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会议明确提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要吸收最早解放地区的教育经验以及旧教育的一些经验，同时重点要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以实现对中国教育的全面“苏联化”的改造。这一阶段的教育学研究，正如郑金洲和瞿葆奎所言，“一改以往‘仿美’的面貌，它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呈现出了新气象”①。这种新气象在德育理论研究中的体现，就是开始走向了“一边倒”,在模仿乃至于照搬苏联德育经验的过程中探索中国德育建设之路。这种全面“苏联化”的路向，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开始全面模仿和照搬苏联经验，嫁接苏联德育理论以及德育实践模式，以满足新中国德育工作破旧立新的迫切需要。学者全身心投入苏联教育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苏联共产主义德育思想的宣传工作中。195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率先出版了苏联学者叶西波夫和龚察罗夫的德育著作《苏联的新道德教育》。全书共分为八章，分章节介绍了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列宁、斯大林论苏维埃道德教育等，阐明苏联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及方向。1950年，王雁冰撰文，认为该书“是我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针下，尤其在培养共同纲领里面所规定的新国民道德时，最有用的一本书”②。1950年，凯洛夫的《教育学》出版发行，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学者争相模仿和学习的榜样。凯洛夫《教育学》有专门论述道德教育的章节，第八章“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原理”、第九章“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方法”,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分别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苏维埃爱国主义与民族自豪感的教育、劳动教育等内容，对苏维埃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做了详细介绍。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冈察洛夫的《教育学原理初译稿》。该书第八章专门讨论了道德教育的原理；奥戈罗德尼科夫的《教育学》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分别讨论了苏维埃的德育原理、德育方法以及爱国主义教育。

另一方面，在学习和模仿苏联德育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德育研究成果。比如，熊承涤的《介绍两本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书》《人民教育》,1954年第10期)、何之的《加强对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江苏教育》、1955年第4期)、杨成的《集中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5年第6期)、章炼峰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第4期)等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苏联德育工作的经验，倡导学习和借鉴苏联模式。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还于1957年以凯洛夫《教育学》为摹本组织编写了一本《教育学讲义》①,其中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集中阐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劳动教育、纪律教育等内容，基本上照搬了凯洛夫《教育学》中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观点。这本讲义是这一时期中国德育理论发展的一个缩影，即在全面学习和模仿苏联教育学模式的基础上，以苏联共产主义政治思想为指导，基本上照搬苏联德育理论及经验，从而在不知不觉间对中国德育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苏联化”的改造。

在学习和模仿苏联经验的同时，这一时期展开了对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及美国教育模式的批判，以拒绝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教育思想，从而进一步表明了学习苏联的决心和意志。