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者们不再单纯地探讨比较教育学是否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深入探讨比较教育学在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发展，学科本身应该如何建设等议题。虽然对于比较教育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仍存在质疑，但比较教育学者仍坚持各自研究领域的立场与信念，创建各自有特色的学派，用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些问题。比较教育学是一门不可替代的学科，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共识。

一、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

自1817年朱利安提出“比较教育学”名称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200年的发展历程。参照库恩的范式理论，比较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未形成研究范式的“前科学”阶段、形成相对稳定研究范式的“常规科学”阶段，现在正经历着研究范式动摇的“科学革命”阶段，同时孕育着走向新的研究范式的“新常规科学”。①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围绕学科属性、研究方法、挑战与机遇等话题，持续开展比较教育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

(一)比较教育学科属性研究

比较教育学诞生于欧洲民族国家初步形成时期，在其奠基者朱利安的著作中孕育了比较教育学的三个基本矛盾：比较教育研究的出发点是国际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比较教育研究的目标是寻找教育的普遍规律还是学习借用其他国家的教育经验；比较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测量众多民族国家的教育成就，还是讲好他国的教育故事。王英杰先生认为，比较教育学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直至20世纪末，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借”,借用他国教育经验，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多元，研究目的多元，研究单位多元，研究选题多元，研究范式多元。比较教育学科进入了“革命科学阶段”。

李荣安教授等人认为，在比较教育学200年的发展历程中，从朱利安、诺亚等人主张的实证主义方法，到乌申斯基、萨德勒等学者主张的相对主义方法，再到狄尔泰、康德尔等学者的历史功能主义方法和今天卡扎米亚斯、斯塔奈哈姆泽、施瑞尔等人对“语境和文化”的强调，比较教育已成为一个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学科，具有辩证的本质和独特的学科发展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比较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比较教育研究必须以多种方式考虑语境的重要性。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也要扎根于本土文化，才能更好地发展，从而在世界多样性中形成新的身份认同，获得学科自信。①项贤明教授认为，比较教育研究要成功应对时代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就必须回归科学的“比较”并逐步实现自身的科学化，进而建立其学科同一性，即从“比较教育”走向“比较教育学”。②

陈时见教授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的概念研究对比较教育学科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从比较教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和目的论等关键性问题出发来探讨比较教育学的概念，认为比较教育学概念对比较教育学的学术规范、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知识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导向性作用。①同时提出比较教育学在跨学科特征下去选择与吸收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民族国家的复杂教育问题，突破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盲点。②在《比较教育基本理论》一书中，陈时见教授从比较教育存在本体入手，从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价值论、范式论以及方法论六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探讨。③在陈时见教授带领下，团队成员对上述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杨素萍的《比较教育范式论》(科学出版社，2016)、王涛的《比较教育认识论》(科学出版社，2016)、袁利平的《比较教育本体引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褚远辉的《比较教育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黄志成教授坚持比较教育学科的必要性，认为比较教育专业学者之间的争论和质疑是为了促进本学科的发展，但对于非本专业的具有一定行政职务者对本学科的质疑或指责，则不必与之计较。教育学的发展同样存在争议，需要教育学研究人员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这些问题，也需要不同教育学科(当然也包括比较教育)的研究人员的参与。专业教育学者应坚持各自研究领域的立场与信念，创建各自有特色的学派。④褚远辉等人认为，尽管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是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职责和任务，但比较教育学凭借其“借鉴”“比较”“跨文化性”"跨国性""异域性"和"多元性"等学科性质和特点，在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尤为重要和独特的作用。①

(二)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与路径

比较教育学的方法论问题一直是探究的热点话题，新时代下人们关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路径有了更深的见解。陈时见教授等人认为，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其他学科借鉴和运用的方法论思想，安德森等人将功能主义引入比较教育研究，经贝雷迪、诺亚和埃克斯坦以及施瑞尔等比较教育学家的不断借鉴、运用和发展，在比较教育社会科学化的道路上始终成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②程晋宽教授等人则认为比较教育学自其生成的那刻起就带有批判的精神，尤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批判方法。比较教育研究的批判方法派别主要包含以“批判二元论”思想构建的问题分析框架和问题解决法，批判与民族志相结合的批判民族志法，批判与诠释学相结合的批判诠释学方法。③同时提出将生活体验研究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中，不仅充实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且能够使比较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更为关注教育现实生活，更加具有现实意义。④

