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教育是对当代世界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教育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本国或本地区的教育改革提供借鉴的一门学科。①新中国成立70年来，比较教育学者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密切关注各国教育前沿改革，跟踪世界教育发展趋势，总结各国教育改革经验，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本土路径与建议。

一、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与政策改革研究

宏观层面的教育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是引领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教育学扮演了我国教育政策制定服务站、政策咨询者等角色，通过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为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

(一)各国教育体制与体系构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比较教育学者从宏观层面大力考察外国教育制度与政策建设，研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校教育制度，探析各级学校教育计划与教学大纲，从而为恢复建立中国教育体系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改革开放后中国各行各业迫切需要向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发展的经验，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引介了不少发达国家的教育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如普及义务教育制度、教科书审查制度、学位制度、弹性学习制度、德国双元制培训模式等。这些学术工作对建立和健全中国的教育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为筹备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提供了有关世界主要国家教育体制、管理、财政、立法及改革动向等信息资料、研究报告，共计300余万字。①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布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推向新的阶段，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围绕义务教育制度、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等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

(二)各国教育改革浪潮与战略

比较教育学立足于现实教育问题的解决与革新，始终站在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规范教学活动、恢复教学秩序的需求下，微观层面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受到普遍关注。改革开放初期，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下，比较教育研究在教育决策层面获得重视，比较教育学者基于全球视野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区域的教育进行系统的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教育交流的深入，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更加广泛，涉及教育现代化、公共教育事业、高等教育比较、国际科技教育比较、教育与国家竞争力关系、综合国力与教育发展关系等内容。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跟踪和评析了国外历次重大教育改革，尤其对教育改革中的法制化、市场化、公平化、优质化趋势展开了深入探讨。

(三)教育管理与组织领导

一是借助多学科知识，研究国内外教育管理制度、思想、模式及问题，探索其发展规律，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在借鉴与学习中发展教育理论，为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咨询和实践引导。二是比较研究各国教育财政体制与经费投入，比如梁忠义先生在“九五”期间申报了“市场经济下的公共教育比较研究”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教育财政比较研究”项目，出版了《教育财政》①,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各国教育财政方面的专著。三是学校层面的教育管理与领导力建设，涉及政府与学校关系、现代学校建设、校本化学校管理等内容。四是校园安全等议题。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于同年的第7期和第10期推出了“国际社会学校建筑抗震政策措施比较研究”“国际社会学校系统防灾减灾教育研究”两个专题，并在2016第11期设立“青少年欺凌防治教育研究”,之后每年都刊发相关文章，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

(四)教育国际化与全球教育治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主要围绕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涉及人才培养、人文交流、对外教育援助等领域，但大规模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从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之后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都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2016年4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确立了“和而不同、兼收并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的理念。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在改革开放后积极探索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深入探讨了国际教育组织及其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作用，加大了对非洲国家教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

二、微观层面的课程教学与教师教育研究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重中之重，也是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大厦的坚实根基，直接关系到国家兴衰和民族进步。基础教育领域研究主要是比较研究当代世界各国和地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探讨其微观层面的课程设置及教育教学模式等趋势及经验，推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

(一)世界范围内课程改革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边倒”式地学习苏联的背景下，课程领域也以苏联为模板进行了改革，实现了课程结构从“综合课程”到“学科课程”的嬗变，课程管理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的转换，教材制度从“审定制”到“国定制”的革新。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又进行了以抛弃苏联式课程体系为目的的改革，主要标志是压缩学科课程的课时量，强调围绕“生活”和“经验”进行课程整合，强调赋予地方以充分的自主权。“**”结束之后，为尽快恢复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重建惨遭破坏的学校教育制度，重新确立了学科课程在课程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回收下放给地方的课程权力。直到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拉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八次课程改革的帷幕，综合课程、分权管理、教材领域“一纲多本”再次成为课程改革主导思想。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持续关注世界范围内课程领域理论发展与实践改革，持续开展了国际性课程改革趋势与经验、国别性课程改革、学科课程改革等领域研究。

(二)世界范围内教学改革与方式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教育对中国影响空前，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在城市中小学教师中几乎人手一册。改革开放以后，赞科夫的新教学论、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教学论、瓦根舍因等人的范例教学论、布鲁纳的学科结构课程理论、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等被广泛引入中国。在实践领域，1993年2月出台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直接促使中小学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21世纪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后，合作学习、自主学习、探究学习成为教学改革主流。新时代以来，以“立德树人”为引领推动核心素养教育，促进学科教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成为中国基础教育领域教学改革的主旋律。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持续关注世界范围内教学改革动向与经验，积极推动中小学课堂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总结了国外教学改革总体趋势与经验，开展了教学改革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

