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一方面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另一方面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因此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各个领域都向苏联学习，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在此背景下，在此时的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中，苏联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自然而然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加快形成新中国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目标指引下，学前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与教材编写全盘接受苏联理论，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模仿苏联的实践经验，而轻视理论探究，且反对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学习苏联模式虽然对改造旧式的学前教育学、建设新中国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出现了与我国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甚至生搬硬套的问题。后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且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学前教育学的重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的基本目标是探索社会主义学前教育发展的道路。综合分析我国学前教育学于1949—1965年重建时期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1949—1955年和1956—1965年两个阶段。

一、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经验，改造旧中国学前教育学(1949—1955年)

反观1949年以前的学前教育学，其重要载体——学前教育学课程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前教育学课程往往是从外国引进的，具有帝国主义色彩；二是为教育而教育，缺乏统一要求，零散分散，五花八门，各行其是，不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三是理论与实际脱节，许多课程的设立仅是为了开展理论的探讨，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实际应用。

这三个方面既是旧中国学前教育学的弊端，也是对旧中国学前教育学进行改造的基本方向。该阶段的学前教育学致力于清除旧教育的不良影响，形成中国学前教育学的发展模式，使学前教育学为政治服务。此时学前教育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学前教育学发展的主题。与此同时，使学前教育学更好地为教育实践服务也成为新中国学前教育学重建的重要任务。

(一)除旧布新，建章立制，初步明确学前教育学的地位和性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1949年年底，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国家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以及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强调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会议明确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全国开始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教育进行改革。

1951年8月10日政务院第97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当年10月1日颁布了《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学制，其中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为幼儿园，收3～7岁的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得到健全的发育；同时要求幼儿园应在有条件的城市首先设立，然后逐步推广。这样一来，自1922年壬戌学制起使用了近30年的“幼稚园”这一名称改为“幼儿园”,并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这个学制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幼儿教育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并列，并明确其为我国学制的起始环节，使之成为国家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该学制为学前教育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研究的对象明确了年龄范围，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分析此年龄阶段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其健康成长。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精神，教育部幼儿教育处针对与“向工农开门”相悖的做法和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废除幼儿园招生考试，采取报名登记与审查核实相结合的办法，优先录取因家长参加劳动而无人照顾的劳动人民子女；为适应家长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幼儿园半日制逐步被改为整日制，同时实行寒暑假制度，延长幼儿在园时间；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实行免费或减免收费的优待政策。幼儿园的大门从此向劳动人民打开，工农子女从此成为幼儿园教育的主要对象。与此同时，教育部门扶持并陆续接办了一部分私立幼儿园，如南京陈鹤琴创办的鼓楼幼稚园、重庆刘文兰创办的景德幼稚园等都是在当时响应政府号召由私立改为公立的。

1951年8月，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研究讨论了发展和建设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提出必须以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办好人民教育。会议提出，幼儿教育的工作方针应该是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城乡的差异，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整顿中提高，在巩固的基础上适当发展；积极培养幼儿教育师资，在三五年内要着重抓好短期训练和在职学习；根据《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解决教材问题，准备将来的大发展；发展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工业地区和企业部门，其次是机关、学校以及郊区和农村，主要解决工农劳动妇女对孩子的教养问题，做到公私兼顾办园；另外，必须重视依靠群众团体来推动和开展幼儿教育，强**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幼儿教育的领导。

(二)初步确立“全面发展的教养工作”的学前教育发展目标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初等教育司下设幼儿教育处，主管全国幼儿教育工作，张逸园①任处长。1951年，《人民教育》发表了张逸园的《对幼稚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提出，新的幼稚园教学原则是“全面发展”,使学龄前儿童在生理上、意识上、行动上得到正确的成长、发展和变化，使他们的身体、智力、道德习惯及爱美观点等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央教育部门领导首次提出幼儿“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同时明确了要通过幼儿园的教养工作使幼儿的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得到全面发展。

(三)学术争鸣扩大化，对“单元教学”开展批判

1950年，《人民教育》刊登了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开启了批判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肃清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影响的进程，为全面引进苏联教育理论开辟道路。后来，这些批判扩大到对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及对陈鹤琴先生“活教育”理论的批判。