杨明全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比较教育学科要获得新的突破，有必要从深层次上把握这个学科的本源，将“异文化情境中的教育问题”确立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①赵蒙成教授等人借助具身认知理论框架，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对当下比较教育研究存在的离身表现及其危害进行分析和探讨，认为具身认知理论下的比较教育研究应由宏大叙事回归真实教育生活、从器物研究转向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身体意义、从文本研究转向深入教育生活现场的田野研究等。②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反思，有学者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继量化研究和质性研

究后的“第三次方法论运动”。混合方法研究克服了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更关注质性和量化方法的结合。③

比较教育学者特别关注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及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转型意义。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影响着世界各国的人才培养、课堂教学、学生评价与教学方式，为比较教育研究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大数据时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在研究对象上更加关注区域性和全球性教育问题，在研究目的上更加指向教育决策与实践改进。大数据给比较教育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同时对比较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④刘宝存教授等人也谈到在大数据时代，传统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不仅要深入挖掘现有的教育数据资源，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资料，确立清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而且要重视理论创新和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⑤

吴雪萍教授等人对美国纵向教育数据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纵向教育数据系统在消解数据孤岛、完整记录学生成长历程、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方面具有明显优势。①赵中建教授等人通过与《大数据时代》作者舍恩伯格教授和库克耶先生访谈，探讨了大数据与学校教育系统的重塑、大数据关照下的数字鸿沟问题、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教师与学校管理者、大数据与求变且渐变的学校教育模式、大数据的潜在威胁与可能的应对策略以及大数据的背后其实是人的问题等。②中国比较教育学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进程中，需要彰显教育数据的价值，走基于数据的科学化发展道路。

(三)比较教育学科面临的挑战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正在推动着教育的大变革，从而为比较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在大变革时代，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承担着阐释教育规律、总结教育经验、引领教育改革、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国际交流等重大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须拓展研究领域，服务国家发展，打造学科特色，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派。③冯增俊教授等人谈到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着内外各种新的危机和挑战，中国比较教育需要实现三个策略定位：一是从服务本国出发，提供最佳层次、最适合水平的现代教育发展模式的政策建议；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提供推进中国发展模式创新的决策思路；三是从整体上、宏观上、战略上把握中国崛起的未来教育发展基本趋势。①

王英杰先生认为比较教育学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源自内部。他指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在中国比较教育学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之后，中国比较教育学者意识到比较教育学所面对的挑战。首要的挑战就是比较教育学如何满足国家发展的新需求；其次来自教育学科内部，甚至比较教育学科内部，一部分学者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过于宽泛，边界过于模糊，缺乏自己独特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进而失去了学科自信心。②

(四)比较教育学科转型机遇

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教育的发展将迎来怎样的机遇，比较教育面临何种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的价值何在?比较教育的研究范式又将如何转变?比较教育的研究主题又将如何扩展?这些是亟待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回答的关键问题。顾明远先生、王英杰先生、张民选教授在2014年的比较教育年会上回顾了比较教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阐释了当前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面临的机遇，展望了“全球治理”下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图景。学者们一致认为，当今中国比较教育学所面对的问题已远远不是单向的教育借鉴和国别教育的相似与差异分析，其研究的问题应放眼全球，这意味着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视野和新的发展方向。

冯增俊教授等人提出，目前中国比较教育面临第三次学科转型，其意义就是要重新定位学科发展的自觉性，创建服务中国发展的新教育体系，为中国走向大国创建新型的特色大国教育体系探路③;从比较教育学视角，提出要在把握全球语言教育政策总体走向下，制定新时代能面对国际挑战且不断开放多元、面向未来的语言教育政策，以策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走向，培养有创新性、国际意识的新型人才①。傅松涛教授等人认为当代比较教育学的时代主题、发展机遇、创新节点和科学使命是科学认识、把握和建构当代世界社会与教育全球体系化存在与发展的全质生态化形态内涵、性能与运行，这也是比较教育学视主平实通达、视意高远超越、视物体系有机、视线齐备精细、视力对应周延的生态化范式科学真实、全质转型、自我超越与学科先行的时代要求和价值所在。②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2015年4月，《比较教育研究》编辑部与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座谈会，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比较教育学科责任，同年《比较教育研究》第6期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顾明远先生认为，比较教育应该尽快组织力量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配合“一带一路”的建设。③周满生教授认为，要拓展与沿线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合作，借此机会促进国内西部地区教育的腾飞，促进现有国际教育组织进一步发挥作用。④陈时见教授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比较教育研究，要着力开展沿线国家教育政策的国别研究和跨境教育研究，通过教育交流论坛和教育博览会等，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教育合作。⑤柯森教授指出，“一带一路”倡导的是开放性和联动性的经济交流合作与共同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的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将迈进一个“升级换代”的新阶段。①

