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使得中国教育必须摆脱苏联教育模式的束缚，独立探索“中国化”的教育发展之路。这一时期的“中国化”教育改造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探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批判苏联教育学，尤其是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在批判、反思中全面厘清与苏联教育经验的关系；二是在挫折中摸索中国教育及德育的出路，试图走出属于中国自身的教育学和德育理论研究的发展道路。

一、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模式的批判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教育领域开始了对苏联教育学及德育理论体系的批判，矛头集中指向凯洛夫《教育学》及其德育思想。1957年春，曹孚在中央行政学院以“教育学研究中若干问题”为题做学术报告。曹孚认为，我们不能片面地照搬、照抄凯洛夫《教育学》,我们要在方法论方面丰富教育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以避免教育体系的模式化、教条化和孤立化。①1957年，瞿葆奎发文指出，我们应该对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经验保持清醒头脑，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我们必须努力批判和克服”②。因此，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学习和借鉴苏联教育经验，避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瞿葆奎主张以理性的态度来反思和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及德育思想，既要看到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模式的贡献，同时要坚决批判照搬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1958年以后，凯洛夫《教育学》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这一时期德育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探索和改造，不再以苏联的共产主义德育思想体系为模板，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德育实际阐发了学校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任务、原则、过程、方法等，开始独立探索“中国化”的德育理论研究之路。

二、探索德育理论体系的“中国化”道路

伴随着对凯洛夫《教育学》及其所代表的苏联模式的全面反思和批判，我国教育学界随即也展开了构建中国教育学及德育体系的独立探索。1956年，瞿葆奎在《人民教育》上发文指出，我们要避免用苏联教育理论“生搬硬套”中国的教育实践，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采取你引凯洛夫和别洛夫斯基的话，我引崔可夫和斯达西耶娃的话，来证明你或者我早已作出的结论……如果只是想依靠人家的话，那末所作出的结论就必然缺乏说服力，同时也容易把讨论导入简单化”①。1957年，瞿葆奎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一文。该文指出，“过去，我们在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对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理论和经验，与我们本国的情况结合不够，用脑筋不够。也就是说，我们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②。而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不可能建立在这种教条主义基础之上，而必然要与我们“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自主探索教育的中国化道路。德育领域逐渐开展了德育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探索。

许宗实在《人民教育》上发文指出，凯洛夫《教育学》在德育问题上只是一般性地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道德，但是并没有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和阶级斗争，对于中国的德育工作而言，“从整个教育方针上说，我们要求从德、智、体几个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孙陶林发文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克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严重倾向，“建立我国自己的教育学，编写我们自己的教育学教材”④。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德育教材的编写工作。这一时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编的《教育学讲义》(1957)、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教育学讲义初稿》(1959)、南京师范学院《教育学》编写组编订的《教育学》(1959)等，都在批判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德育模式的基础上，对教材中的德育部分进行了“中国化”的探索和改造，核心的改造是不再以苏联共产主义德育思想体系为模板，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我国教育以及德育的实际问题展开学科知识体系的中国化探索，展现了当时学者的德育理论成果和智慧结晶。此外，众多学者纷纷发文探索中国德育的发展道路，黄济的《对的意见》(《读书》,1958年11期)、卢达君的《当前学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任务》《人民教育》,1959年第12期)、孟豫的《谈谈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教学问题》(《江苏教育》,1962年第22期)等论文，展现出了中国学者探索“中国化”道路的努力。这些研究成果试图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德育发展之路。这次“中国化”探索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及社会背景，是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我国德育领域摆脱苏联模式的一次尝试。

总的来说，中国德育理论的这次“中国化”探索，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是在比较被动的背景下(中苏关系解体)展开的一次探索，是摆脱凯洛夫《教育学》及苏联教育模式的一次尝试，因而其独立性是比较弱的。1966—1976年，德育论研究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