1951年，《人民教育》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评“活教育”的基本原则》,对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理论提出质疑。张逸园的《对幼稚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也提出了当时幼稚教育存在的几个问题，如在教学方面还局限于单元教学，不能很好地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张逸园提出了“废止单元教学”的意见，列举的理由有以下三点。一是单元教学使各项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样就把各项活动本身的科学体系打乱，且不能系统地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儿童所得的都是零碎的、片断的知识和经验，不能系统地培养和发展儿童的体力、智力和品德；并且每个单元极易形成孤立的活动，忙一阵儿就结束了，不可能做到各项活动的有机关联和复习，因此幼儿在单元教学中所学到的东西不仅是片断的，而且留下的印象不深，难以被消化。二是在单元教学的过程中，所谓“引起动机""决定目的”充分体现着形式主义，所谓“动机”和“目的”其实都是教师的主观愿望。在教材方面，为了机械地联系中心问题，就免不了生拉硬扯、勉强拼凑，反而破坏了教学效果。三是单元教学的中心问题，单元教学大多结合着偶发事项，很容易忽视平常的保教工作。张逸园强调，对儿童的一切教育都是长期的、循序渐进的，绝不是突击一个单元就能成功的，如果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单元教学中，就很容易疏忽或放松了儿童经常需要的教育。①全国第一次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上通过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明确指出，废除单元教学和不进行识字教育是改造旧幼儿园教育的两个重点内容。1952年2月，张逸园在《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基本情况和方针任务》一文中再次对单元教学提出质疑和批判，指出幼儿在单元教学中所得的是零星的、片断的、狭隘的经验，而且印象不深，难以消化，在经验积累上受到很大限制；单元教学的本质对社会发展起着破坏的反动作用。②这个评价使对单元教学的批判上升到了政治高度。

陈鹤琴在这些批判初现时，发表了《敬请读者们对“活教育”展开批评》一文，希望澄清“活教育”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但此文立即引起更猛烈的批判，而且从学术领域的争鸣演变成政治立场的问题。《人民教育》杂志还组织了“批判‘活教育’”专栏，并出版了“批判‘活教育’”专集。各地召开批判“活教育”的会议，要求教育工作者普遍学习批判“活教育”的文章。如此一来，陈鹤琴先生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提出的“活教育”理论以及经过反复试验摸索出的单元教学的实践方法遭到了否定，没有得到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此次对旧教育的改造主要采用了制度化的行政推进方式，新中国学前教育学由此开始自上而下的建设。这次改造主要围绕单元教学开展对旧中国学前教育学的批判，停留在学前教育制度和政策的变革上，没有真正进入学科内容，因此这次改造还是初步的。这次改造为全面学习苏联学前教育学、进行学前教育学中国化探索奠定了基础。

(四)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

1949年年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总结报告中首次向全国教育工作者明确提出要借助苏联教育的经验，并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建设新中国教育的方向。1950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全国所有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苏联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和《我的儿童工作》两本书，用以指导新中国幼儿教育实践，这拉开了新中国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总结我国学前教育经验的序幕。改造和学习的做法主要反映在教育部于1952年颁发或修订的一系列教学计划中，特别是《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①。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部颁发的教学计划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对旧中国教育学的改造，无论是在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上，还是在每门学科的建设上，都完全倒向了苏联。

学前教育领域通过翻译和普及苏联的著作、邀请苏联专家做顾问、建立苏联样式的新型托幼机构作为全国榜样及派遣留学生学习等途径，向苏联学习新的学前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方式。苏联幼儿教育专家戈林娜被聘请为教育部幼儿教育顾问，1954年，苏联儿童心理学专家马努依连柯接任这一职位。戈林娜是苏联一所幼儿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幼儿园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有效方法；马努依连柯是较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其“哨兵站岗”等教育试验有一定的知名度。