(五)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元研究

面对比较教育学科研究趋势，刘宝存教授等人认为学术论文能够反映学科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他对美国《比较教育评论》在1957年至2015年刊载的1340篇学术论文按照区域研究、方法论研究和专题研究等维度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比较教育研究在区域研究中从“中心”走向“边缘”,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研究重点；在方法论研究上走向多元化，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得到综合运用；专题研究呈现变革与稳定共存的特征，高等教育始终是重点研究类型，女性教育成为新兴研究热点。②

还有学者通过选取2000年以来《比较教育》和《比较教育评论》的期刊论文，将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被引文献等作为关键变量，绘制了21世纪以来比较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发现，比较教育领域的研究者主要分布在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分别形成了以布里斯托尔大学等3所大学为核心的凝聚子群，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全球教育治理、发展教育、教育改革和教育公平四个方面；研究前沿主要包括教育质量、东亚国家、国际理解教育、欧洲文化、非政府、公民教育等方面。③

二、教育政策与制度比较研究

2013年以来，关于教育政策与制度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组织与国际援助、教育国际化、校本管理与领导力、现代大学治理、世界一流大学、教育公平与质量以及非洲教育等方面。

(一)国际组织与国际援助研究

一是关于国际组织开展的学业成绩测评领域研究。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启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后，中国学者对以PISA、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项目)为代表的国际性学业成绩测评给予了较大关注。张民选教授主编了《经合组织与国际学生评估》一书，全面介绍了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关注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教学的国际教学调查项目(TALIS)、调查高等教育学生学习情况的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评项目(AHELO)和国际成人能力测评项目(PIAAC)。①王蕾的《大规模考试和学业质量评价》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荷兰等国学业质量监测评价体系，系统介绍了PI-SA项目的测试理念与框架。②陈时见教授等人梳理和研究了PISA的产生与发展、内容与实施。③刘宝存教授等人基于PISA2012数据对教育卓越、教育公平以及教育包容进行操作性定义，对参加国和地区的学生成绩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教育成功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建设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保证教育体系的公平性、创设满足不同学生需求的学习环境三方面。④张民选教授等人关注PI-SA2012问题解决测试话题，总结了在PISA2012问题解决测试中上海学生和教育存在的一些弱点和问题。⑤

二是不同国际组织的职能与运行研究。张民选教授领衔的团队近年来对国际组织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承担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国家一般课题“国际组织与世界教育发展”研究过程中，主编出版了“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丛书、“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教育研究报告译丛”,继而承担了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选送”。其中，“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丛书共五本，包括《国际组织与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基础》《知识促进发展：指标评测与全球战略《经合组织与国际学生评估》和《欧盟：重塑教育辉煌》。该研究拓展了比较和国际教育研究的领域，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组织、我国教育部和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张民选教授及其团队成员还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系统研究。①

滕琚的《国际组织需要什么样的人——联合国系统人才标准及中国教育对策研究》一书建构了联合国系统的人才标准，提出了加强培养国际性人才的对策建议。②杜越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全球教育治理——理念与实践探究》梳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治理框架、治理工具，以全民教育议程为例，概括了其全球治理实践。③王晓辉选择了近年来由一些主要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等颁布的重要教育改革文献进行了汇编出版。④此外，陈时见教授等人的《欧盟教育政策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趋势》一书系统全面地梳理了欧盟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教育政策⑤,徐小洲等人总结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学习型城市协会等国际组织在构建学习型城市上的主张①,滕瑁等人分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政策②。

