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德育理论的同时，结合当时我国的社会背景和学校实际，我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教育学教材，在教育学教材中都要涉及德育原理的内容，开始了德育原理的初步探索。

一、“大教育学”中的德育原理

在“以俄为师”的背景下，我国学者和一些大学教育系教育学研究室(组)编写的教育学教材，都继承了苏联教育学教材的体系。但结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和特定的社会背景，一些教材的某些内容有些差异。例如，在教育性质上，我们特别强化“新民主主义”的性质，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的。但后来的教育学基本上继承了苏联教育学的模式，一般仿效苏联的教材把德育原理部分的内容作为“第三编”,称之为“教育论”或“培养论”。这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德育的意义和任务，德育的原则和方法，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学生意志和性格教育，学生集体主义教育，共青团、少先队和学生会组织等。

二、德育理论的初步探索

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介绍与学习苏联的德育理论之外，国人也根据我国实际，撰写了德育原理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图书馆1980年所编的《教育论文索引》,1949—1956年全国共发表思想政治教育论文1140余篇，爱国主义教育论文209篇，自觉纪律教育论文700余篇，集体主义教育论文540余篇，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论文170余篇，青年人生观、世界观教育论文220余篇。①主要有：徐特立的《论国民公德》(《人民教育》,1950.7);胡易的《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新教育》,1951.3);陈友松的《学习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光明日报》,1951-07-24);中国教育工会上海市委员会新民主主义论研究会的《学校中的政治思想教育》(棠棣出版社，1951);王焕勋的《论新中国的道德教育》(《教师月报》,1951.7—8);教育资料丛刊社的《学校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徐特立的《论爱国主义教育》(群众书店，1951);赵敏政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半月刊》,1954.21-24);章炼烽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55.4),等等。

第一，具体的德育理论探索形成了宽泛的德育概念，使近代以来的德育仅指道德教育被突破。这是因为我国的德育有两个直接来源：一是老解放区的经验，老解放区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主要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突出德育的政治功能；二是苏联经验，国人翻译过来的苏联教育学中的德育原理部分，一般也使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概念，其内涵不仅包括道德教育，还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纪律教育等内容，我国德育概念泛化由此开始。第二，在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上，我们接受《共同纲领》的规定，把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②这种德育目标的确立比较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国情，为后来的“五爱”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确定奠定了基础。结合这一总目标，我国具体细化了各个学段的德育目标，例如，小学的德育目标是“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中学暂行规程(草案)》规定了中学的德育目标，即“发展学生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1953年11月，政务院《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强调，应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和习惯。1954年，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进一步提高中学的德育目标，要求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使其与高等学校的德育目标有一定的衔接性。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小学德育目标比较重视学生的基本公德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明确的公德意识，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为使学生形成革命的人生观、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高等学校的德育目标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第三，在德育模式上，我们在接管旧学校和推行社会主义新德育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基础教育的德育模式，就是面向社会，紧密配合社会政治运动，为政治斗争服务，突出培养“五爱”国民公德的德育实践内容。高等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或社会政治运动，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在社会政治运动中改造师生的思想，这实质上是活动或运动德育模式。第四，在德育方法上，我们学习苏联，把德育方法分为教育手段、教育方法和教育方式三类。教育手段主要包括教学、社会生产劳动、社会工作、游戏、体育运动和课余活动；教育方法主要包括说服、练习、奖励和惩罚；教育方式是教育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说服的方式包括伦理性谈话、报告和演讲、辩论会和读书法。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以保证教育方法的灵活运用。①第五，在德育评价上，我们为了检查学生在德育课堂上学习的效果，配合德育课程广泛使用考试测验法，对学生的道德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情况进行考试评价，比较重视量化的考评。为了保证评价的全面性，我们还要求家长、班主任运用操行评定法，即质性评价方法。特别是结合实践活动这一环节，在德育评价方法中看重实践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种社会政治运动比较多，学生参与社会政治运动比较频繁，这也被看成是一种比较好的德育评价方法。这种通过实践活动评价学生道德品质的方法，比较符合德育规律，侧重于道德行为评价。另外，运用比较多的德育评价方法还有观察法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主要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德育理论，对德育的概念与本质、德育过程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就这些问题，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曾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他在1954年的一次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教育学理论中最薄弱的一环是德育理论，尤其是儿童的知、情、意、行在德育过程中怎样发生，又怎样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②在儿童品德形成的知行关系上，苏联过多强调知识的作用，忽视行为实践对儿童品德的作用；在实施德育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上，主要强**学，忽视德育的其他路径。苏联的这些做法，对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德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三、对资产阶级德育思想的批判

在借鉴老解放区德育经验、学习苏联德育理论的同时，我国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德育思想。对资产阶级德育思想的批判始于人们对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批判，后来波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1954年《人民教育》7月号发表了短评，题目是《注意批判教学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接着杜威和胡适成了批评的焦点。1955年5月，教育领域全面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并在《人民日报》开辟“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专栏，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这一时期的批判文献主要有：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论》(《人民教育》,1950.6);刘付忱的《批判杜威教育思想中的“民主主义”概念》(《新华月报》,1955.4);王越的《批判杜威的人性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1];王焕勋的《胡适教育思想批判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1];陈景磐的《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滕大春的《批判杜威关于道德教育的理论》(《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7.1)。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