据卢乐山先生回忆，苏联专家戈林娜当时得知她是留学加拿大的学前教育学者，就对她说，学习苏联经验，首先必须转变立场，不能一边放着资本主义的书籍，另一边放着苏联的书籍，首先要把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抛弃，才有可能把苏联的共产主义教育真正学到手。听到这些要求，卢先生立即把从美国、加拿大带回来的书籍资料及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全部处理了。当时的校领导还叮嘱卢先生：假如苏联专家提出了100条建议，而你只执行了99条，也要对那条没有执行的汇报原因。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学习苏联经验的坚决、彻底和不可逆。据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陈帼眉教授回忆，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模仿苏联模式，在教育系下设学校教育与学前教育两个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全盘学习苏联，由苏联专家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建设进行全面指导，介绍苏联的学前教育思想与经验，包括课程安排、组织管理、设备配置等，同时给师生系统讲课，如学前教育学、儿童心理学、学前儿童游戏等课程。

当时，戈林娜在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主讲八门课程(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幼儿园各科教学法等),帮助编写教学大纲，并指导见习、实习工作。她和马努依连柯还先后在各类进修班和专修科为来自全国高等学校、幼儿师范学校和幼儿园的教师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幼儿教育行政人员讲课，每次听众多达六七百人，其讲课内容被收录为《苏联幼儿教育讲座》,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目的是对于全国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苏联先进的幼儿教育经验有所帮助。与此同时，作为教育部的幼儿教育顾问，戈林娜和马努依连柯先后在北京六一幼儿院、北海幼儿园、分司厅幼儿园等托幼机构指导实验研究，实验新教育工作计划；后来又增加了中央军委保育院、北师大二附小幼儿园等。苏联专家每周一次轮流到这些幼儿园观摩和分析教育活动，全国各地经常派人参加，对各地幼儿教育工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联专家强调的集中统一、正规化、系统化、教师的主导作用等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学前教育学理论的主流，对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的幼儿园开始转向有计划的全面发展教育，而且全国各地也纷纷仿效这些幼儿园的做法。南京鼓楼幼儿园废除了单元教学，参照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实行计划教学，对幼儿进行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当时全国的许多幼儿园都参照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开展教育工作，如北京北海幼儿园在戈林娜的指导下，增加了幼儿的睡眠时间，以达到《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中的标准；户外活动时间逐渐由每天三四小时增加到七八小时。在有些幼儿园，甚至幼儿的着装都与苏联的幼儿园保持一致。

从1953年起，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苏罗金娜的《学前教育学》、查包洛塞兹的《幼儿心理学》、沙巴也娃的《教育史》、维特罗金娜的《幼儿园音乐教学法》、萨古林娜的《幼儿园绘画教学法》以及有关幼儿卫生学、语言、游戏、体育锻炼、三岁前集体教养等几十种书籍，它们成为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和幼儿师范学校的主要教学用书，为深入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创造了条件，对我国学前教育影响极大。同时，随着苏联专家来华任教、现场指导，学前教育界掀起了学习苏联经验、研究学前教育、学习儿童心理学的热潮。在当时的国情下，向苏联学习是形势使然，也对我国学前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全盘学习苏联也造成了一些遗憾，即对西方学前教育理论、经验及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已有的学前教育理论和幼稚园实践经验完全否定，这对于后来的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幼儿园教育实践等都造成了重大损失。

(五)总结经验，召开第一次教养员工作经验交流会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为做好幼儿教育工作提供了宪法保障。在马努依连柯幼儿教育科学研究的思想指导下，教育部幼儿教育处经过半年的周密准备，于1954年10月召开了京津两市幼儿园教养员工作经验交流会，拉开了总结我国幼儿教育工作经验的序幕，会后出版了《京津幼儿园教养员工作经验集》。当时的教育部领导在开幕会上指出：“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中，各地涌现出不少积极分子和优秀教养员，创造了很多方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我们还没有系统的、完整的一套，还必须进一步学习苏联幼儿教育理论和经验，还要组织教养员同志交流经验，及时总结经验，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加提高一步。”①