三是关于国际组织的教育援助研究。刘宝存等人提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参与跨国层面、区域层面的治理工作日渐频繁。拉丁美洲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点关注的区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动拉丁美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建设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资金不足、政策实施不力、对不同地区支持不均衡等问题。③当官方发展援助成为我国国际与比较教育领域中的新概念时，张民选教授等人从历史角度研究了官方发展援助的起源和发展；从资金投入、管理机构、援助领域和援助渠道四个方面探究了官方发展援助事业的实质，并从机构组织、资源保障和策略调整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参与官方发展援助事业的建议。④熊淳分析了日本对非洲基础教育援助的战略认识，探讨了日本对非洲基础教育援助的思想基础及主要举措，客观评估了教育援助效果。⑤此外，熊淳总结了近年来国际教育援助在援助目标、援助政策与援助方式上的转变⑥,谷贤林教授分析了美国基金会教育援助的动机及其策略⑦,牛长松博士比较了中日在非援建学校项目及其影响①。

(二)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交流研究

一是关于各国教育国际化政策与效果的比较研究。马健生教授等人研究了教育国际化的基本理论，从国别角度分析了代表性国家教育国际化政策及其实施效果，比较研究了代表性国际组织教育国际化政策及其实施效果，并就中国教育国际化问题提出了发展建议。②周满生教授分析了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我国低龄留学生逐年增多的原因，对低龄留学的利弊进行了分析。③彭正梅教授等人提出21世纪以来国际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对我国基础教育未来人才培养，特别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④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从人力资源投入、数量、结构、质量、贡献、发展环境六个维度构建了人力资源强国发展指数，对世界44个主要国家的人力资源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并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⑤

二是代表性国家的教育国际化战略研究。吴雪萍教授等人对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战略进行了分析。澳大利亚于2016年制定了首个国家层面的国际教育战略，确立了今后十年国际教育发展的三大核心目标：创建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建立广泛而深入的伙伴关系，提供全球最佳的留学体验。利益主体的多元合作性、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性以及战略规划的质量导向性是该战略的突出特点。①刘建丰提出当前美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正通过增加学生学业完成率、加快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推进在线高等教育等方式发展国际教育。②张民选教授等人分析了美国发布的《全球性的成功：国际教育及参与(2012—2016)》战略发展报告，发现国际教育已逐渐成为美国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扩大话语权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③

在教育国际化背景下，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科青年学者组成的团队历时五载出版了“大国教育战略研究”丛书。丛书不仅构建了各大国教育战略的历史演进脉络，系统描述其历史发展过程，还把研究重点置于21世纪以来各大国的教育战略。在研究对象上，既包括英、美、德、法、意、日等发达国家，又包括金砖五国等发展中国家，遍布亚、欧、非、美四大洲。研究层次涵盖了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各个学段、多种类型的教育战略，同时也考察该国政治架构、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传统等影响教育战略的背景，亦对该国教育战略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合乎逻辑的预测。④

(三)教育管理与学校领导力研究

一是学校管理与学校领导力研究。程晋宽教授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学校管理理论越来越强调从“学校经营”向“学校领导”的方向转型，树立了战略领导与转型领导、教育领导与道德领导、结构领导与人力资源领导、文化领导与象征领导、政治领导与科技领导、知识管理与知识领导的领导新理念。①陈时见教授等人对分布式学校领导力展开研究，提出分布式学校领导是通过各种途径将实际的领导要素在学校中进行最大化的分布，以促进教学的质量提升与学校的转型发展。②关松林教授总结了发达国家在中小学校长培训方面的成功经验，发现发达国家中小学校长培训的经验与做法主要有遴选培养对象、优化培训师资、精选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模式等方面，对提升我国中小学校长培训质量具有借鉴意义。③其他代表性成果还包括王喜娟的《教育的制度困境：美国综合高中发展危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周琴的《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择校政策：公平、效率、自由选择》(人民出版社，2014)、杨梅的《美国特许学校运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李朝阳的《美国城市学校制度的建构》(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甘永涛等人的《美国少数族裔教育的一次变革——“学校一体化”运动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等。

二是学校转型与创新型学校研究。洪明教授对美国“要素学校联盟”进行了研究，认为要素学校联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的23项建议，涉及目标与评价、课程与教材、教学与管理、学生与教师、教育资源利用五大领域，充分体现了其既坚守又变通的灵活姿态。④周琴博士关注美国学校择校政策，认为公平、效率、自由选择是美国择校政策价值选择的三大核心。①陈斌博士对美国《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新法案进行研究认为，新法案实现了多项突破，主要有改革教育问责制，实现教育权限下放，废止统一学业考试为升学和就业做准备，鼓励学校开展创新活动提升教师领导力，设立多项资助政策推动学前教育发展。②陈珍国博士对美国纽约市教育局学校支持组织改善教育公共服务进行研究，基于纽约市教育局的经验，提出我国教育公共服务完善建议。③黄海涛博士介绍了美国学校“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特点，提出我国应该推进教育教学理念和评估理念的转向；改进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运行机制；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配备专业的评估人员；形成学生学习成果评估的动力机制。④张亮博士对美国学校效能增值模型进行研究，提出增值模型是学校绩效评价管理演进的必然选择。⑤

