化进行研究,收集全国各地聋人现行手势语,并参考全国聋人一般通用的手势,编制了《聋人手语草图》,在聋人中试行。1960年,内务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批准了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关于修订聋哑人通用手语工作方案的通知》,指出改革手势语的目的在于改善现行手势语词汇的表达方法和使用规则,取手势之长,再以手指字母补其所短,使两者相互结合运用,构成一套接近于口头语和书面语的更加完善的聋哑人的手的语言——手语,并确立了修订通用手语的四个基本原则,即手语与革命的现实生活相一致的原则,手势与手指字母相结合的原则,手语与口头语书面语相一致或接近的原则,保持形象化和清晰易辨的原则。同时,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也有计划地组织工作组,深入聋哑人较集中的工业生产单位和农村公社进行实地调查,广泛地收集手势语资料;在北京、沈阳、哈尔滨、兰州、青岛、上海、武汉、广州、南宁、成都、昆明11个城市建立基点,调查地方手势,组织试行聋哑人通用手语,并做好宣传和推行工作。1963年,内务部、教育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公布《汉语手指字母方案》,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教育部门督促聋哑学校、聋哑人业余文化学校,一律按公布的《汉语手指字母方案》进行手指字母教学。

由此,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实验,20世纪60年代后,全国统一的手语方案基本形成,通用手语开始成为聋哑人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有效沟通手段。1974年,语言学家周有光和北京市第四聋人学校教师沈家英设计出声韵双拼的《汉语手指音节》指式图。它是在《汉语手指字母方案》基础上增加20个指式,使用时右手打声母,左手打韵母,双手配合同时打出,一次即打成一个完整汉语音节。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对于教聋童汉语音节和唇读十分有效。

[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182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2] 李拉:《从体系之外到体系之内:我国特殊教育的百年嬗变》,载《教育学术月刊》,2014(7)。

[3]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224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4]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32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5] 李拉:《从体系之外到体系之内:我国特殊教育的百年嬗变》,载《教育学术月刊》,2014(7)。

[6]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879~88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38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8]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38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9]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757页,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

[10] 北京市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会:《北京市特殊教育50年》,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1] 华国栋:《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现状及发展趋势》,载《教育研究》,2003(2)。

[12] 《中国残疾人事业大事编年》编写组:《中国残疾人事业大事编年(1949—2008)》,1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13] 根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的教育基本统计数据整理而成。

[14] 戴目:《调动聋人积极因素,培养聋人教师》,载《聋哑教育通讯》,1959(4)。

[15]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379页,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

[16]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82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17] 金长泽、张贵新:《师范教育史》,28~29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18] 金长泽、张贵新:《师范教育史》,24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

[19]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82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20] 洪雪立:《聋哑教育制度研究》,载《聋哑教育通讯》,1958(4)。

[21]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82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22] 顾定倩、朴永馨、刘艳虹:《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下卷,1633~163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3] 顾定倩、朴永馨、刘艳虹:《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下卷,210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4] 朴永馨:《特殊教育和我:朴永馨口述史》,17~4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5] 李拉:《我国特殊师范教育制度研究》,46~5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6]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32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27] 顾定倩、朴永馨、刘艳虹:《中国特殊教育史资料选》下卷,1611~161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8] 中国盲人福利会:《怎样教盲人学盲字》,6~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

[29] 《中国残疾人事业大事编年》编写组:《中国残疾人事业大事编年(1949—2008)》,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0]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880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