在这次会议上，共有13位教养员和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修班的毕业生做了经验交流报告，内容非常集中，大部分主题是创造性游戏及其条件，还有一些是体育中的文明卫生习惯养成和幼儿园语言教育。北京师范大学的三位学者分别就主题报告做了点评。这样的安排其实是有深意的，尝试指出当时幼儿园教育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如偏重作业而忽视游戏和户外活动、不重视语言教育与认识环境活动的联系、不关心在日常生活中养成文明卫生习惯等。教育部幼儿教育处处长张逸园在会上批评了幼儿园工作中的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幼儿园看成一级学校，这首先表现在教养员把精力主要放在作业上，而很少进行幼儿所最需要的游戏；其次表现在有些幼儿园工作是形式主义的，工作计划千篇一律地照抄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结果计划写的是一回事，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回事。另一种偏向是把幼儿园看成帮别人“哄孩子”的地方，只要孩子不生病、不磕不碰就够了，不重视对孩子进行教育。“上述两种偏向对幼儿教育来说都是有害的，今后幼儿教育工作者应首先注意克服。”①她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要重视幼儿体育，努力在集体生活中而不是专门作业中养成幼儿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在发展幼儿语言时克服只记词不理解词义的形式主义，把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重视对幼儿进行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

马努依连柯在会上做了关于收集、总结经验的报告。会后教育部发出《关于组织幼儿教育工作者收集和总结经验的通知》,要求各地幼儿教育工作者普遍开展收集和总结经验的活动。会议还强调要学习苏联幼儿教育的精神实质而不只是经验的形式，强调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努依连柯提出的要采用民族形式的教材的意见也受到了与会人员的重视。

这次会议号召广大幼儿教育工作者学习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以及幼儿生理卫生知识。“我们全体教养员应该设法初步通晓巴甫洛夫关于两个信号系统的学说的一些基本论点，看一看查包洛塞兹的心理学，并切实掌握苏罗金娜的《学前教育学》、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两书中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用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才能使工作提高一步。”①

(六)制定《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编写《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

1952年3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教育部发布了《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同时《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也开始在全国试行。这两个法规是借鉴老解放区学前教育经验、学习苏联学前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明确幼儿园负有双重任务，即一方面根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养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展；另一方面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明确幼儿园招收3～7岁的幼儿，以整日制为原则，根据需要也可办寄宿制或季节性幼儿园(班),以不放寒暑假为原则，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的教养工作。幼儿园教师被称为教养员。幼儿教养活动项目有体育、语言、认识环境、图画、手工、音乐、计算，不教识字，不举行测验。《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幼儿园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全面发展的教养工作，具体分为体、智、德、美四方面的培养目标：一是培养幼儿基本的卫生习惯，注意其营养，锻炼其体格，保证幼儿身体的正常发育和健康；二是培养幼儿正确运用感官和语言的基本能力，增进其对于环境的认识，以发展幼儿的智力；三是培养幼儿的爱国思想、国民公德以及诚实、勇敢、团结、友爱、守纪律、有礼貌等优良品质和习惯；

四是培养幼儿爱美的观念和兴趣，增进其想象力和创造力。

《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是依据1938年出版的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的精神编写的。经过几年的发展，《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已经跟不上新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步伐，加上苏联于1953年颁布了重新修订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因此马努依连柯在给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工作建议中提出应先修订中国幼儿园教养员指南、再修订各科教学大纲。于是，教育部于1954年5月成立了编改幼儿园教学纲要委员会，特聘马努依连柯为全面顾问，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负责《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的编写工作，一些其他机构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也参与了编写工作。马努依连柯把苏联幼教界不断探索、不断交流和总结归纳的一套工作方法带到了中国，鼓励中国幼教工作者不断探索和研究，在总结本国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类似于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的指导文件。

《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的编写汲取了苏联《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的长处和我国的实践经验，于1956年完成初稿，1957年由教育部发至各地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该文件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发展，促进了保教质量的提高。《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是新中国第一份全面、系统且操作性强的幼儿园工作指南，它以扎实的研究为基础，基本体现了《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和《幼儿园暂行教学纲要(草案)》的精神与要求，且比这两个法规翔实许多。