三是关于大学校长与领导力研究。王英杰先生对美国大学院长的领导职责以及院长所应具备的核心知识和能力做了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指出院长在大学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得到校领导的支持和教师的理解。⑥王英杰先生认为，当前社会迫切需要大学提供伦理道德指引，大学校长应承担起伦理领袖和道德楷模的责任。⑦洪成文教授等人研究了耶鲁大学莱文校长的管理思想，认为莱文校长在坚守耶鲁大学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对学校进行了全方位改革、改善大学内部环境、谋求大学可持续发展、承担社会责任、借全球性大学建设之机将国际化实践推向高端等举措和卓越领导能力，能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和提高大学校长领导能力提供良好的借鉴。①卓泽林博士等人以美国私立大学为对象讨论了美国公立大学私营化的外包现象，在肯定外包给美国公立大学带来节省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潜在优势的同时，提出必须坚守社会公益机构的角色。②

(四)现代大学治理与制度建设

一是大学内部结构与组织要素研究。自中世纪以来，大学的社会功能不断变化。今天的大学已经不是单纯的学术组织，而是受社会环境和自身变化的双重影响。大学在履行学术功能的同时，更多地担负起艰巨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③韩梦洁博士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供应者和需求者在高等教育市场上的作用，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内在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机制的影响。④此外，魏署光博士研究了美国院校研究的职能变化⑤,韩萌博士等人总结了世界一流大学联盟化发展的新路径⑥,同时提出“后危机时代”世界一流公立大学的一个重要走向就是对其财政结构进行调整①。陈鹏教授等人分析了中世纪原型大学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知识权力在现代大学制度构建过程中的作用。②

二是高等教育改革与趋势比较研究。王英杰先生主持出版了“京师比较高等教育研究丛书”,丛书运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分别研究了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探讨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建构了比较高等教育的理论框架，分析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诸多现实问题。阚阅教授的《多样与统一——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研究》一书梳理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的历程与现状。③此外，徐辉教授总结了21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势④,张君辉教授比较分析了英、法、日三国高校与政府关系调整⑤,胡成功比较研究了“后大众阶段”美日两国高等教育就学形态及演进态势的不同特点⑥。

三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与逻辑研究。阎光才教授认为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并不存在逻辑、历史与经验上的必然关联，在特定的境遇中相互间甚至存在着悖论。在如今市场主导的环境中，机构层面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这强化了高校内部的行政力量，反而以牺牲个体意义上的学术自主或自由为代价。因此，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已经成为共识的今天，对这种共识及其政策效应持守一种反思立场尤为必要。①程晋宽教授等人分析了高等教育的混合治理模式，认为学术治理、商业治理、公司治理三种模式的混合，拓展了共同治理的概念。②此外，张君辉教授等人研究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术治理特点③,石连海博士分析了行政外推和组织内生两种国外大学章程执行模式④,王海莹博士等人分析了西方大学为适应社会发展而优化组织结构、创新章程、实现自身健康发展的转型过程⑤。

四是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国别研究。饶从满教授等人对日本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针对高中生和大学生开展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高大协同”活动对于促进“高大衔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协同合作共识的建立和协同合作体制机制的构建等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需要解决。⑥高益民教授等人认为1992年废除双元制后，英格兰高等教育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尽管院校自主多元发展起来，但是没有实现明显的功能分化，分化还是分层是英格兰高等教育分类管理中的新矛盾。⑦余承海教授等人分析了20世纪末期以来美国大学共同治理面临的困境⑧,认为美国公立大学治理的政治化在教育公平与民主、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等方面产生了负面的影响①。此外，安双宏教授等人分析了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与问题②,柳友荣教授总结探讨了澳大利亚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特点③,石连海博士选取若干案例研究了美国一流大学内部管理④,金荣学等人比较研究了中美高等教育捐赠税收制度⑤,周继良博士研究了法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变⑥。