(三)世界范围内招生考试与学业评价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延续旧制，采取的是分散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中断了11年的统一高考制度。1999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了“3+X”科目设置方案。2002年1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对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价、高中招生录取等工作进行布置。2003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高等学校自主招生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高校自主招生工作。2014年9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对新一轮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总体规划。2015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工作，这标志着我国在选拔性招生考试之外，正式建立监测性教育评价制度。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持续关注了国外教育评价与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并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等国际性学业成绩测评项目给予了较大关注，对推动招生考试评价制度改革、完善中国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经验。

(四)教师教育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在教师，没有优良的教师队伍，就不能推进有效的教育改革，也就不可能有优良的教育。统计显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重视教师教育领域研究，以《比较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和《外国教育研究》三大期刊为例，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章占期刊论文总数的4.1%、90年代占3.1%,而2001—2010年占总篇数的24.7%。①关于教师教育的国际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各国教师教育政策、职前教师培养、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评价与管理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资格条例》先后颁布，教师队伍建设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热点。特别是1996年《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1999年《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相继出台后，国内学者对国外教师教育机构改革、教师在职培训和专业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2008年12月国务院批准《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2014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出台《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后，有关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及交流任职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关注的热点。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积极发挥教育咨询职能，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咨询与研究报告。1990年和1992年，华东师范大学王斌华等人接受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委托，撰写了《国外师范教育中的教育学科》《教育学指导纲要》的调查研究报告。顾明远先生带领团队成员基于世界主要国家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在2013年提交了《关于提升中小学教师质量的几点政策建议》咨询报告，相关建议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张民选教授提交的《教师专业发展指数的研究报告》,刘宝存教授等人合作完成的咨询报告《世界各国教师标准概览》,马早明教授提交的《港澳地区教师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报告》也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展示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越来越重视资政服务与实践指导功能。

三、教育系统中的“职成幼特”与高等教育研究

中国比较教育在重视宏观层面的教育政策与改革研究，以及微观层面的课程与教学领域研究的同时，对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领域研究也给予关注，通过总结别国的教育实践经验与教育实践案例，丰富我国教育理论成果，为未来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提供依据与参考。而高等教育领域研究，则一直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比较教育学术界的热点议题。

(一)学前教育领域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学前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不同时期出台的系列政策规范引导了学前教育发展方向。1952年颁布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明确了学前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性质。1981年10月，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纲要(试行草案)》。1986年6月，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办好幼儿学前班的意见》。1988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加强幼儿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幼儿教育是一项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各级政府都应重视幼儿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89年8月，《幼儿园管理条例》经国务院批准颁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颁发的学前教育行政法规。1995年9月，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颁发了《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幼儿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2001年，教育部印发《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3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十部委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描绘了21世纪初中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2010年11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就学前教育体制、经费投入与管理、幼儿园管理与安全监管、统筹规划等做出了部署，成为新时期发展学前教育的总纲领。与新中国70年来学前教育发展同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也对国外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职业教育领域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各项体制机制趋于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缓慢。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教育体系。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标志着职业学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预示着中国职业教育将步入依法办学的轨道。200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推进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新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引领了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服务于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总结了国外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经验与教训，深入开展了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课程、现代学徒制、专业建设、校企合作等国别或专题性比较职业教育领域研究。

(三)成人教育领域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使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彻底翻身，明确地把发展成人教育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要国策。195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肯定了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等方向。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8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1987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明确了成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规定中国成人教育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预算。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以及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等，进一步指明了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方向与重点。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积极总结了国外成人与继续教育事业发展经验与教训，为建立现代成人教育体系以及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提供参考。

(四)特殊教育领域研究

特殊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殊教育性质、体系、法律法规、行政管理、师资培养、发展道路、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并应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学校，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从而在国家的根本法中写入残疾人教育问题。198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等八部门颁布的《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将中国特殊教育体系的构建正式提上日程。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有关残疾人的法律，其中特殊教育被单列为一章。步入21世纪，教育部在2007年印发盲校、聋校和培智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并于2016年进行了修订，从而规范了特殊教育课程设置。2009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意见》,提出了全面适应残疾学生免费义务教育的目标，教育部等七部门开始适应《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建立健全特殊教育服务与发展保障机制。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国外特殊教育发展也给予了一定关注，在特殊教育立法、融合教育等方面形成了大量成果。

(五)高等教育改革与现代大学建设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对高等教育领域关注较少，但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领域。以《比较教育研究》为例，2000—2014年，该杂志刊载的比较高等教育论文多达792篇，占总论文数的21.8%,远远超过其他教育层级。①一是高等教育体系构成与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研究。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大量高素质人才的巨大需求，中国学者着力研究了国外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经验。二是大学治理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治理体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热点议题。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双一流”建设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三是人才培养质量与课程教学领域改革。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主题，国外高校以课程教学改革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改革措施一直是中国比较教育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四是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研究。随着20世纪末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各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因而成为比较高等教育领域热点议题。