《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再次强调了幼儿园全面发展教育的任务，对儿童心理学、卫生学和幼儿园的教育原理做了充分的阐释，介绍了幼儿园教育工作的手段和内容。该文件以三个年龄段为大框架，说明了各年龄段儿童的年龄特征，详细地计划了各年龄段的教育工作内容，特别针对与苏联学前教育理论有差距的实践环节进行了改革；对整日制、寄宿制和半日制幼儿园的作息制度和一天教育工作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还对幼儿园的环境和卫生条件做了专门要求，同时还提供了大量的教材作为参考；在如何使用上也做了详细说明，如要制订计划，写出周计划和日计划，对工作进行记录并进行反思，提出改进办法，为科学研究工作准备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等等。

可见，当时我国学前教育学界已开始重视“试验—总结经验一再试验—再纠正”的研究式工作方法，如果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相信苏联学前教育的长处能被我国学前教育者完全吸收。然而，1958年还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受到了批判，最终没有正式颁行。

(七)院系调整，设置专业，强化学前教育学学科队伍建设

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从1951年年底开始，教育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拟定了全国工学院的调整方案。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颁发《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提出高等师范学校设置的教育系得分设学前教育组，培养中等幼儿师范学校的专业课教师。①全国各地高校分期分批地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设置工作。根据当时中央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精神，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形成幼儿师范学校师资培养基地，国家将分散于一些高校的保育、家政等专业适当合并调整为学前教育专业或幼儿教育系。1952年，全国共有两所师范院校设立了学前教育专业，一是北京师范大学，其在教育系设置了学前教育专业；二是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其整合了南京金陵大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震旦大学等高校的有关专业，成立了南京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此后，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和甘肃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也在整合的基础上成立。①

1952年7月，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规定培养幼儿园师资的学校称为幼儿师范学校，可以独立设置；师范学校须附设幼儿师范科，培养大量的幼儿园教师，以适应幼儿园发展的需要。②当时全国共有两所幼儿师范学校，分别是天津幼儿师范学校和上海幼儿师范学校。

早在1902年，严范孙先生就在家中开设女塾，于1905年改称为女学，并设保姆讲习所，这是我国最早的幼儿师资培训学校和幼儿教育机构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学前教育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据严范孙的外孙女、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首任主任卢乐山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前的北京师范大学并没有设立学前教育专业，但专设了保育系以培养幼儿教育师资，实行三年学制，授予本科学位；此外，各大学(特别是教会性质的大学)的家政系也开设了一部分幼儿教育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认为家政系的教学内容属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借着全国工学院调整的机会，各个大学取消了家政系，将其中有关儿童保育的内容并入了保育系，如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的第一任主任就是由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担任的。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保育系并入教育系，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教育系都被合并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按照苏联的管理模式，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属于教育系，所以合并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单设了学前教育专业和学校教育专业。

卢乐山先生回忆的这段内容可以说是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一段重要历史。这一时期的院系调整与整合使学前教育学的专业人才聚集到一起，形成了集中优势态势。例如，当时调整后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总人数达到40多人，并设有单独的资料室、翻译室，附设有幼儿园。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每门课都要成立教研小组，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就开设了学前教育学小组、儿童心理学小组、幼儿卫生小组、语言教学小组、自然教学小组、音乐教学小组、美术教学小组、体育教学小组及幼儿师范教育小组等，各个教研小组均由老教师、青年助教和进修学员组成，是老中青的组合，既有助于传帮带，又有助于推陈出新。通过这次调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集中了一大批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比较知名的有关瑞梧、张天麟、田桂銮、张韵斐、卢乐山等，形成了我国第一支学前教育学专家队伍，有利于集中学前教育学人才力量开展研究工作。

在人才培养方面，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包括全校的公共课、教育系的公共课及学前教育理论课程，这些课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理论水平。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坚持学前教育是一门应用科学的学科定位，在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努力将理论知识与幼儿教育实践真正融合，既重视学前教育学理论知识的讲授，又重视在幼儿园的实践活动。当时卢乐山先生主讲学前教育学，没有自己的教材，用的是苏联的教材。卢乐山先生非常重视学前教育学学科的实践性，要求师生到幼儿园一线观察研究，她自己也经常带领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的教师到幼儿园观察，一起做实验研究，深化师生对学前教育实践的认识，使其对学前教育学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还牵头召开京津两市幼儿园教养员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受教育部委托，组织全国各地幼儿教育行政干部、高师教师、幼儿园资深教师等编写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目的是指导全国的幼儿园教育工作，走出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苏联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探索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中国化的道路。