五是高等教育问责制与保障体系研究。高等教育问责制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督与反馈，也是院校研究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徐辉教授等人提出，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是公立高校进行自我管理的重要手段，内部问责制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增强了美国公立高等院校的主体责任意识，提升了教育质量与自治程度，而且形成了质量文化。⑦吴雪萍教授等人研究了美国社区学院构建的“自愿问责框架”⑧,蔡国春教授肯定了问责制在应对美国高校外部质量责任、促进院校质量改进中的作用⑨,阚阅教授等人总结了高等教育质量问责的国际经验⑩,杨治平博士等人分析了欧洲各国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建设的举措①,刘晖教授等人从政策、研究与实践三个层面回顾了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行动及其效果②。

六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研究。马健生教授等人的《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国际比较研究》一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澳大利亚等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经验，并从组织机构、教师教育标准、专业评估制度等方面横向比较了各国的异同，提出了构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框架。③吴岩主编的《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新视野》(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在比较研究中探寻各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有效经验，进而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高迎爽的《法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基于政府层面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袁潇的《美国公立高等院校内部问责制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叶信治等的《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保证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等，都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代表性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以及实践举措。

(五)世界一流大学与人才培养研究

一是世界范围内提升大学创新能力与一流大学建设研究。王英杰先生主持了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大学创新力评价研究”,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大学创新力，如何评价大学的创新力，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大学创新，怎样才能提高我国大学的创新力等问题。王英杰先生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但是我国的一流大学尚未为实现这一战略思想做好准备，尚不能培养出具有广阔国际视野，有能力、有胆魄、有担当、有责任的领导人才。①赵中建教授的《创新引领世界——美国创新和竞争力战略》一书论述了科学技术及国家竞争力计划对美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教育对强化国家竞争力的作用。②此外，赵中建教授还分析了“学术科学成为经济引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探讨了近期不断被提及且日益为美国高等院校所接受的“技术商业化”和“研究商业化”概念，更全面、更充分地认识今日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以及政府和高等院校所能发挥的作用。③

二是围绕一流大学建设开展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许明教授主编的《当代国外大学本科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一书对当代国外大学本科的几种教学模式进行了介绍，包括问题式学习、项目本位学习、小组本位学习、探究式学习、研究性学习、混合式学习、服务学习、移动学习等教学模式，并对这些本科教学模式做了分析和展望。④马早明教授著有《周边国家科技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研究》和《港澳台科技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研究》等著作，比较详尽地分析了通识教育的缘起、类型与特征，剖析了代表性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与目标、课程领域与内容、修学方式与制度安排。⑤马早明教授等人认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有理性主义价值取向、进步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和折衷中心价值取向，当前大学通识教育应强调逻辑思维和跨学科整合能力、多维科学时间观和批判能力的培养。①此外，刘海燕博士研究了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②,丁笑炯博士研究了欧洲联合培养项目在项目开发、课程教学和学生管理上的合作模式③。王建梁的《世界著名大学校训》(长春出

版社，2013)、何杨勇的《英国高等教育中的工作本位学习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汪霞等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研究——以美国大学为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吴坚的《中美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等著作也集中讨论了通识教育等人才培养议题。

三是国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徐小洲等人以美国社会创业课程为研究对象，提出我国高校应提高对社会创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探索社会创业教育的发展路径，推动社会创业教育与有关学科专业融合，优化社会创业教育组织与外部支撑体系，通过培养社会创业人才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④王志强博士总结了欧盟创业教育的重点举措，包括构建创业教育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机制、形成各成员国创业教育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增强欧洲大学对创业教育的重视等。⑤施晓光教授总结了印度高校创业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经验和教训⑥,卓泽林以美国六所高校为样本分析了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支持系统①,杜岩岩介绍了俄罗斯工程教育全球战略的目标及实施路径②。