四、国外教育思潮和理论的引进与创新

引进西方教育思想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是阅读其教育著作，国外教育著作的翻译工作便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些最新的国外教育理论与思潮的研究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新教育理论，如建构主义教育思想、多元智力教育理论、被压迫者教育学、教育依附理论、妇女教育研究理论、全纳教育思想等。把国外教育理论介绍到我国，并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运用到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之中，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国外经典教育著作的翻译与引进

教育著作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著作凝聚了教育学者的教育思想与理念，是人们了解教育活动、洞悉教育事业可靠有效的途径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比较教育学者通过译介和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组织翻译了大批国外经典教育著作，推动了中国教育研究与国际接轨进程。一是翻译出版国外经典教育著作，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翻译，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教育著作与理论的翻译工作。二是翻译引介国外比较教育学经典著作，包括比较教育学教材、理论性著作以及学术论文。

在对国外文献的翻译引进过程中，中国比较教育学者还系统介绍了国外教育最新思潮，教育思想与理论研究也成为仅次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的热门领域。①一是整体介绍国外教育理论与思潮，以帮助国人迅速打开通往世界教育学术界的大门，为中国教育工作者打开理论视野，一些学者还对全民教育、全纳教育、女性主义教育、国际理解教育等教育思潮进行了深度研究。二是指导教育实践的国外教育理论与思潮，包括改革开放初期对合作教育学、天才教育、劳动教育、终身教育等教育思潮的研究，以及21世纪以来对多元文化教育思想、公民与道德教育、环境教育等思潮的研究。三是学者个人的教育理论或学术观点，包括古代、近代教育家以及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当代教育家的学术思想。

(二)扎根中国教育大地创新本土教育理论

中国比较教育学引入国外教育理论经历了从借鉴到改良再到创新等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前至改革开放初期都属于借鉴引入阶段，比较教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教育，以使国人认识世界，建立起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客观认识。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单纯的借鉴外国教育到结合自身实践、开展多种课题研究的改良性转变。新时代以来，中国比较教育学以前所未有的学科自觉与自立意识，致力于发展与创新多种教育理论，从而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的本土化理论创新。

一是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理论。中国比较教育学者从比较教育借鉴别国经验的视角探讨了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发表了关于国家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间的关系、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经济社会结构与教育结构的关系等文章，出版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等著作。①教育现代化作为一种理论，关注的主要对象是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在欧美学术界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教育现代化理论，且主要着眼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两极对立，将教育现代化过程看成是由传统社会教育向现代社会教育转变的过程。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理论跳出了两者间的二元对立模式，强调基于各国文化传统与历史探索的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补充。

二是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模式。以顾明远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始终强调文化研究作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2004年，顾明远先生出版了《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主要是从比较教育的视野来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进一步阐述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对素质教育、学历崇拜、职业技术教育、教育改革和教育本土化等中国教育问题做了深度分析。②顾明远先生认为，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要想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教育，非了解和认识该国民族的文化不可。①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模式，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强调研究者应当体认和尊重各种不同民族文化，促进国际教育理解和世界和平。

三是“和而不同”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以王长纯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比较教育学者，一直致力于扎根中国丰厚的文化和哲学土壤创新比较教育方法论，著有《和而不同：比较教育的哲学沉思》《和而不同：比较教育的跨文化对话》等著作，将中国的“和而不同”思想作为指导比较教育学科研究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②比较教育遵循的“和而不同”方法论思想认为，“和而不同”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立场与态度，跨文化对话是实现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基本途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是比较教育遵循“和而不同”方向进行跨文化对话的基本条件。③项贤明教授也认为，“和”的模式对于中国比较教育的实践研究(即理解各国教育实践之关系)以及建设中国比较教育理论，具有双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④“和而不同”比较教育方法论思想的提出，体现了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建立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科与理论的自觉努力。

(三)引入国外教育理念以推动教育实践创新

比较教育研究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引入教育教学过程，引领教育实践的改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工作者先后把赞可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布鲁纳、布卢姆、瓦根舍因、蒙台梭利、加德纳等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论、教育模式介绍到国内，开展相关的实验研究，推广他们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挥了教育改革的示范效应。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立法、教师教育综合化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教育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教育决策中，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开展基础性比较研究，结合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积极建言献策。

除了为教育决策服务的“顶天”工程，中国比较教育学者还通过指导教育教学改革实施“立地”工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肖姓教授等把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国化，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姜英敏教授基于其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为北京市等开发出一系列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教材和教学模式；华东师范大学的黄志成教授长年从事全纳教育研究，指导中国中小学的全纳教育改革实践；西南大学的陈时见教授基于教师教育一体化理论，开展了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建设；华南师范大学的强海燕教授把国外的浸入式教学模式引入中国中小学外语教学，在全国各地开展浸入式外语教学的改革实验；首都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在教师专业发展学校(PDS)、学习型组织、科技教育等领域对中国教育实践产生影响；中山大学的冯增俊教授在实验学校积极推进学校现代化实验以及综合英语教学实验等。展望未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继续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做好“顶天立地”工作，为政府决策服务，为教育改革实践服务，做中国教育改革的引领者和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