此外，为了方便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教育院校、幼儿师范学校、幼儿园及各教育行政部门的老师和干部提高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还增设了专修班和进修班，开展中短期培训。

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保姆班到在高等院校开设的学前教育专业，儿童进入小学前的学前教育被正式纳入教育科学领域，成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里程碑，是划时代的进步。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对学前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全国师范教育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学前教育专业的做法，增强了人们对婴幼儿教育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与其他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在我国学前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中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

二、学前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1956—1965年)

1956—1965年，我国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国际形势上看，1956年起中苏两国间争论频生、摩擦迭起，中苏分歧产生并加深，直至关系恶化，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催化剂。从国内情况来看，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目标是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道路，先后经历了以“教育大革命”为中心的盲目发展时期和从1961年开始的调整、总结、继续改革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对新中国教育学学科进行中国化探索的阶段。①

(一)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党中央开始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57年7月，《人民教育》以“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为题，发表了当时一些学者对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这些意见直指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倾向，鲜明地提出了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如何建设中国的教育学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曹孚在《新建设》1957年第6期上发表了《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在教育观念上对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理论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有力的挑战，使教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取得了理论与思维上的进展。有的学者发表了专门论述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如瞿葆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针对教育学中国化问题的文章。程滴凡发表了《对教育学教学大纲的意见》(《光明日报》,1956年11月26日),孙陶林发表了《建立我国教育学，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鲍兆宁发表了《把教育学教学大纲改得更完善》(《光明日报》,1956年12月24日),卢显能发表了《我所看到的“教育学试行大纲”的一些问题》(《争鸣》，1957年第4期),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就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学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述。

1958年3月3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召开了教育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号召在实践中建立教育科学。时任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董纯才在会上指出，教育科学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安排，在理论上研究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组长柳湿在会上说，各级教育事业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建立从教育实践中来，又回到教育实践中去，并能指导实践的教育科学；要在两三年内建立我们的教育科学。①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在以上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教育学领域热情开展教育学中国化研究的背景下，我国学前教育学学者开始反思上一阶段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经验和教训，开始了学前教育学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正当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充满热情地为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而努力探索时，“反右倾”斗争开始了。曹孚因发表《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而被错误地批判，他被迫在《新建设》1958年第2期上发表《对一文的检讨》,这一期还发表了批评曹孚的文章《怎样理解“教育中的继承性问题”》。这一批判虽然是在内部进行的，但其影响波及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由于“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高等师范院校一些很有才干的教育学科教师及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被错误地划成了“右派”,我国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受到严重打击。1958—1960年，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大革命”兴起，教育学领域也参与了“大跃进”运动，开展了一系列批判运动。心理学被视为“伪科学”而受到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也受到了批判。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跟着政治走，摈弃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条主义思想，等待着适合于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被创造出来。②

1956—1965年，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工作条例，这既为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水平创造了条件，也为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61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颁布，对当时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致力于各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1961年4月11—25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文科教学的状况及经验教训，讨论了文科教学中一些具有方针性的根本问题，提出了要正确处理教材编选中红与专的关系、论与史的关系、书本知识与活知识的关系、古今中外的关系等。我国教育学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集中反映在各学科领域的教材建设和有关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出版上。这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翻译、出版，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学前教育学也不例外。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的爆发，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愿望和他们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被粉碎。

(二)学前教育界开展对《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的批判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开始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界也不例外，学前教育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受到了阻碍。1958年8月，教育部主办的《学前教育》《教师报》《人民教育》同时停刊。同月，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京津两地有关学校和科研机关研究人员举行座谈会，批判心理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指责心理学以心理分析代替阶级分析。《光明日报》也发表了社论，对心理学教学进行批判。受教育部委托、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前教育专业教研室牵头组织编写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由于过多引用了苏联的理论与做法以及心理学研究成果，虽然还在征求意见阶段，但也遭到了批判。1958年12月，教育部颁发《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