四是创新型与一流人才培养。马健生教授等人的《21世纪世界高水平大学研究生教育：新特点与新趋势》一书以世界高水平大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和案例法对各大学研究生教育在招生制度、培养制度、资助制度和质量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系统且全面的研究。③史秋衡教授等人分析了英、美、法、德四国的一流高教体系的特征，总结了发达国家顶尖人才培养体系的特征。④贺国庆教授回顾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百年变迁，提出要正确认识本科教育在研究型大学中的基础性地位，科学平衡本科教育与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关系。⑤此外，王春春教授基于美国文理学院的案例分析总结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精英本科教育特征⑥,任肠等人基于国外案例总结了创新型人才具有的内在个性特征⑦。代表性著作还包括王志强的《研究型大学与美国国家创新系统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杨思帆的《当代高校与高技术产业的联结研究——印度案例》(科学出版社，2014)、徐辉教授与武学超合著的《世界教育领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与策略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五是博士教育与培养。21世纪，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全面审视博士教育，全球博士教育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共同趋势，博士教育在培养理念、规模结构、招生选拔、培养机构、导师队伍、课程结构国际化水平及质量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更具适应性和活力。①刘宝存教授等人以加州大学博士后工会为例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中博士后工会进行研究，认为美国博士后工会的出现有效改善了博士后人员的薪酬结构、福利待遇、与导师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为他们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学术环境。②高益民教授等人探讨了美国教育博士(Ed.D)培养的“学术化”问题，认为教育博士与教育学哲学博士(Ph.D)在培养模式上趋同的问题比较突出。③此外，王建梁教授等人研究了英国专业博士学位的特征与问题④,胡钦晓教授研究了英国的实践型博士和新制博士学位⑤,赵世奎教授等人比较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美博士教育规模扩张历程⑥,李福华教授等人比较分析了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博士后培养方面的差异⑦。

(六)教育均衡发展与维护教育公平

王璐教授通过梳理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义务教育发展近况，对照各国义务教育办学特色、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评价标准等进行研究，提出我国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可能解决的方法与设想。①乔鹤博士从教育均衡发展的主体——政府、学校、教师等维度出发，审视了世界各国教育均衡发展实践。②申素平教授等人发现美国高校在追求多元化学生群体目标时过度关注少数族裔身份，政策效应累加使少数族裔优势群体学生更具入学竞争优势，产生了“奶油层”。③曹淑江教授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教育发展优先次序相关性，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结构和教育发展优先次序是由经济发展战略决定的。④赵海利教授采用受益归宿分析法(BIA)对57个国家的公共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⑤

石连海博士提出，教育公平不能被简单作为封闭的资源配置性技术体系来看待。综合借鉴政治、经济、法律途径，尤其是目前缺位严重的文化手段来研究教育公平，有助于全面认识教育公平的形成路径。⑥安双宏教授等人研究了印度“女性平等教育计划”,介绍了印度实施该计划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⑦

(七)非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近年来持续开展了非洲教育研究，出版了“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丛书”和“非洲教育译丛”。其中，“非洲高等教育研究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包括南非、埃及、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别的高等教育研究项目，译丛包括《非洲高等教育国际化《撒哈拉非洲国家的教育、贫困和发展《非洲的大学：稳定与复兴的策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教育政策——调整、复兴和扩充》《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与软实力：以教育和培训为例》等。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楼世洲教授等人提出，切实推动我国非洲教育研究的学术发展，必须实现从“局外人”向“参与者”、从经验的“输入者”向“分享者”两个转型。①万秀兰教授以《非洲教育“二·十”行动计划《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等为分析对象，研究了非洲教育区域化发展战略，表现出能力建设主题突出、内部驱动组织多样、外部参与组织强大、阻碍因素特殊等特点。②此外，万秀兰教授等人还分析了喀麦隆在教育管理上的分权制改革③,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学校供餐问题④。

顾明远先生指出，全球治理时代的世界需要中国参加国际教育治理，但是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能力有待提高，比较教育学应该研究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策略和规则，关注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动向，研究它们的观点及其背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世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走向。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比较教育学应该尽快组织力量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配合“一带一路”的建设，比较教育研究者不仅要掌握该国通用的语言，而且还应该了解当地的民风习俗，这样才能对该国的教育改革有较深入的了解。①

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一书。该书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达喀尔行动纲领》和《教育2030行动框架》为参照框架，力求呈现“一带一路”国家教育风貌，并结合不同国家的教育政策及代表性案例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②周谷平教授等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既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产业合作等硬实力，也涉及政策、文化、人才等软实力。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和关键。面对需求与挑战，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应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以“内生”和“外延”为路径，切实担负起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③此外，马早明教授分析了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策略选择④,刘志民教授等人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73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⑤,陈丽等人回顾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⑥。

三、教育理论与思潮比较研究

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在这一时期探讨了民主主义教育、教育研究范式等教育学理论与思潮，同时对公民道德教育、核心素养、终身教育、跨境教育与种族教育也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